1965年秋，楊尚昆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謂“反黨集團”成員。“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監禁達12年之久。在此期間，我作爲他的祕書，曾跟隨他在廣東、山西工作過一段時間，親身瞭解到，在逆境中，他雖然對許多問題也想不通，但態度很坦然，關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黨的事業！

楊尚昆辦公室的結束

根據毛澤東每個幹部至少要參加一到兩次“四清”的要求，1965年秋，我參加中南海“後樓”（“後樓”，是中辦直屬各組的習慣簡稱，因爲都在居仁堂後樓辦公而得名——筆者注）的一個工作組，到天津公私合營中天電機廠參加城市“四清”。

11月中旬的一天，突接北京電話，說有要事讓我立即回京。次日，我回到辦公室才知道，楊尚昆已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改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他希望我隨他去廣東工作一段時間。

楊尚昆雖然已經免職，但總還有些要處理的事項，我回到北京以後一邊值班、處理日常事務，一邊清理文件，也很緊張。當時新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江西蹲點搞“四清”，並不來接班，副主任曾三、鄧典桃、龔子榮也在下面蹲點，只有李質忠副主任一人應付日常工作。我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全部完成清理工作。主要是文件，大體可分三類：一類是沒有保存價值的登記銷燬；一類是需要清退的退還原單位；最重要的一類是屬於辦公室的檔案，我把它立卷作爲一個小全宗送交中央檔案館，由翟毓才（他原系中辦機要室檔案科的同志，當時在中央檔案館工作）簽收。此外，還向李質忠移交了多年來由我保管的中央的印鑑。中央印鑑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辦公廳”共四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辦公廳”兩枚印章使用最多，前者用於同外國兄弟黨之間的往來信函，後者用於國內事務。“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兩枚印章從未使用過。

12月10日晚10時14分，我隨楊尚昆乘15次加掛的一節公務車離京去廣州。在離京前楊尚昆已經向中辦的同志打招呼不要去車站爲他送行。因此，那天除了他的家屬和屬於工作性質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喬明甫二人外，只有中辦“後樓”的個別工作人員自發去了車站，站臺上冷冷清清。但是當時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一職並未撤銷，地方同志對“調動工作”的內情不知就裏，因此近半年的時間裏無論在湖南、廣東、上海和江西，所到之處都有當地的主要負責同志熱情接待，親切交談一如既往。

在去廣州的車上有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劉志漢等三人同行，劉志漢（白族），雲南易門縣人，很健談，一路有說有笑並不寂寞。次日晚到達長沙，因前方發生事故，湖南省委書記李瑞山把楊尚昆接到省委招待所（九所）休息，當晚和正在那裏的王震、張經武、劉春等人見面親切交談並共進“宵夜”。次日，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從他蹲點的瀏陽趕回長沙和楊尚昆見面並宴請。13日到達廣州，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親自接站並一直護送到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小島4號樓。楊尚昆到廣州五天後（18日）即下去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中楊尚昆除和省委各同志見面外，趙紫陽三次來談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16日從上海蔘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歸來後兩次來看望並向他傳達了上海會議和羅瑞卿被整的情況。此外，楊尚昆在廣州期間先後會見了葉劍英、董必武、陳毅、賀龍、聶榮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賽福鼎和張治中等同志。

楊尚昆在廣東

楊尚昆雖然對突然被免職心情忐忑不安，但是他確實想在廣東踏踏實實做點工作。1966年元旦，別人歡度新年，楊尚昆不顧感冒初愈，假日也不休息，凌晨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北京鐘聲”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兩個元旦社論，當晚還用了兩個小時聽取地方同志關於海南發展橡膠情況的彙報。特別是這一天接到了任弼時夫人陳琮英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來信。信中說：“楊主任：多少年來，您一直是關心我們的，弼時同志在世時您就很關心我們，弼時同志去世後，您更是無微不至地關心我和孩子們的一切，我們一家真不知怎樣來感謝您，我只有教育孩子們好好學習，多爲黨和人民做些工作，以此來感謝黨的關懷，不辜負您對我們的關心。”這封信讓遠離親人、孤身一人在外的楊尚昆倍感溫暖。

1966年1月4日至10日，楊尚昆在湛江地區考察，着重瞭解“四清”情況，認真聽取湛江地委書記羅道讓、南海艦隊政委王政柱（當時在海康縣參加“四清”）的彙報。楊尚昆在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三點半到六點半由王政柱同志彙報他們在海康縣蹲點的情況，據他所說，海康縣人口56萬，大部出產紅薯，羣衆每日三餐稀飯，主要是紅薯絲，大米僅少量，衛生、文化條件都很差，生活極苦”。他感慨海康的農民比陝西長安的農民更苦。

因病痛加劇，經中央同意，2月7日楊尚昆去上海住入華東醫院，後經中央批准休息三個月。在此期間，楊尚昆先後會見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李宇超、梁國斌、王少庸，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裴孟飛以及來上海蔘加華東局會議的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劉俊秀、黃知真等同志，其間還聽取了蘇州地委書記王敬先關於蘇州地區“四清”情況的彙報。4月下旬，他得知廣東省委擬於5月中旬召開三級幹部會，爲了參加會議瞭解情況、熟悉幹部，提前結束休假，於4月20日離開上海，經江西去他嚮往已久的井岡山並回到闊別32年的瑞金，後於5月5日回到廣州，改住小島10樓，但是省委向他轉告陶鑄的意見“尚昆同志不必參加地、縣委書記會議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22日，陶鑄、趙紫陽來到小島10樓向楊尚昆傳達中央關於撤銷他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職務，改任肇慶地委書記的決定，楊尚昆比較坦然。陶鑄、趙紫陽走後，他平靜地對我們說“我犯了錯誤”，表示“一切相信組織，一切相信中央，願意接受審查”。至於工作，他說“做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可以，只是不當一把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陶鑄、趙紫陽同志來看我，並談到要我去高要地委（即肇慶地委——筆者注）工作，我當即表同意”。

次日（5月23日），肇慶地委書記由廣東省委常務書記區夢覺陪同看望楊尚昆，表示歡迎他去肇慶工作，並請他到肇慶後先在七星巖（肇慶著名風景區）休息幾天。隨後，楊尚昆對我說“你回到北京後也會讓你揭發我的問題，你認爲有什麼問題，照實說”。他還預見到“小平同志也可能要受批判”。後來中央同意他回北方的請求，任命他爲山西臨汾地委書記。

楊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廣東省委祕書長馬甫和廣東省人民醫院醫生吳雲章護送，楊尚昆乘16次特快加掛的一節公務車去山西，6月1日晨到達石家莊，2日凌晨改乘87次車7時許到達太原。山西省委書記、副省長武光湯，省委副祕書長歐陽景榮出面接待並宴請。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從北京回到太原，傳達他在北京時周恩來、鄧小平、李雪峯同他談話的情況，決定楊尚昆暫時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當晚，楊尚昆由臨時下榻的迎澤賓館移居柳巷太原飯店西樓。在太原，山西省委給楊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

楊尚昆急於下去工作，幾次要求立即去臨汾，但都被婉言拒絕。只在6月23日，省農辦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飯店向楊尚昆彙報山西的農業情況。

在逆境中，楊尚昆沒有忘記7月1日是黨成立45週年，更沒有忘記工作。這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在這個偉大的紀念日子……只等衛恆同志回來（當時衛恆又去了北京——筆者注），便決心去晉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楊尚昆去晉祠散步，突接電話說“衛恆要來談話，下午不要離開太原飯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時許太原飯店院內突然軍警林立，氣氛緊張，楊尚昆被轉移到一個祕密地方開始“隔離審查”。

開始還很客氣，配有炊事員、服務員，生活條件尚可，無非是責令他交代“問題”。這期間，他很平靜，用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份長達三萬餘字的《自傳》。《自傳》中寫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時間內，對於主席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積極擁護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貫擁護的。沒有在任何場所發表過反對三面紅旗和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的意見，也沒有參加過任何人的陰謀反黨活動。”“有許多關於我的錯誤的具體事實，我還弄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還沒有想通。”

回憶楊尚昆被隔離審查的那天，13時許，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車聲驚醒，此時太原飯店院內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楊尚昆不知去向。歐陽景榮跑到我的屋裏，同我和警衛員趙宇田談話，無非是楊尚昆犯了錯誤，你們要和他劃清界限，等等。隨即有一個人來到我的房子仔細檢查我的行李，當場扣留了我的兩本工作日記和幾個中央辦公廳卷宗，用複寫紙開了一個《扣留蘇維民同志物品清單》，一式兩份，雙方簽了名。之後，歐陽景榮等人走了，又來了兩個人，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地方，和我們形影不離。次日，那兩個人押解我和趙宇田回北京，四個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是一個軟臥包廂，我們很知趣，一進包廂二話不說爬到上鋪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辦機要室的鄒常縉接站，先到華北飯店（今金臺飯店）喫了早餐，又把我們送到中辦學習班二支部（機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里，安置了趙宇田的住處後，我說我的家就在這裏，他們只好讓我回家。

在太原時間不長，但很不尋常。從楊尚昆能否與家人通信問題和趙宇田的工作問題兩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辦公廳也是一片混亂。

一是關於楊尚昆和家人通信問題。6月4日歐陽景榮來看楊尚昆，帶來一個汪東興辦公室的電話記錄，說李伯釗已搬出中南海，家中尚未安裝電話，如果打電話可以通過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轉。又說關於趙宇田，中央警衛團已通知山西省軍區政治部給他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了。當晚，楊尚昆給李伯釗打電話，是李伯釗的服務員小白接的，說他們都很忙，要很晚、很晚才能回來。以後再打這個“公用電話”就根本打不通了。很清楚，所謂“公用電話”是在演戲，實際上不允許他們通話但又羞羞答答不明說。

二是關於趙宇田的工作問題，6月6日，趙宇田按照電話通知去山西省軍區報到，軍區說立即脫軍裝轉業。三天後，9日，歐陽景榮又告，趙宇田可以不脫軍裝，準備把他的關係轉到山東省軍區分配工作。18日，收到中央警衛團給“趙辛田”的一封信。估計“趙辛田”是“趙宇田”之誤。拆封後果然是給趙宇田的，信中說：“你的關係已轉到山西軍區，一切由山西軍區處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可以給你寄去。”信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的，既不使用公用信箋，也未加蓋公章，到底算不算公函？信中的話算不算數？半個月內，一變再變，前後矛盾。最後，一沒有讓趙留在山西，二沒有讓他去山東，而是把他押回北京。

楊尚昆回北京

1966年12月25日，楊尚昆從太原被押解回北京。他在這一天的日記裏寫道“七時一刻起飛，九時十分到西郊機場。住在此地，屋小，甚冷，整夜未睡，又是一個新環境，應努力適應纔是”。次日，他在日記中不忘“今天是主席的生日，祝他萬壽無疆！”

三天後，楊尚昆就被拉去參加“控訴大會”，從此開始了無休止的、殘酷的批鬥。他在12月28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參加控訴大會，非常的會啊！全身汗透幾次，回來又未換衣服，因累就睡了……果然感冒了，發燒到38℃以上。”但是他更關心的不是自己，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全身疼，躺着未做事。今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主席手書的滿江紅詞。”1967年元旦這一天他記載“病未好，還有些溫度，全身疼甚！在廣播上聽了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下午報來又讀了兩遍”。從這時起直到1975年被解除監禁，他除被批鬥和被迫交代“問題”外，就是讀書，反覆研讀毛澤東和馬列著作，充分顯示這位老革命家身處逆境意志彌堅。他關注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黨的事業！

1967年初，有一次楊尚昆被拉到中直禮堂批鬥，當造反派質問他爲什麼“竊聽毛主席講話”時，他從容、鎮靜、理直氣壯地高聲回答“沒有！”全場爲之一振，批鬥會草草收場。

1975年3月，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爲好”的指示，決定釋放全部在押戰犯，並決定對被關押審查的幹部全部解除監禁。楊尚昆也被解除了近9年的“監護”，由中共山西臨汾地委組織部派人來京接他去臨汾定居，和家人團聚，從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

1978年秋，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他的關懷下，楊尚昆回到北京，住入協和醫院做全面的身體檢查。

楊尚昆平反

1978年11月2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央專案組作出《關於楊尚昆同志的審查結論》。《結論》除承認“楊尚昆同志沒有同任何人結過反黨集團，也從未搞過任何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黨外公佈的‘反黨野心家’系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外，對子虛烏有的所謂“祕密錄音”問題仍然肯定爲“犯了嚴重的錯誤”；對同蘇籍華人來往中送給對方一些公開發行的刊物和宣傳品如《中國青年》雜誌和《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楊尚昆爲了爭取儘快出來工作，對這份留了尾巴的《審查結論》還是違心地簽了字。

楊尚昆在《審查結論》簽字的第二天，1978年11月25日，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在爲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楊尚昆同志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經過複查，過去把他定爲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復楊尚昆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分配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楊尚昆被任命爲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分別於1979年2月17日、6月8日和1980年5月20日下達中共中央文件爲彭真、陸定一和羅瑞卿正式平反。而楊尚昆因留下了一個在錄音問題上犯有錯誤的尾巴，平反問題被迫拖了一段時間。經過認真的複查，1980年10月23日以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印發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的《關於爲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辦公廳幹部受到迫害，僅立案審查現已平反的就有238人。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地審查並糾正了對楊尚昆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但有些問題尚未徹底澄清。三中全會以後，對“文化大革命”中給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種罪名，進行了認真的複查，事實證明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及汪東興同志強加給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謂“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

從1965年10月楊尚昆被通知調動工作到1980年10月得到完全、徹底的平反，整整15年！

歷史是公正的。被顛倒了的是非終究會再顛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