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在上海，1947年就读南洋模范中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往北京劳动大学进修。1950年毕业时正好中南海急需人才，他进到了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开始了见习秘书的工作。

据说1962年底，他从主席的阅读书目中得知主席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自己便找到一些来读，其中就包括《李秀成自述》。1963年写成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的军队逮捕后写下的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则认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之后戚本禹就被派往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去了，这使得他在最初一个月对文章引发的争论一无所知。等他回来才知道，经过《北京晚报》等一些报刊对文章的介绍，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早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博物馆把李秀成的画像一度摘了又挂上；中学教师纷纷表示太平天国涉及李秀成的部分不知道该怎样来讲；中宣部部长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逆转形势的是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江青告诉戚本禹，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了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主席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戚本禹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6年5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室主任、甚至一度代替了田家英的角色。

左二是戚本禹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文革”期间，“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从最早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身份，跃身成为中央首长，青云直上。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向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代表、各地造反派发表有大约120余次的讲话，成为“文革”中的急先锋。

戚本禹经常抛头露脸传达指示，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胀起来。戚本禹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曾暗示、鼓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并指使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

右一是戚本禹

不过他犹如流星划过天际，在人生盛年达到权力高峰，然后又疾速坠落。戚本禹最终没有逃脱囚徒的厄运。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类似于被人遗忘。以史学家眼光看，戚本禹的结局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冲锋陷阵的人，也就会成为最早的牺牲者。

1978年1月被中共中央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期间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曾引起一阵风波（因疏漏在版权页署上了他的名字）。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据与戚本禹相处十多年的同事回忆、评价（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