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利劍：英國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

作者：[美]巴巴拉·塔奇曼

譯者：何衛寧

出版社：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巴巴拉·塔奇曼

1917年，英國人在與土耳其人作戰時，發現面對的是大英帝國曆史上最棘手的領土。英國可以直接奪取巴勒斯坦，不必顧忌誰是其古代宗主，但英國人沒有這樣做。就在艾倫比進入耶路撒冷之前，英國人發表了《貝爾福宣言》，這個宣言表達了一種怪異的態度——猶太人可以自由地回到那片土地定居。作爲征服者對一個沒有國土的民族的自願承諾，這份宣言創造了一種新型保護國關係。後來，雖然這份宣言被髮起人所摒棄，但它卻導致一個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件——一個喪失主權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國家又重現了。

巴勒斯坦這片聖土，是西方猶太—基督教文明的發源地，其歷史之複雜使得其絕不能像英國管理其他征服地一樣以一種“心不在焉”的態度進行征服。歷史上，這片土地是衆多民族的戰場——希伯來人和亞述人，希臘人和波斯人，羅馬人和敘利亞人，撒拉遜人和法蘭克人，土耳其人和歐洲人。人類爲巴勒斯坦流的血，比爲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

顯然，巴勒斯坦註定是大英帝國的囊中之物。然而，爲什麼英國要在即將得手的時候加上《貝爾福宣言》呢?用帝國思維難以解釋這一點。遠在不列顛成爲帝國之前，甚至於在成爲海上強國之前，不列顛人對巴勒斯坦就形成了一種依戀，形成這種依戀的原因，是精神的、感情的、倫理的、宗教的，或統稱爲文化的。在這些文化因素中，英譯《聖經》及其對未來的預言是最重要的因素。《聖經》是一本史書，記述了希伯來人的歷史和被希伯來人排斥的先知的歷史，但按照托馬斯·赫胥黎的形容，《聖經》被英國人採納並當作“英國人的史詩”。此後，可以說英格蘭的一隻腳就踏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了。另一隻腳，因帝國的需要，也必須踏上來。1830年，爆發了“東方危機”，英國的這種需要變得很明顯。到了1917年，這種需要又被一位作家總結爲“蘇伊士運河兩岸軍事形勢的迫切邏輯”。

本書試着回溯上述兩個動機的本源和發展歷程。這兩個動機，一個是文化的，另一個是帝國的;一個是精神的，另一個是物質的。簡言之，就是回溯《聖經》和“利劍”是如何使英國最終實現對巴勒斯坦託管的。帝國方面的動機是很容易便能加以追蹤的，因爲它是基於地理、時間、戰役、協約及權力政治方面的客觀事實。另一個動機的基礎比較鬆散：神話、傳說、傳統和理念。儘管如此，這些方面的線索在歷史的脈絡中、在驅動政府和國家行爲方面同樣重要。

如果不是爲了遵循時間次序，這本書本來可以採取倒敘的方式，就像一本偵探小說那樣，從結局說起，然後追蹤至犯罪的原始動機。這種倒敘的寫法不會使讀者誤認爲本書前面幾章談到的情況必然導致本書的結局，實際上這些情況確實不代表某種必然性。當時許多國家與英國一樣同巴勒斯坦保持着類似的關係。法國在十字軍東征中發揮了比英格蘭更大的作用。德國進行的宗教改革和《舊約》教化同樣深刻。荷蘭與黎凡特的貿易量更大，並先於英國爲猶太人提供庇護。把英國曆史上與巴勒斯坦相關的各種事件、矛盾和影響收集在一起加以描述，目的不是爲了說明它們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是想說明它們都在“社會的記憶”中發揮着各自的作用，最終才導致英國對以色列人復國的支持。

在1830年前，這個最終結果並不是必然的。沙夫茨伯裏伯爵(Lord Shaftesbury)的冒進，標誌着邁向這一結果的邏輯進程的開始。到了1874年至1878年間，迪斯累裏(Disraeli)獲取了蘇伊士運河和塞浦路斯，這可能使武力征服巴勒斯坦變成必然。此後，再無回頭的可能。

1918年，艾倫比將軍進入耶路撒冷，實現了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未竟事業。但這次勝利並不意味着以色列的復國得以實現。如果沒有理查的嘗試——如果基督教沒有提供對這片聖土的依戀之情的話——艾倫比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一件事，既奇怪，又諷刺——猶太人收復家園，部分是依靠他們送給非猶太人的宗教所採取的軍事行動。

在我們這個時代，貝文盡全力想取消《貝爾福宣言》，這是歷史上無法塗抹掉的悲劇。考慮到猶太人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夙願，他們也許能把賀瑞斯·普倫基特爵士莊嚴地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說的一句話用在以色列身上：“這是一件英國人想牢記，但愛爾蘭人想忘卻的事。”

歷史上，巴勒斯坦的佔領者總是遇到災難，猶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緣政治打敗了所有的佔領者。如今，這片土地最初的佔領者又回來了，也許上述詛咒就要失靈了，或許這塊歷史上最有名氣的土地終於該有和平了。

責編：高恆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