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说：“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

“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家，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曾受命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后来因为反对纳粹暴行而与之决裂，但是接受校长一职的行为，仍然为人垢病。学术与政治之无法相容，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台湾哲学家傅佩荣在《哲学与人生》一书中介绍海德格尔的一段文字。

和很多人一样，傅佩荣是有些为海德格尔抱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行为，对西方二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难以释怀的重大事件和焦点话题。《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一书，就是试图揭示这一行为并非接受校长任命那么简单。

该书作者法国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认为将海德格尔1933年的加入归因于一时失足，归因于警惕之心突然丧失，或者归因于尚未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充分脱离出来的一种思想的压制，都是说不通的。形而上学至少是康德和尼采所承认的那种无法根除的冲动的形式下的形而上学，仍处于思想本身最隐秘的核心之处。“思想”——如果有“思想”的话，从来都不能说“脱离”了形而上学，也就是这一点总是预先将海德格尔卷进来，不管他在此间是多么小心谨慎（或是多么清醒）。此外，纳粹是以反犹太主义为原则的，不管赞同与否，反犹太主义已不是某种思想的畸形附属物。拥护纳粹主义，哪怕是短暂地甚而是矜持地拥护，就必然拥护一种种族主义。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反犹太并非出于不自觉。拉巴特就通过资料在书中还原了海德格尔当初的部分表现。

1933年海德格尔向大学当局递交了一个关于鲍姆盖腾的报告，该报告直接导致这名大学教师被除名。报告写道：“从思想态度上看，鲍姆盖腾博士极有可能来自一个以马克斯·韦伯为中心的海德堡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圈子。在校期间，称他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称他为国家社会主义者……鲍姆盖腾落足我处之后，与一位叫弗兰克尔的犹太人过从甚密，此人从前在哥廷根工作，后被我们这里辞退。由此推断，我认为鲍姆盖腾曾在哥廷根逗留过，这可以解释他现在与那边的交际来往。眼下我认为他不能加入冲锋队和教师队伍。”

海德格尔还对其学生马克斯·穆勒写过类似的报告。战后，有人问海德格尔，为什么他认为有必要向当局指出马克斯·穆勒“不支持现行制度”，海德格尔若非无比天真、那就是老奸巨猾地答道：“因为这是真的。”

而且在拉巴特看来，战后海德格尔的沉默——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沉默，更不可原谅。

不过，拉巴特并没有纠结于海德格尔行为的细枝末节，“在这方面，细枝末节就于事无补了，尽管存在着一些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资料和证据”，而是从海德格尔的思想上去寻求问题的根源，以在我看来较为理性思辨的态度，诠释海德格尔的“错误行径”与其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及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的复杂关系。不兴师问罪，而是在学理上做深入的探究。

拉巴特自称是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或冲击之后才步入哲学的，当他得知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像许多人一样，再也未能从这件事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不过，他并没有为尊者讳，或理想幻灭。“无论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曾经有着（并一直保持着）怎样的崇敬，我也永远不能在政治上，或在比政治更大的范围内，容忍他的这种加入。”

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对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研究，《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就是其关于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如何受益于一个人的思想而又不至于被其吞噬？拉巴特以此书做出了典范。此书实际上是拉巴特博士学位的论文，不过拉巴特1987年携此作参加答辩时已年近五十，此时他已著译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