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很多红色主题的影视题材中，以及历史（党史）中，都曾提及了这么一个领导机构，曾经是中共在白区领导系统中占有重要一席的‘长江局’。初一看一听，这个机构似乎在历史（党史）中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期，然实际上，很少人去分清，这个‘长江局’并不是一贯而之、连续存在的一个中央级党政指挥机构，其实不然。在1927年9月、1930年8月与1937年8月，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曾三次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领导长江沿岸各省的红色斗争、以后在抗争初期担负领导国统区内统一战线和其他所有的党政工作。这三次存在时间都不长，因领导隐蔽斗争的实际需要，都撤销了。

汉口珞珈山街12号，第一个长江局旧址

第一个长江局。1927年7月5日，国民党武汉政府步南京蒋介石政府后尘，叛变革命后，开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支持革命的民众。在汪精卫“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血腥政策下，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中共紧急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形成了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的决定。

八七会议旧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5--139号

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由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并决定恢复、整顿和重建因国民党镇压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构。除“八七”会议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局与南方局外，又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加强因中央迁往上海后，长江流域各省与中央的联系与党的绝对领导。规定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并指出“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构，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的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领导。

1927年10月2日，由“八七”会议新选举出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代表中央在汉口主持长江局成立会议。李维汉在回忆中这样记述：“出席会议的有我、罗亦农、王一飞、任旭4人。会议决定罗亦农为长江局主任（书记）兼所辖各省军事特派员，易礼容为秘书长。会议还讨论了湘、鄂、皖、豫、赣各省的工作。” 决定并选出的长江局委员还有陈乔年、任旭、马骏三（另有材料说马为秘书长）、刘昌群（兼任共青团长江局书记）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运著名领导者，易礼容。1927年底因失去联系脱党

​当时，正是党史称之为‘革命低潮期’，各地前来汉口寻找中共中央的党员很多。长江局因此设立好几个联络站，设法接待这些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各地的工作。对于那些因组织遭到破坏或因暴动失败而潜来武汉的同志，长江局则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如，贺锦斋等人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经上海来到汉口。罗亦农闻讯后，即设法找到他们，并安排他们去荆州地区，后来他们在湖北监利县建立起一支红色武装。

贺锦斋烈士

贺锦斋，湖南桑植人。

1901年生，是贺龙的堂弟，是湘鄂边革命武装创建人。

1919年参加贺龙部队，曾任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团、旅长，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

1921赴长沙投考湖南军校。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经上海至汉口寻找中共党组织。

1927年冬，回湘潭、监利、石首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并加入中共。

1928年3月，湘西，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委员。

1928年9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罗亦农画像，诗

1927年10月19日，长江局初成立，工作刚刚开展之际，国民党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与南京方面的李宗仁（蒋介石已于8月13日下野）之间爆发了宁汉战争。

1927年10月23日与26日，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常委先后开会，讨论唐生智溃退后党的策略，“一致认定唐生智的崩溃很迅速地就要到来，整个湖北有局部骚动，达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日）《中央政治通讯》第20期）主张趁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会后并开始了准备工作。

而此稍前，长江局曾遵照中央指示，派人去各地巡视工作，罗亦农、易礼容去了湖南。

1927年10月28日，罗亦农回到武汉。罗亦农回武汉后，当天就主持召开长江局会议，他指出：“难道我离开十几天，武汉的形势就发展到了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程度了？”（《答辩书》罗亦农）

1927年10月29日，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最近政治决议案》，并发给所属各省委。具体布置加紧宣传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吸收大批工农分子入党的三项任务。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的时期”，否决了武汉暴动计划。但共青团湖北省委、长江局委的一些人，却不顾罗亦农的严厉批评，坚持要举行暴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在他们的压力下，为“避机会主义之嫌”，决定在11月13日上午举行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下午举行暴动。

1927年10月30日，在罗亦农及广大党员的反对下，湖北省委常委在重新讨论了形势后，才决定一致接受长江局的正确意见，停止暴动。长江局又向所属各省委发出第二次通知，要求各地加紧贯彻《政治决议案》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就在第一个长江局撤销后不久，此事仍在发酵。

1927年12月3日，去上海出席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的长江局与湖北省团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却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及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在这一事件中犯了“畏缩不前，临阵脱逃”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追究与查办罗亦农等同志。

1927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以苏兆征、郭亮、贺昌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汉查办。而特委会仅听取团长江局与湖北团省委的一面之词，就武断地认为罗亦农及湖北省委常委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停止了他们的职权与工作，并错误地提出“打倒湖北党内机会主义”的口号。

苏兆征，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在上海病逝

1927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听取罗亦农等同志的汇报后确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暴动，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一次长江局的撤销，并非是由于湖北党内因武汉暴动争论的原因，而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先后失败后，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究今后的工作。

1927年11月8、9两日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常委以外，还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重要省委（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广东、湖南、湖北）与中央分局的代表，长江局罗亦农、陈乔年、任旭（兼代湖北省委书记）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第三项议题，即党的组织问题，改变中央组织机构，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并补选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组织局成立后，便取消了南方局、北方局和长江局。

就这样，第一次成立的长江局，仅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工作还未来得及展开，便因中央组织机构的变动而撤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