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瓦·伍努科夫）1973年9月，經傳奇外交家與漢學家賈丕才（米哈伊爾·斯捷帕諾維奇·卡皮查）簽署的畢業實習推薦，我來到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工作，並參與了蘇中邊界談判事宜。第一遠東司以擁有高水平的專家隊伍而享有盛名，包括司長本人“米哈斯捷”（賈丕才）、基列耶夫、杜布羅夫斯基、巴斯瑪諾夫（詩人和中國唐詩的翻譯者）以及羅高壽。我與羅高壽的友誼持續了近40年，直到他於2012年4月去世。從他們中的每個人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蘇中邊界談判是根據兩國總理柯西金和周恩來於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機場達成的協議而恢復的，談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爲兩國間溝通的唯一渠道。當時蘇中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蘇聯政府代表團分成兩個工作組：莫斯科組（由第一遠東司邊界談判部門和代表團團長祕書處組成，團長開始爲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後來是伊利切夫），以及北京組，由常駐北京的代表團副團長、其他代表團成員和專家、技術人員、廚師等組成。很顯然，談判將持續很久，所以蘇聯方面決定一定要保障北京組的財務支出，不按天數計算，而是參照使館工作人員的薪資標準發放。

在莫斯科的幾個月，我努力領會談判課題，學習1964年第一階段談判成果，研究1969年兩國總理會晤後中方立場的特徵。我與代表團團長伊利切夫進行了頻繁的溝通，定於1974年的下一輪談判和我第一次訪問“我所研究的國家”的時刻即將到來。1974年6月，我乘坐伊爾-18專機與代表團成員一起從莫斯科飛抵中國，抵達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適應和調整的時間幾乎沒有，我們就投入到了談判和繁雜的日常工作中。我被任命爲代表團的副祕書長，參與了翻譯團隊的工作。代表團的聯絡工作是最緊要的，所有的官方消息和刊載在專門期刊上的代表團與相關機構的提案都是通過這條渠道運作。正是在那時我開始與我的中國同行周曉沛建立了私人關係，並在之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特別想說的是，在當時蘇中關係相當緊張的時期，我們在私下交往中從來都沒有過猜忌，而是彼此信任。這點對於開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我這個年輕的學者來說，參與這場把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專家會聚一堂的重要談判，無疑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更何況談判桌對面坐着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高級外交專家：喬冠華、韓念龍、餘湛等。談判工作日夜緊張地進行着。團長的講話稿通常有二三十頁或是更多，而且每一頁的語言都相當精煉。因此，我們翻譯人員一般要到凌晨才能拿到稿子。那時，中國的談判者對我們寸步不讓。

正如前面說過的，這條談判通道對於中蘇兩國是唯一的，所以蘇方使用這條通道不僅限於邊界問題談判，還用於更爲嚴肅的目的：試圖給惡化中的兩國關係樹立起某種法律框架，特別是在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經名存實亡的時候。因此，在邊界問題談判中，我方代表團以蘇聯領導人的名義正式提出簽署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協議，以防止兩國使用包括常規武器、導彈、核武器在內的任何武器進行相互攻擊。中方也建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

1996年，伍努科夫（中）等俄羅斯朋友到中國駐俄大使館做客。（資料圖片）

銘記1976年重要歷史片段

除了代表團的事務，我在每一次談判過程中還承擔着代表團團長、副部長伊利切夫的助手職責。在祕書處主任梁多夫的指揮下完成的各項工作，使我學到了很多有益的東西。“頭兒”（伊利切夫）不僅是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政治活動家（1961至1965年他擔任負責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1976年，在使館紅房子舉辦了慶祝他70歲生日的內部活動。會上伊利切夫的一句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他說，鑑於當時與偉大的鄰邦中國的關係處於特殊歷史時期，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不會達成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協議。但是，他加重語氣說：“我們在邊界談判中的主要任務是，不要貽害我們的後人。”伊利切夫預言的30年後，我們目睹了兩個偉大鄰國在邊界問題上長達40年糾葛的最終解決。

接下來，許多困難的事情需要面對，如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的問題，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三大障礙”問題，中蘇國內形勢變化，採取“小步走”策略問題，兩國關係解凍問題，特別是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在1989年5月的歷史性會晤。以下的一些歷史片斷我將永遠銘記。

1976年命中註定是要發生里程碑式的劃時代事件。我清楚地記着幾個日期：1月，“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我曾有幸在1974年10月的國慶招待會上與他握過手）；4月，（清明節期間）爆發了全國大哀悼，當時我親眼看到幾十萬民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1976年夏天，中國傳奇式元帥朱德逝世，讓許多知道他的蘇聯人感到深深的悲痛。

但是悲痛還有很多。之後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幾十萬中國人的死亡……那時，地震第一波衝擊過後，凌晨迷迷糊糊中，我發現自己躺在北京大使館房間的地板上。9月9日，中國與全世界都因爲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而震痛。我也成爲蘇共中央、政府和其他部門成員進行電話討論的見證者。討論的結果，就是繼續利用北京“邊界磋商渠道”來探測中國新領導層的意圖。

“小步走”策略讓雙方靠近

1976年11月27日，伊利切夫率領代表團飛抵北京。在坐落於北京市衚衕的談判大樓裏舉行了第一次全會，會上蘇聯代表團團長向中國新的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倡議。首先，確定了之前提出的簽署不使用武力和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其次，提議加強貿易往來，恢復兩國邊境貿易，恢復友好協會之間的交往，開展科學院、衛生健康部門之間的合作等等。雙方逐步相互接近、相互迎合，包括採取“小步走”策略。

從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我先後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三祕、二祕的身份參與了幾次“小步走”策略的實施。兩國科技交流協議的落實使我有幸與到訪中國的首批蘇聯專家代表團一起工作。代表團裏有蘇聯優秀的冶金專家，他們都是親身參與過鞍鋼、武鋼及其他中國冶金企業的蘇聯援建工作的。但是這一次我們的專家們發現，中國並沒有原地踏步，而是在這個行業裏突飛猛進……

難忘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籌備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出訪中國事宜。20世紀50年代阿爾希波夫作爲援華蘇聯專家總顧問，在中國享有的威信不僅存在於老一輩領導人集體裏，也存在普通老百姓心中。

1984年春天，接待來訪的準備已經一切就緒，我們也去查看了給蘇聯貴賓安排的在釣魚臺國賓館的住處。當年12月，阿爾希波夫到訪中國並與老一輩領導人陳雲、彭真等進行了極爲重要的會談。我記錄下所有的談話，用心觀察傳奇的中國領導人，我認爲蘇中關係正常化並不遙遠。而且，我們越來越理解北京的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政策。陪同阿爾希波夫，我第一次參觀了著名的經濟特區深圳，遙望對岸的香港。15年後，作爲俄羅斯總領事，我在那裏工作了6年。

“電影渠道”發揮獨特作用

但是事情並非一帆風順，所謂的“三大障礙”阻斷了完全正常化進程。北京方面對於“障礙”問題的堅持可以理解。因爲在阿富汗開始積極行動之後，蘇聯在蘇中邊境部署了“百萬”大軍，在蒙古國境內也有大量駐軍，特別是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讓正處於與美國恢復關係“蜜月期”的中國方面“頭痛”不已。

於是，開始了漫長的、不平凡的“三大障礙”解局工作。在缺乏可靠的交往方式的情況下，“電影渠道”成爲唯一的窗口，關於這一點在我的中國朋友撰寫的回憶錄中提到過。我要補充的是，定期會見大多安排在城裏的餐館裏進行，以接受（轉交）蘇聯電影膠片的金屬盒做掩護，我和同事彼得·阿格耶夫、維塔利·塔尤爾斯基、瓦洛佳·科爾日向中國夥伴們傳遞蘇方立場，聽取並向中央準確轉達對方的論據。我們之間也有辯論，但是與聰明的中國夥伴打交道幫助我們提高了自己的“中國見識”。那時，在北京的日壇飯店我第一次喫到了口味獨特的中國菜“糖醋活魚”。

關於“電影渠道”及其獨特的作用，知道的人很少。我記得，許多年之後，我成爲俄聯邦外交部第一亞洲局的某部門負責人，而積極參與通過“渠道”會見的中方成員張德廣成爲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他以副部長身份第一次出訪莫斯科時，參與會談的我的同事卡拉辛一直無法理解，爲什麼我們兩個人相見後緊緊擁抱，並談論着什麼“電影渠道”之類的莫名其妙的話。

1985年12月底，我回到國內，後來到蘇共中央國際部工作，直接參與蘇中關係正常化進程。這一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是，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出訪中國並會見鄧小平。（作者曾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第一亞洲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