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此后的张艺谋再也没有拍出《红高粱》这般“欢乐颂”式的影片，他后来的影片应该说更落地，也更沉郁。不变的是，张艺谋对视觉的迷恋。

《红高粱》的巨大影响在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时光网特稿 当下的中国电影被有些人称之为“黄金机遇期”，窃以为是相当精准的，但明白无误的现实是，我们正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在浪掷这段美丽的时光。

至于说到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在我看来，有两段。第一个是1930年以孙瑜执导的联华公司的创业作《故都春梦》为肇始，直至1937年的中国早期有声电影的高峰《马路天使》。第二个黄金期较为复杂，但却更为深刻。

香港是以严浩、徐克、许鞍华等导演掀起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则是由侯孝贤、杨德昌、王童所创立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大陆这边则是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所共同完成的一整套从内到外的电影语言探索，时间是1979年到1989年。这是冷战即将结束之时，华语电影的一次不约而同的集体大爆发。它最突出的表征是让全世界对东方电影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仅是这些年轻，或不太年轻的电影人，他们的视听系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世界认知领域高度接壤。还在于，在这些勤于思辨，且能有的放矢的华语电影当中，能让他们一窥这个古老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且姿态往往是置民间与官方皆不顾，一个猛子扎向他们尚能自洽自如的家国梦。

而在这其中，张艺谋初试牛刀的《红高粱》率先登顶于国际舞台，获得当时还叫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金熊奖。那一年张艺谋迎来了他生命第三个本命年。姜文恰好是第二个本命年。巩俐正值她22岁的芳龄。摄影顾长卫则三十而立、著名音乐家赵季平四十刚出头。

很难想象《红高粱》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导演和现在变化不大）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红高粱》是一部极其年轻又相当成熟的电影。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为华人“长脸”的一部电影，基于此，这部艺术气息浓厚的影片，在市场上同样受到热烈欢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勇夺威尼斯金狮的《悲情城市》，同样在台湾电影市场获得高票房。不难看出，人们去看电影，不仅仅是去享受光影晃动时人心的起伏，也是一种潜在的对民族身份的证明。后来，随着华语电影频频在世界影坛折桂，人们也就见怪不怪，又回复到本初的观影惯性中去了。

应该说，《红高粱》的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张艺谋，这个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超龄生。他可以说是中国导演里第一个具有广泛明星效应的导演（不涵指石挥、金山、崔嵬、成龙、周星驰、姜文这样的演而优则导的超级大腕）。一时之间，他的经历、他的绯闻，都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他之后执导或出演的每一部影片都倍受关注。

《老井》里的孙旺泉，这个角色是张艺谋表演生涯的巅峰

先让我们从电影本体出发，在第五代发韧之时，张艺谋便以摄影师的身份频频发力。《红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都让有识之士见识到他置人与天地之间，极具雕塑感的造型能力。他也凭借《黄土地》的摄影拿到平生第一个奖项，正是这部影片的视觉处理，引起了吴天明的注意，这位西影厂的大佬力邀张艺谋进入《老井》剧组。但男主角迟迟未定，吴天明大胆启用毫无表演经验的张艺谋担纲男一号。张艺谋欣然应允之余，条件是要实现自己的导演梦。张、吴二人很快拍板。此时，张艺谋的手头只有这部小说，剧本和版权一事都悬置。但张艺谋敏锐的判断力，相信这会是自己一次直正立足影坛的上佳时机。

《红高粱》的拍摄版权，当年张艺谋自掏腰包花了800元巨款购得

连张艺谋本人也没想到，他因《老井》中孙旺角一角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首位影帝。但在此之间，张艺谋以800元人民币从莫言手中拿下了《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权。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和后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共同执笔，出于山东民俗方面的考虑，莫言也参予其中。也正是在莫言的帮持下，当地县委批了五吨化肥，才使那些行将枯萎的高粱地重又茁壮生长起来。顾长卫对高粱地的所进行的视觉呈现，直接从新藤兼人的《鬼婆》那里取经。那一片充溢着对女性身体的想像性复原，那么《红高粱》里的那里随风摇荡的茎杆，同样也闪耀着女性的光芒。

莫言在拍摄期还请剧组人员上他的山东高密老家吃饭，当时莫言担心巩俐并不能胜任九儿这个角色，在莫言看来，巩俐身上的学生气太重，毫无乡野之风。看过成片后，莫言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

我早年看过巩俐在《红高粱》之前出演的一部电视单本剧《暑假的故事》，她饰演一家庭教师。一眼看出，她的欧版身材非常抢眼，且她不笑的时候比她巧目倩兮之时更加动人，有着国内女演员所少有的冷硬之姿。张艺谋在中央戏剧学院挑选演员时，曾在巩俐和史可之间徘徊。两人都有着东方女性所少有的挺拔丰满，不客气的说法，眉宇间都有一些杀气。坊间流传，在二人僵持不下时，是以猜硬币的方式决定谁来实现她们的银幕首秀，最终定下了巩俐。私以为，是巩俐山东人的籍贯，才能她险胜过关。

在相当长的时间，不管张艺谋电影中的主创换了一拔又一拔，雷打不动的依旧是他曾经的爱人同志——巩俐。巩俐也凭《秋菊打官司》中洗尽铅华的表演夺得威尼斯电影节影后。巩俐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不管其身份和样貌如何，永远是美丽的、倔强的、深情的、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但在大多时候，都不得善终的女性形象。正是从巩俐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这一代人的“怕”与“爱”。

这一幕，当年备受争议

《红高粱》也渗透出这样的“怕”与“爱”，本片最初名为《九九青杀口》，最终还是沿用了原作的名字。这是一部杀气腾腾的电影，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九儿的前夫，以及爱慕过她的掌柜，还有疑似与九儿有染的土匪。在这样一部经由抗日题材包装下的影片里，荷尔蒙的气息被黄沙一浪一浪地鼓荡着。

敬酒神片段

在张艺谋看来，这是一部弥漫着酒神精神的，生命力极度恣肆飞扬的影片。但在另一些看来，那些不用腰带的棉裆裤，经由想像臆造出来的造酒工艺，实际有着后殖民主义倾向。此说法，在学界流传甚广也甚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但对于第五代导演所激扬出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不少人认为《红高粱》是一场虚火极旺的终结。

假如说第五代热衷于文化反思、寻根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弑父情结，在《红高粱》那里，其实都能一一地找到。也许是《红高粱》太过喜气洋洋、而缺乏带有沉重自伐意味的忧患感。又或者那红色的高粱、白色的太阳等景观太过鲜艳夺目，而将第五代最为自豪的意象美学拖进了死胡同。

还有人不满于居于象牙塔之上的电影探索，被广泛的受众所拥抱，认为这是一种从众、一种流速，当姜文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啊”，又很快传遍大街小巷之时，还有人痛心疾首，言及这是艺术品格的沦丧。更有人指出，影片已从对土地的敬服横渡到对生命的礼赞，影片所着力描绘的无遮无拦的人格力量，是一种脱离现实与人生的，很难看到对岸的，被架空的理想状态。但也许正因于此，生命的勃发和升腾只能在影像里成为一场仿似永无止境的狂欢。

此后的张艺谋再也没有拍出《红高粱》这般“欢乐颂”式的影片，他后来的影片应该说更落地，也更沉郁。不变的是，张艺谋对视觉的迷恋。而在《红高粱》里那个不安于室，随时准备红杏出墙的女人。与她匹配的则是一个乖戾而无能的丈夫，另一个时而懦弱、时而顽强的男性余占鳌（姜文饰）始终没能上演出一幕英雄救美的大戏。

这样的泛着血腥的三角恋在《红高梁》这里是九儿的饮弹收场，而其后的张艺谋的创作则是偷情与刺杀所共同演绎的二重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包括《有话好好说》和《归来》都有这般的压抑和终不得志。这样看来，《红高粱》则像是张艺谋的一个梦，他后来的创作则由着他对无孔不入的现实所生发的一声声沉浑有力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