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此後的張藝謀再也沒有拍出《紅高粱》這般“歡樂頌”式的影片，他後來的影片應該說更落地，也更沉鬱。不變的是，張藝謀對視覺的迷戀。

《紅高粱》的巨大影響在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得到

時光網特稿 當下的中國電影被有些人稱之爲“黃金機遇期”，竊以爲是相當精準的，但明白無誤的現實是，我們正以極其充沛的精力在浪擲這段美麗的時光。

至於說到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在我看來，有兩段。第一個是1930年以孫瑜執導的聯華公司的創業作《故都春夢》爲肇始，直至1937年的中國早期有聲電影的高峯《馬路天使》。第二個黃金期較爲複雜，但卻更爲深刻。

香港是以嚴浩、徐克、許鞍華等導演掀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臺灣則是由侯孝賢、楊德昌、王童所創立的臺灣新電影運動。

大陸這邊則是由第四代、第五代導演所共同完成的一整套從內到外的電影語言探索，時間是1979年到1989年。這是冷戰即將結束之時，華語電影的一次不約而同的集體大爆發。它最突出的表徵是讓全世界對東方電影有了全新的認識。不僅僅是這些年輕，或不太年輕的電影人，他們的視聽系統已自覺或不自覺地與世界認知領域高度接壤。還在於，在這些勤于思辨，且能有的放矢的華語電影當中，能讓他們一窺這個古老民族的過去和現在，且姿態往往是置民間與官方皆不顧，一個猛子扎向他們尚能自洽自如的家國夢。

而在這其中，張藝謀初試牛刀的《紅高粱》率先登頂於國際舞臺，獲得當時還叫西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最高榮譽——金熊獎。那一年張藝謀迎來了他生命第三個本命年。姜文恰好是第二個本命年。鞏俐正值她22歲的芳齡。攝影顧長衛則三十而立、著名音樂家趙季平四十剛出頭。

很難想象《紅高粱》是一部導演處女作（導演和現在變化不大）

依現在的眼光來看，《紅高粱》是一部極其年輕又相當成熟的電影。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看作是爲華人“長臉”的一部電影，基於此，這部藝術氣息濃厚的影片，在市場上同樣受到熱烈歡迎。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勇奪威尼斯金獅的《悲情城市》，同樣在臺灣電影市場獲得高票房。不難看出，人們去看電影，不僅僅是去享受光影晃動時人心的起伏，也是一種潛在的對民族身份的證明。後來，隨着華語電影頻頻在世界影壇折桂，人們也就見怪不怪，又回覆到本初的觀影慣性中去了。

應該說，《紅高粱》的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張藝謀，這個北京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的超齡生。他可以說是中國導演裏第一個具有廣泛明星效應的導演（不涵指石揮、金山、崔嵬、成龍、周星馳、姜文這樣的演而優則導的超級大腕）。一時之間，他的經歷、他的緋聞，都成爲人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而他之後執導或出演的每一部影片都倍受關注。

《老井》裏的孫旺泉，這個角色是張藝謀表演生涯的巔峯

先讓我們從電影本體出發，在第五代發韌之時，張藝謀便以攝影師的身份頻頻發力。《紅象》、《一個和八個》、《黃土地》都讓有識之士見識到他置人與天地之間，極具雕塑感的造型能力。他也憑藉《黃土地》的攝影拿到平生第一個獎項，正是這部影片的視覺處理，引起了吳天明的注意，這位西影廠的大佬力邀張藝謀進入《老井》劇組。但男主角遲遲未定，吳天明大膽啓用毫無表演經驗的張藝謀擔綱男一號。張藝謀欣然應允之餘，條件是要實現自己的導演夢。張、吳二人很快拍板。此時，張藝謀的手頭只有這部小說，劇本和版權一事都懸置。但張藝謀敏銳的判斷力，相信這會是自己一次直正立足影壇的上佳時機。

《紅高粱》的拍攝版權，當年張藝謀自掏腰包花了800元鉅款購得

連張藝謀本人也沒想到，他因《老井》中孫旺角一角成爲東京國際電影節首位影帝。但在此之間，張藝謀以800元人民幣從莫言手中拿下了《紅高粱》的電影改編權。由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和後來任《三聯生活週刊》主編的朱偉共同執筆，出於山東民俗方面的考慮，莫言也參予其中。也正是在莫言的幫持下，當地縣委批了五噸化肥，才使那些行將枯萎的高粱地重又茁壯生長起來。顧長衛對高粱地的所進行的視覺呈現，直接從新藤兼人的《鬼婆》那裏取經。那一片充溢着對女性身體的想像性復原，那麼《紅高粱》裏的那裏隨風搖盪的莖杆，同樣也閃耀着女性的光芒。

莫言在拍攝期還請劇組人員上他的山東高密老家喫飯，當時莫言擔心鞏俐並不能勝任九兒這個角色，在莫言看來，鞏俐身上的學生氣太重，毫無鄉野之風。看過成片後，莫言承認自己的判斷有誤。

我早年看過鞏俐在《紅高粱》之前出演的一部電視單本劇《暑假的故事》，她飾演一家庭教師。一眼看出，她的歐版身材非常搶眼，且她不笑的時候比她巧目倩兮之時更加動人，有着國內女演員所少有的冷硬之姿。張藝謀在中央戲劇學院挑選演員時，曾在鞏俐和史可之間徘徊。兩人都有着東方女性所少有的挺拔豐滿，不客氣的說法，眉宇間都有一些殺氣。坊間流傳，在二人僵持不下時，是以猜硬幣的方式決定誰來實現她們的銀幕首秀，最終定下了鞏俐。私以爲，是鞏俐山東人的籍貫，才能她險勝過關。

在相當長的時間，不管張藝謀電影中的主創換了一拔又一拔，雷打不動的依舊是他曾經的愛人同志——鞏俐。鞏俐也憑《秋菊打官司》中洗盡鉛華的表演奪得威尼斯電影節影后。鞏俐在張藝謀的電影中不管其身份和樣貌如何，永遠是美麗的、倔強的、深情的、隨時準備不惜一切代價，但在大多時候，都不得善終的女性形象。正是從鞏俐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身上，人們彷彿看到了這一代人的“怕”與“愛”。

這一幕，當年備受爭議

《紅高粱》也滲透出這樣的“怕”與“愛”，本片最初名爲《九九青殺口》，最終還是沿用了原作的名字。這是一部殺氣騰騰的電影，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九兒的前夫，以及愛慕過她的掌櫃，還有疑似與九兒有染的土匪。在這樣一部經由抗日題材包裝下的影片裏，荷爾蒙的氣息被黃沙一浪一浪地鼓盪着。

敬酒神片段

在張藝謀看來，這是一部瀰漫着酒神精神的，生命力極度恣肆飛揚的影片。但在另一些看來，那些不用腰帶的棉襠褲，經由想像臆造出來的造酒工藝，實際有着後殖民主義傾向。此說法，在學界流傳甚廣也甚久，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了。但對於第五代導演所激揚出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電影運動，不少人認爲《紅高粱》是一場虛火極旺的終結。

假如說第五代熱衷於文化反思、尋根意識、以及由此帶來的弒父情結，在《紅高粱》那裏，其實都能一一地找到。也許是《紅高粱》太過喜氣洋洋、而缺乏帶有沉重自伐意味的憂患感。又或者那紅色的高粱、白色的太陽等景觀太過鮮豔奪目，而將第五代最爲自豪的意象美學拖進了死衚衕。

還有人不滿於居於象牙塔之上的電影探索，被廣泛的受衆所擁抱，認爲這是一種從衆、一種流速，當姜文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啊”，又很快傳遍大街小巷之時，還有人痛心疾首，言及這是藝術品格的淪喪。更有人指出，影片已從對土地的敬服橫渡到對生命的禮讚，影片所着力描繪的無遮無攔的人格力量，是一種脫離現實與人生的，很難看到對岸的，被架空的理想狀態。但也許正因於此，生命的勃發和升騰只能在影像裏成爲一場仿似永無止境的狂歡。

此後的張藝謀再也沒有拍出《紅高粱》這般“歡樂頌”式的影片，他後來的影片應該說更落地，也更沉鬱。不變的是，張藝謀對視覺的迷戀。而在《紅高粱》裏那個不安於室，隨時準備紅杏出牆的女人。與她匹配的則是一個乖戾而無能的丈夫，另一個時而懦弱、時而頑強的男性餘佔鰲（姜文飾）始終沒能上演出一幕英雄救美的大戲。

這樣的泛着血腥的三角戀在《紅高梁》這裏是九兒的飲彈收場，而其後的張藝謀的創作則是偷情與刺殺所共同演繹的二重奏。《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滿城盡帶黃金甲》、《三槍拍案驚奇》，甚至包括《有話好好說》和《歸來》都有這般的壓抑和終不得志。這樣看來，《紅高粱》則像是張藝謀的一個夢，他後來的創作則由着他對無孔不入的現實所生髮的一聲聲沉渾有力的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