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 南下

中新社 严 格

编者按：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浙江解放70周年，本公号转发中新社浙江分社2009年采编的《南下 南下》一文，以此向为新中国成立南征北战的革命前辈致敬。

1940年，谭启龙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一次他和陈丕显住在法租浙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看到对面的高楼大厦“別尔卡”(现衡山饭店)，这两个红小鬼开玩笑说，将来解放了，我们就要住到最高的那套房子里去了。

不到十年，戏言成为了现实。

解放后谭启龙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陈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这个大厦成了中共华东局的招待所，谭每次到上海开会都住在这幢高楼里。

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国共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大局已定。根据解放军《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谭启龙所在的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作为中集团军，是解放浙江的主力部队之一，王建安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谭启龙为副政委。

图为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领导人在杭州合影

七兵团原为山东部队的八纵和三纵，曾经担任王建安司令员警卫员的杨宝仑老人告诉中新社，在山东，他们的对手国军有句顺口溜:“排炮不倒，不是八纵就是三纵。”可见战斗力之强。从孟良固战役到济南战役，最后准海战役，华东战场七兵团几乎无役不与。

安排七兵团解放浙江，除了战斗力考虑，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七兵团里有一支从浙东抗战后北撤的新四军部队，如潭启龙原来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的政委，在解放军所有部队中，在浙江曾经战斗工作过以及浙江人，七兵团最多。由这支部队为主执行解放浙江任务，无疑也是决策层考量的因素。

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21日晚上，七兵团司令部机关在安徽庐江过江，王建安、谭震林还有保卫部长王芳同批过江，船过江心突遭敌舰袭击，岸上船中黑灯火一场混战，结果殿后的警卫船被掀翻，“如果第二船第三船打翻，那就没有了以后的开国上将王建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公安部长王芳了。＂多年后，王建安司令员的警卫员杨宝仑回忆起来还是感觉一阵心惊。

图为 百万雄师过大江历史资料

过江后，南京湖一带国民党七个军向上海杭州方向溃逃，三野七八九十四个兵团迅速追击，在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一带堵住了国民党五个军，在这场被以后军史称为苏浙皖边围歼战的战役中，十余万国军灰飞烟灭。

“苏浙皖边围歼战让浙江残存守敌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包晓峰认为，苏浙皖边围歼战之后，解放军进军浙江已无悬念，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对手戏了。

浙江解放在即，浙江接管也在即。

早在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后改为三野)在徐州贾汪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顺利完成中共从城市工人运动中产生然后走向农村，经过20多年观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又重新回到城市这一根本性转变问题。随即，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一一中共浙江等备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谭启龙主要任务是带领从山东抽调的干部到浙江，争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县委成套的班子撒向全省。

根据谭启龙回忆，当时抽调到浙江的干部约有8000多人，从浙江省委到各地地委到县委到区委，书记副书记部长干事全套班子一应俱全，这样一到浙江马上能开展工作接管政权。

而在浙江以后的几十年里，山东南下干部就成了浙江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名词。

厉德馨就是8000多南下干部中的一个，这位以后的杭州市委书记曾经告诉中新社，在山东他是中共东海县委办公室主任，南下以后又任地委办公室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我是办公室主任专家。”厉德馨戏言。

图为南下干部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

在厉的记忆里，当初并不是所有的山东干部都愿意南下，传言南方天气很热，到处都有蛇，而山东人最怕蛇，语言又不通，已经成家的更不愿抛下老婆孩子热炕头，最极端的像和厉一起出发的原东海县委文教科长，竟然在南下途中开了小差，“以后也不知道下落了。”

而厉德馨则是自愿南下，多年后这位80多岁的老人很坦荡，“当时山东生活很艰苦，南方毕竟好多了。”而且南下后职务也是提半级，像他原来是山东东海县委的办公室主任，南下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浙江台州地委研究室主任。“当然，解放全中国，服从组织安排这是第一的。”

而抽调南下干部的标准，厉德馨觉得还是比较重视文化程度的，并非都是一帮土八路。像他是初中毕业，“在山东东海县委我是文化最高的。”而他的上级，滨海地委宣传部长杨心培，则是北京大学的肄业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南下后担任台州地委副书记，“那可是我们非常景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南下干部从山东出发，紧跟野战部队进军步伐，第一站是江苏徐州，“在徐州，我们吃到了国民党部队留下的大米”，80多岁的厉德馨对当年的行军路线记忆犹新，在国民党飞机的一路轰炸下，南下干部由徐州步行至淮安、扬州过江至镇江，火车至苏州，苏州坐船至浙江湖州，最后各路南下干部在杭州会合。

在厉的印象里，南下是走了一路，也学习了一路，当时部队安排了许多浙江干部上课，讲讲浙江的风士人情，其中很多是浙江绍兴的同志，所以厉德馨开始以为浙江话就是绍兴话，没想到到了浙江才发现浙江各地的方言五花八门。

而这时，浙江省会杭州已于5月3日解放。

图为 杭州解放

解放杭州的部队是七兵团21军。解放杭州，钱塘江大桥是关键，因为只有控制了这个枢纽，才能切断敌人的南逃之路。早在1949年2月三野贾汪会议时，华野主帅粟裕就强调大军渡江后必须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挺进，一举抢占和控制南北交通的战略枢纽钱塘江大桥。

今年85岁的蔚锦茂是21军第62师钱塘江大桥主攻营的营长。据他回忆，5月3日，当解放军前进到钱塘江边六和塔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六和塔和之江大学守敌的密集火力阻击。解放军采用部分兵力正面佯攻，主力侧面进攻的战术，一举拿下了六和塔，控制了这个俯瞰大桥的制高点。

大桥制高点控制住了，大桥北端桥头堡的守军火力一下子被压制住了。解放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

刚刚控制了桥头堡时，4辆由杭州方向开来的满载军用物质的车辆和尾随的百余名敌人，企图经过大桥南逃。

图为 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下开进杭州

“集中力量打掉最前头那个大家伙！”蔚锦茂营长当时大吼，他说的大家伙，是开在大桥逃窜的一辆履带式军用推土机。推土机横在了大桥上，后面车子无法前进一步，敌人纷纷跳下车来，企图顽抗。结果被一阵猛打，当即打死了几十人，其余做了俘虏。这样，解放军完全控制了大桥北端，切断了敌人南进的通道。

大桥北面已经牢牢被解放军控制了，桥南守敌眼看守不住大桥了，便把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点燃。由于事前杭州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桥面上的炸药是少量的，且远离要害部位。所以，大桥只受到了轻微的破坏。解放军迅速抢占了钱塘江大桥。

拿下大桥后，部队又沿玉皇山一线向杭州市区发起进攻。当日2时许，攻占了中山桥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等地。

在以后许多21军将士的回忆录里，这场钱塘江大桥之战也是进军杭州唯一一场还算像样的战斗。

图为 解放军战士行进在西湖白堤上

而21军61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马贝禾则是坐着救护车进了杭州城。多年后，马贝禾在杭州海军干休所接受了采访。1949年5月3日，他们的部队徒步从杭州留下进城，路上遇到了开着救护车的杭州地下党欢迎，当他们搭车来到杭州西湖边的一所大房子前时，欢迎的人群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望透顶了，所以解放军来了大家还是欢迎的。”在马贝禾的记忆里，有些妇女手捂住鼻子一手扬着手帕向他们致意。“渡江后我们一直急行军追击，十几天没有洗澡换衣服，五月初天气已经有点热，所以身上都有味道了。”

但就是这样一支衣衫简朴，“身上都有一股味道”的部队迅速赢得了老百姓的心。接管城市也就顺利的多了。

当时部队南下，带的的是山东解放区的华中票和北海票，另外就是缴获的金圆券。可是21军61师的一个司务长次到一家小杂货店买火柴，他拿出大把金圆券，店主一把推开:“这鬼东西连大便纸都不如，解放军同志如果急着用火柴就先拿两包用用。”司务长婉言谢绝了。

图为 杭州市民给解放军战士戴花

由于货币兑换制度尚未公布，在解放杭州的几天里，部队无钱可用，生活十分困难。在马贝禾的印象里，进了城，可是生活并没有改善，一日三餐，主食是稀饭，菜是笋干咸菜，有时干脆盐米同煮一锅咸稀饭。

一次几位杭州工人到马贝禾所在的61师师部来谈情况，开饭时看到师首长和大家一样只有咸菜稀饭，惊奇之下工人出门买了两大包豆腐干，部队婉言谢绝了。

图为 98岁的马贝禾

当时工人说了一段马贝禾多年都还记得的话：亲眼看到师长和战士一起吃咸菜，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国民党有美援的飞机大炮，却打不过解放军。国军不要说一个师长，就是个小小连长团长都是花天酒地，贪污腐化，这样的部队怎么打得过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的解放大军呢?

其实不要说是一个师的首长，这时浙江最高军政首长谭震林也是如此。

七兵团司令部警卫员耿守明至今还记得，进城后生活很困难，作为三野副政委兼七兵团政委的谭震林坚决不吃小灶，而是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

图为解放军七兵团司令部警卫员耿守明（左）和杨宝仑

当时解放军人手一册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就明确规定:不许独自外出，不许买东西。据耿守明回忆，当时有些战士买了东西回来，部队还规定要退回，“因为开始有些老板也不敢和解放军讲价钱，买东西都说看着给吧，给什么钱，给多少也不敢计较。”

5月25日，21军61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马贝禾带队进驻奉化溪口，在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几天，他至今还记得一起“乱弹琴”事件，一次在西面的小洋楼里发现了一架乌黑发亮的钢琴，一个女战士打开琴盖弹了一下，管家听到后告诉他们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礼物，这些小战士以为得到默许，就干脆大张旗鼓弹了起来，结果琴声惊动了他。

马贝禾当时火大了：你们现在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个小战士嘀嘀咕咕：“这又不是在老百姓家里。”他一听火更大：“就是在总统府，也不许你们乱弹琴！”

图为 1949年4月，蒋氏父子在溪口眺望故里

根据马贝禾回忆，解放军驻进丰镐房后，吃的粮食和蔬菜都是自己到乡村中去采购，从未动用过蒋介石家中的任何东西。记得当时西厢房几间屋内，挂满了火腿，香肠，放着几十坛好酒。这些东西都是蒋经国40岁做寿时各地送的礼物。尽管生活很困难，但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东西打过什么主意。有几天解放军一日三餐喝稀饭，而对近在旁边的“丰镐房”所存20多麻袋大米未动过一粒。解放军严守纪律的行为，看家老头当然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有群众告诉马贝禾说：“总统看家的出来对我们讲，大军驻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拿，每天还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我们想大军对总统家都这样，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更放心了！”

图为解放军进入奉化溪口

这种严明的纪律不仅约束部队，对于厉德馨这些到地方工作的南下干部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杭州城外的拱宸桥集中等待分配工作，许多人直到离开杭州也没看到过杭州西湖，当时规定南下干部不允许进城，不允许去看西湖。厉德馨占了点进城买报的任务之便，“总算看到了天下闻名的西湖。”

那时的杭州以及西湖对从山东南下的厉德馨他们来说，那是相当的繁华，“厕所都比山东的灶台还漂亮。其实现在来看也是破破烂烂的。”

不过当时的小干部厉德馨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他会成为这座名满天下的城市的市委书记，并且大刀阔斧地拆除杭州西湖边的违章建筑，响亮地提出了“还湖于民”的口号。

这都是后话。

来源：中新社浙江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