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爲啥能贏？1949年浙江一頓飯見分曉

摘要：安排七兵團解放浙江，除了戰鬥力考慮，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七兵團裏有一支從浙東抗戰後北撤的新四軍部隊，如潭啓龍原來就是浙東遊擊縱隊的政委，在解放軍所有部隊中，在浙江曾經戰鬥工作過以及浙江人，七兵團最多。南下幹部從山東出發，緊跟野戰部隊進軍步伐，第一站是江蘇徐州，“在徐州，我們喫到了國民黨部隊留下的大米”，80多歲的厲德馨對當年的行軍路線記憶猶新，在國民黨飛機的一路轟炸下，南下幹部由徐州步行至淮安、揚州過江至鎮江，火車至蘇州，蘇州坐船至浙江湖州，最後各路南下幹部在杭州會合。

南下南下

中新社嚴格

編者按：爲紀念新中國成立70週年和浙江解放70週年，本公號轉發中新社浙江分社2009年採編的《南下南下》一文，以此向爲新中國成立南征北戰的革命前輩致敬。

1940年，譚啓龍曾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有一次他和陳丕顯住在法租浙界的一個地下交通站，看到對面的高樓大廈“別爾卡”(現衡山飯店)，這兩個紅小鬼開玩笑說，將來解放了，我們就要住到最高的那套房子裏去了。

不到十年，戲言成爲了現實。

解放後譚啓龍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陳丕顯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這個大廈成了中共華東局的招待所，譚每次到上海開會都住在這幢高樓裏。

1949年初，經過三大戰役，國共有生力量此消彼長，大局已定。根據解放軍《京滬杭作戰實施綱要》，譚啓龍所在的人民解放軍三野七兵團作爲中集團軍，是解放浙江的主力部隊之一，王建安爲司令員，譚震林爲政委，譚啓龍爲副政委。

圖爲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七兵團領導人在杭州合影

七兵團原爲山東部隊的八縱和三縱，曾經擔任王建安司令員警衛員的楊寶侖老人告訴中新社，在山東，他們的對手國軍有句順口溜:“排炮不倒，不是八縱就是三縱。”可見戰鬥力之強。從孟良固戰役到濟南戰役，最後準海戰役，華東戰場七兵團幾乎無役不與。

安排七兵團解放浙江，除了戰鬥力考慮，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七兵團裏有一支從浙東抗戰後北撤的新四軍部隊，如潭啓龍原來就是浙東遊擊縱隊的政委，在解放軍所有部隊中，在浙江曾經戰鬥工作過以及浙江人，七兵團最多。由這支部隊爲主執行解放浙江任務，無疑也是決策層考量的因素。

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21日晚上，七兵團司令部機關在安徽廬江過江，王建安、譚震林還有保衛部長王芳同批過江，船過江心突遭敵艦襲擊，岸上船中黑燈火一場混戰，結果殿後的警衛船被掀翻，“如果第二船第三船打翻，那就沒有了以後的開國上將王建安、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公安部長王芳了。＂多年後，王建安司令員的警衛員楊寶侖回憶起來還是感覺一陣心驚。

圖爲百萬雄師過大江歷史資料

過江後，南京湖一帶國民黨七個軍向上海杭州方向潰逃，三野七八九十四個兵團迅速追擊，在安徽廣德和浙江長興一帶堵住了國民黨五個軍，在這場被以後軍史稱爲蘇浙皖邊圍殲戰的戰役中，十餘萬國軍灰飛煙滅。

“蘇浙皖邊圍殲戰讓浙江殘存守敵的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了。”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的包曉峯認爲，蘇浙皖邊圍殲戰之後，解放軍進軍浙江已無懸念，再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對手戲了。

浙江解放在即，浙江接管也在即。

早在1949年2月華東野戰軍(後改爲三野)在徐州賈汪召開會議，研究如何順利完成中共從城市工人運動中產生然後走向農村，經過20多年觀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又重新回到城市這一根本性轉變問題。隨即，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一一中共浙江等備委員會成立，譚震林爲書記，譚啓龍爲副書記。譚啓龍主要任務是帶領從山東抽調的幹部到浙江，爭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縣委成套的班子撒向全省。

根據譚啓龍回憶，當時抽調到浙江的幹部約有8000多人，從浙江省委到各地地委到縣委到區委，書記副書記部長幹事全套班子一應俱全，這樣一到浙江馬上能開展工作接管政權。

而在浙江以後的幾十年裏，山東南下幹部就成了浙江政治格局中舉足輕重的一個名詞。

厲德馨就是8000多南下幹部中的一個，這位以後的杭州市委書記曾經告訴中新社，在山東他是中共東海縣委辦公室主任，南下以後又任地委辦公室主任、省委辦公廳主任，“我是辦公室主任專家。”厲德馨戲言。

圖爲南下幹部原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鑫

在厲的記憶裏，當初並不是所有的山東干部都願意南下，傳言南方天氣很熱，到處都有蛇，而山東人最怕蛇，語言又不通，已經成家的更不願拋下老婆孩子熱炕頭，最極端的像和厲一起出發的原東海縣委文教科長，竟然在南下途中開了小差，“以後也不知道下落了。”

而厲德馨則是自願南下，多年後這位80多歲的老人很坦蕩，“當時山東生活很艱苦，南方畢竟好多了。”而且南下後職務也是提半級，像他原來是山東東海縣委的辦公室主任，南下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浙江台州地委研究室主任。“當然，解放全中國，服從組織安排這是第一的。”

而抽調南下幹部的標準，厲德馨覺得還是比較重視文化程度的，並非都是一幫土八路。像他是初中畢業，“在山東東海縣委我是文化最高的。”而他的上級，濱海地委宣傳部長楊心培，則是北京大學的肄業生，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南下後擔任台州地委副書記，“那可是我們非常景仰的高級知識分子了。”

南下幹部從山東出發，緊跟野戰部隊進軍步伐，第一站是江蘇徐州，“在徐州，我們喫到了國民黨部隊留下的大米”，80多歲的厲德馨對當年的行軍路線記憶猶新，在國民黨飛機的一路轟炸下，南下幹部由徐州步行至淮安、揚州過江至鎮江，火車至蘇州，蘇州坐船至浙江湖州，最後各路南下幹部在杭州會合。

在厲的印象裏，南下是走了一路，也學習了一路，當時部隊安排了許多浙江干部上課，講講浙江的風士人情，其中很多是浙江紹興的同志，所以厲德馨開始以爲浙江話就是紹興話，沒想到到了浙江才發現浙江各地的方言五花八門。

而這時，浙江省會杭州已於5月3日解放。

圖爲杭州解放

解放杭州的部隊是七兵團21軍。解放杭州，錢塘江大橋是關鍵，因爲只有控制了這個樞紐，才能切斷敵人的南逃之路。早在1949年2月三野賈汪會議時，華野主帥粟裕就強調大軍渡江後必須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挺進，一舉搶佔和控制南北交通的戰略樞紐錢塘江大橋。

今年85歲的蔚錦茂是21軍第62師錢塘江大橋主攻營的營長。據他回憶，5月3日，當解放軍前進到錢塘江邊六和塔附近時，突然遭到了六和塔和之江大學守敵的密集火力阻擊。解放軍採用部分兵力正面佯攻，主力側面進攻的戰術，一舉拿下了六和塔，控制了這個俯瞰大橋的制高點。

大橋制高點控制住了，大橋北端橋頭堡的守軍火力一下子被壓制住了。解放軍一鼓作氣拿下了北橋頭堡。

剛剛控制了橋頭堡時，4輛由杭州方向開來的滿載軍用物質的車輛和尾隨的百餘名敵人，企圖經過大橋南逃。

圖爲解放軍在人民羣衆的夾道歡迎下開進杭州

“集中力量打掉最前頭那個大傢伙！”蔚錦茂營長當時大吼，他說的大傢伙，是開在大橋逃竄的一輛履帶式軍用推土機。推土機橫在了大橋上，後面車子無法前進一步，敵人紛紛跳下車來，企圖頑抗。結果被一陣猛打，當即打死了幾十人，其餘做了俘虜。這樣，解放軍完全控制了大橋北端，切斷了敵人南進的通道。

大橋北面已經牢牢被解放軍控制了，橋南守敵眼看守不住大橋了，便把捆放在橋面上的炸藥點燃。由於事前杭州地下黨做了大量工作，橋面上的炸藥是少量的，且遠離要害部位。所以，大橋只受到了輕微的破壞。解放軍迅速搶佔了錢塘江大橋。

拿下大橋後，部隊又沿玉皇山一線向杭州市區發起進攻。當日2時許，攻佔了中山橋和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等地。

在以後許多21軍將士的回憶錄裏，這場錢塘江大橋之戰也是進軍杭州唯一一場還算像樣的戰鬥。

圖爲解放軍戰士行進在西湖白堤上

而21軍61師政治部組織科長馬貝禾則是坐着救護車進了杭州城。多年後，馬貝禾在杭州海軍幹休所接受了採訪。1949年5月3日，他們的部隊徒步從杭州留下進城，路上遇到了開着救護車的杭州地下黨歡迎，當他們搭車來到杭州西湖邊的一所大房子前時，歡迎的人羣就把他們團團圍住了。

“當時老百姓對國民黨政府已經失望透頂了，所以解放軍來了大家還是歡迎的。”在馬貝禾的記憶裏，有些婦女手捂住鼻子一手揚着手帕向他們致意。“渡江後我們一直急行軍追擊，十幾天沒有洗澡換衣服，五月初天氣已經有點熱，所以身上都有味道了。”

但就是這樣一支衣衫簡樸，“身上都有一股味道”的部隊迅速贏得了老百姓的心。接管城市也就順利的多了。

當時部隊南下，帶的的是山東解放區的華中票和北海票，另外就是繳獲的金圓券。可是21軍61師的一個司務長次到一家小雜貨店買火柴，他拿出大把金圓券，店主一把推開:“這鬼東西連大便紙都不如，解放軍同志如果急着用火柴就先拿兩包用用。”司務長婉言謝絕了。

圖爲杭州市民給解放軍戰士戴花

由於貨幣兌換制度尚未公佈，在解放杭州的幾天裏，部隊無錢可用，生活十分困難。在馬貝禾的印象裏，進了城，可是生活並沒有改善，一日三餐，主食是稀飯，菜是筍乾鹹菜，有時乾脆鹽米同煮一鍋鹹稀飯。

一次幾位杭州工人到馬貝禾所在的61師師部來談情況，開飯時看到師首長和大家一樣只有鹹菜稀飯，驚奇之下工人出門買了兩大包豆腐乾，部隊婉言謝絕了。

圖爲 98歲的馬貝禾

當時工人說了一段馬貝禾多年都還記得的話：親眼看到師長和戰士一起喫鹹菜，我們總算明白了爲什麼國民黨有美援的飛機大炮，卻打不過解放軍。國軍不要說一個師長，就是個小小連長團長都是花天酒地，貪污腐化，這樣的部隊怎麼打得過紀律嚴明官兵一致的解放大軍呢?

其實不要說是一個師的首長，這時浙江最高軍政首長譚震林也是如此。

七兵團司令部警衛員耿守明至今還記得，進城後生活很困難，作爲三野副政委兼七兵團政委的譚震林堅決不喫小竈，而是和戰士們一起喫大竈。

圖爲解放軍七兵團司令部警衛員耿守明（左）和楊寶侖

當時解放軍人手一冊的《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就明確規定:不許獨自外出，不許買東西。據耿守明回憶，當時有些戰士買了東西回來，部隊還規定要退回，“因爲開始有些老闆也不敢和解放軍講價錢，買東西都說看着給吧，給什麼錢，給多少也不敢計較。”

5月25日，21軍61師政治部組織科長馬貝禾帶隊進駐奉化溪口，在蔣介石故居豐鎬房的幾天，他至今還記得一起“亂彈琴”事件，一次在西面的小洋樓裏發現了一架烏黑髮亮的鋼琴，一個女戰士打開琴蓋彈了一下，管家聽到後告訴他們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送給宋美齡的禮物，這些小戰士以爲得到默許，就乾脆大張旗鼓彈了起來，結果琴聲驚動了他。

馬貝禾當時火大了：你們現在是革命軍人，革命軍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個小戰士嘀嘀咕咕：“這又不是在老百姓家裏。”他一聽火更大：“就是在總統府，也不許你們亂彈琴！”

圖爲 1949年4月，蔣氏父子在溪口眺望故里

根據馬貝禾回憶，解放軍駐進豐鎬房後，喫的糧食和蔬菜都是自己到鄉村中去採購，從未動用過蔣介石家中的任何東西。記得當時西廂房幾間屋內，掛滿了火腿，香腸，放着幾十罈好酒。這些東西都是蔣經國40歲做壽時各地送的禮物。儘管生活很困難，但沒有一個人對這些東西打過什麼主意。有幾天解放軍一日三餐喝稀飯，而對近在旁邊的“豐鎬房”所存20多麻袋大米未動過一粒。解放軍嚴守紀律的行爲，看家老頭當然看得清清楚楚。

後來有羣衆告訴馬貝禾說：“總統看家的出來對我們講，大軍駐在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拿，每天還把院子打掃的乾乾淨淨的。我們想大軍對總統家都這樣，我們老百姓還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更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