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人物誌-（五十四）劉義隆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之前在講劉裕的時候，我就提到了這首詞。而在講他家老三的時候，我又得把這首詞重新拿出來講一遍。原因無他，就是因爲這首詞下半闕的主要人物就是他。

說起劉義隆，這位劉宋執政時期最長的皇帝，應該算是南北朝時期一位比較合格的皇帝。他在位三十年，一上臺就幹掉了廢殺自己兩個哥哥的徐羨之等三人，又勵精圖治，開創了著名的“元嘉之治”，被當時和後世的史學家認爲是六朝中南方最繁榮安定的一段時間。

然而在辛棄疾的筆下，這位皇帝的形象卻並不太好：草草封狼居胥的結果，是隻能倉皇北顧；更有甚者，北魏還反過來倒打一耙，兵鋒推到了建康城下。搞得曾經劉裕的家鄉京口，都建了香火不斷的佛狸祠，實在是奇恥大辱！

之所以會有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說到底還是和劉義隆這個人有關。

劉義隆的諡號是“文帝”，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他是個不錯的守成令主；一開始的廟號是“中宗”，這也不是一個完全褒義的廟號，具體可以參考唐中宗李顯。這些當時的臣子們給他定的評價，足可以見得劉義隆的特點——守成有餘、開拓不足。

應該說，劉義隆是一個政治比較成熟的君主。在他還只是個王爺的時候，在徐羨之等人眼裏是一個敦厚老實好控制的角色；在他被指定爲皇帝接班人的時候，他也用痛哭和官爵成功地籠絡住了徐、傅等人的心。而這一切只不過是他的掩飾，繼位三年後，他就發動政變，成功地誅殺了當年幹掉自己哥哥的一干人，牢牢地控制住了大權。此時的劉義隆，纔不過十八歲。

一個未成年人就能這樣能幹，足可見他的政治謀略，實在有乃父的遺風。而在治國理政上，劉義隆也繼承了他父親鼓勵生產、富國利民的主張，在南朝積極推行經濟文化建設，使得剛剛經歷內亂的劉宋迅速恢復了穩定，各項民生都有了一定的進步。

但是一個人最怕的就是沒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普通人如此，皇帝亦然。很不幸，劉義隆也不大清楚自己能幹什麼，

身爲北伐英雄劉裕的兒子，劉義隆心裏有一個北伐夢、統一夢再正常不過。有夢是好的，關鍵看落實。而此時的劉宋，已經很難再有當年劉裕時期的雄風了。

從內部來看，劉宋雖然國力有所提高，卻損失了一大批劉裕時期的北伐名將。如王鎮惡、沈田子、朱齡石、毛德祖等，不是在戰場中隕落，就是因爲年老而去世。到劉義隆準備北伐的時候，劉裕時期的名將就剩了一個檀道濟。沒有將才，還怎麼打仗呢？

而相比於名將的凋零，北方局勢的大變化纔是阻礙劉義隆北伐的最大攔路虎。劉裕北伐的時候，北方還是一片混亂：南燕、後秦、北魏、夏等國犬牙交錯各懷鬼胎，使得劉裕有機會能各個擊破；而到了劉義隆的時代，北魏不僅基本統一了北方，還有餘力北擊柔然、南侵劉宋，在劉義符執政期間甚至還奪取了河南三鎮。此時的北方，又豈是可以隨便攻略得手的？

實力此消彼長，本就已經不適合貿然北伐；而劉義隆個人的性格和辦事風格，更推動元嘉年間兩次北伐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前面說過，劉義隆很早就表現出了政治天賦，這是好事；然而早熟的代價必然是早衰。對政治手腕的過於迷信，使得劉義隆在軍事部署上不可避免地付出了無可挽回的代價。

劉義隆的兩次北伐，準備的都不夠充分，因爲這兩次北伐都是帶着賭氣的成分纔開展的——第一次是爲了報八年前劉義符時期被北魏入侵的仇，第二次則是爲了報第一次的仇。再加上自己自覺文治已經齊備、需要武功點綴，以及一堆大臣的附和，使得劉義隆下定決心北伐。

而在北伐的過程中，劉義隆也顯得準備不足。兩次北伐都缺乏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在克復河南四鎮以後既沒有繼續北上，也沒有增兵鞏固守備。而在將領的任用上，劉義隆更是私心頗重——他只重用自己的藩邸舊臣，對前朝舊將如檀道濟等人一開始只是雪藏，直到攤子收不了了纔不得不啓用老將們來擦屁股。這種方略指揮，又豈能打勝仗？

而到第二次北伐的時候，劉義隆更是完完全全倉促上馬。在既無名將又無雄兵的基礎上，劉宋朝廷直接開始拉壯丁，甚至連廟裏的僧尼都要求還俗打仗。這樣的軍隊，又有什麼戰鬥力？也就無怪乎北魏大軍直接打到建康城下、逼得劉義隆戒嚴數月，最後目送着北魏大軍揚長而去了。

所謂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說的大概就是劉義隆這種類型的指揮官。他本不是什麼軍事家的料，卻強行帶着自己的國家與當時的第一強國硬碰硬，一次不夠還要再來一次，將大臣們韜光養晦堅壁清野建議全部拋在腦後。最後的結果，也就只有人民遭受荼毒，三十年“元嘉之治”的成果一戰而亡，他自己也死在了自己的太子手裏。

簡單地聊完了劉宋的前三位君主，讓我們把視線移到淮河以北，聊聊已經出現在我們的故事裏無數次卻還沒好好聊一聊的北魏。不過，那就是明天我們要講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