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又是一年的秋季乡试时节,恰巧迫切渴望“望子成龙”的当地绍兴考生一些家长,打探得知,负责浙江省(高考)的主考官殷如璋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都是同科进士,京城同僚,关系不错,能说上话。按说,一路勤奋读书,中秀才、中进士、点翰林、到外地和京城做官(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中书、金溪县知县),虽不说大福大贵,但却是风生水起,家境殷实,小康富足的鲁迅祖父周福清,深得严格科举考试(选拔人材)的恩泽和好处,应该带头循规蹈矩,不越高考违规的雷池一步才是正道。

宋朝就有“高考移民”:看看古代如何处理这些“科举舞弊”?

宋代的读书士子

宋朝就有“高考移民”:看看古代如何处理这些“科举舞弊”?

科举考试的状元试卷

宋朝就有“高考移民”:看看古代如何处理这些“科举舞弊”?

状元游街

宋朝就有“高考移民”:看看古代如何处理这些“科举舞弊”?

古代科举考试夹带的小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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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高考”(科举考试)乃是国家头等大事,遴选社会精英的考试流程,其实也是相当严格有序。

如同现代高考证件核对、人脸识别一般,古代考生进入考场前,还要对人对号,高声呼叫考生的姓名,防止有人当“枪手”,李代桃僵,冒名顶替。另外,监考官还要进行逐一认真搜身,防止夹带作弊的“小抄”;在考场中,主考官在帘子后面就坐,帘子只能使考生看到主考官的椅子,而看不出他是否坐在哪里,这样无形中,就起到一种震慑考场作弊的心理暗示作用。

当时,现场有随机指令的兵勇(类似今天的警察蜀黍)监督考生;不用多说,考场纪律也是十分严格。譬如不得交头接耳,大声宣哗,不得食用自带和外卖食品,如果口渴可以饮用研墨的专供水。为了防止火灾,蜡烛被规定禁用,即使考场小房间视线变暗,也不能擅自使用。

北宋知名教育家李觏,曾对亲历的科举考场有过生动地描述:

主司隔帘帷,欲望不可跂。

中贵当枨闑,蒐索遍靴底。

呼名授之坐,败席铺冷地。

健儿直我前,武怒足防备。

少小学贤能,谓可当宾礼

一朝在槛阱,两目但愕眙。

为了体现彰显阅卷的公平,政府采取了许多今天高考仍然在推广使用的有效措施。

例如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覆盖住,加以密封糊名,抑或雇人将考生考卷誊录一份,交给阅卷官评阅(目的是掩饰考生字迹,避免被考官认出,徇私舞弊)。

不过,此举还意外引出了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呢?

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大名鼎鼎的文学巨擘——欧阳修出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

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猛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大人欧阳修观阅。欧阳修品读后,眼睛一亮,顿时被其华丽绝赞的文风所折服、倾倒。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扛鼎、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科举第一。

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试卷采用糊名法,根本无法得知文章作者是谁,欧阳修第一直觉此文很像得意门生曾巩撰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只好唏嘘、惋惜地评为第二名。

然而复试时,欧阳修又遇见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

直到发榜公布姓名时,主考官欧阳修才恍然大悟,原来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旷世佳作雄文,均出自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苏轼之手,让他由衷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科举结束后,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不吝盛赞苏东坡的斐然文才:“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其实,这年“高考生”苏轼的离奇境遇,仅是嘉佑二年科考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一个场面缩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既有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又有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宋朝科举“鲤鱼跃龙门”人才济济的时代盛况,由此可见一斑,令人啧啧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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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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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欧阳修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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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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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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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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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高考移民”的处理。

重文抑武,堪称“文人治天下”的有宋一代,非常注重公平兼顾、泽被四方的原则,宋朝政府往往根据各州的人口多寡和文化程度高低,分配不同的科举“解额”(高考录取名额)。

相比而言,文化发达、士子如云的天子脚下,东京开封府分配的“录取名额”最多。

“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彰显,因此出现了发达地区东南州郡的读书人,跑到西北(读书人相对少)的地区参加高考,更有无数应举士子,想方设法挤破脑袋,采取“冒籍”(户口)等手段,千方百计参加京城的科考。

眼见京城录取率居高不下,且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导号召,史书记载“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

因为常年有六七千外地外来户口抢夺、挤占京城本地考生有限的名额,招致了汴京本地户籍考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北宋建国伊始,政府也明令禁止高考移民的“异地科考”。譬如宋太祖赵匡胤曾颁发相关法令:“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用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

这里拗口的“寄应”也就是俗话说的“异地科考”。换言之,一枚外地考生想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地参加汴京高考,必须先获得无比金贵的首都户口。

于是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开封府就发生了一起引发社会争议的“高考移民案”。

当事主角是叫王济的庐州士子,也想挤破脑壳参加录取率高的“京城高考”。

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个“移花接木”的高招。原来他哥哥王修曾在开封府购置18亩田产,取得了首都户口的资格。

这小子就在高考的登记户籍资格申报中,将哥哥大名登记成了父亲,自己也理所当然的拥有了首都户口。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此种煞费苦心的卑劣伎俩被“明察秋毫”的开封府高考把关人员一举识破。更有好事者,以此上书皇帝,要求严刹“高考移民”这股歪风邪气。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人口流动频繁,允许自由迁徙,商贸空前发达,城市异常繁荣的宋朝,许多士子从小、很早就跟随父辈离开家乡,到京城读书做生意,再让他们返回原籍高考(科举),也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于是开放的宋朝政府,就在原则要求士子不得离开原籍、仍然限制“高考移民”的政策下,允许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可以参加“异地科举”。

之一,大中祥符七年(1014)立法规定:“应进士并诸科举人等,今后除取本乡文解赴举外,如是显无户籍,及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即许召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行止。……许于开封府投纳、引验,便与收接,依例考试、发解,并于卷头分明开坐元本乡贯并寄应去处。”

之二,天圣七年(1029)立法规定:“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

之三,嘉祐三年(1058)立法规定:“奉诏再详定科场条制…(开封府)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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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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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赵恒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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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的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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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的草书《后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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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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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优中选优,古代科举对通过者的数额有严格的指数限制。

公元1009年,宋真宗赵恒,对通过科举考试者的名额进行了严格限制。公元1106年只有3%的人(8万人中通过2334人)通过州试(《宋会要辑稿》)。

据统计,公元1090年,福州的州试中参加考生3000人,最终只有40人通过,考生录取的比例为1/75。

到了北宋末年,政府对考试录取名额限制愈加严格,每年通过州试的人数仅1.5万人,只占1亿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五。这些通过州试的考生,再参加三年一次的京城“省试”,才能获取进士资格。

到11世纪中期,约有5千至1万名在不同年份通过州试的应考者参加省试。

公元1002年,应试者只有1.5%(14562人中219人)被赐进士功名;而公元1109年的比例上升至10%(即7000人中有731人),南宋时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

根据地方志记载,整个宋朝进士总人数为28,933人(北宋约占1/3,南宋占2/3)。

不过,如同现在的高考一样,科举制度给了更多普通人(莘莘学子)“知识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据统计测算,北宋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俨然占到总官员人数的40%,而唐代这个比例还只有15%(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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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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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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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高中探花挂出的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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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科举舞弊”的惩罚措施。

仅以陷入“科举舞弊”漩涡不拔,导致家族骤然败落的鲁迅祖父周福清为例说明。

按说,一路勤奋读书,中秀才、中进士、点翰林、到外地和京城做官(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中书、金溪县知县),虽不说大福大贵,但却是风生水起,家境殷实,小康富足的鲁迅祖父周福清,深得严格科举考试(选拔人材)的恩泽和好处,应该带头循规蹈矩,不越高考违规的雷池一步才是正道。

可是眼见曾经显赫一方的大家族已现颓势,儿子周伯宜身体孱弱,精神不振,几次考试都铩羽而归,丝毫不见起色;情急之下,乱了方寸,利令智昏,办了一件后续后悔不迭的、“高考走后门”的大蠢事。

彼时,又是一年的秋季乡试时节,恰巧迫切渴望“望子成龙”的当地绍兴考生一些家长,打探得知,负责浙江省(高考)的主考官殷如璋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都是同科进士,京城同僚,关系不错,能说上话。

于是跟周家有亲戚关系的几家人,便凑足了1万两白银(换成便于携带的银票)交给周福清,拜托他给主考官给殷如璋打打招呼,走走后门,关照一下。

科考出身的周福清,也深知这是一件顶雷的棘手麻烦事,推脱再三,然而盛情难却,只得硬着头皮允应了下来。听说殷考官从京城顺运河南下,为了方便打点,周福清就派听差陶阿顺携信在苏州阊门码头等候。

事情就坏在了办差的这小子没有眼色,不会见机行事上。当时副考官正在殷如璋的船上议事,殷主考接过老朋友的信函,没有来得及拆看,就随手放在茶几上,继续交谈。

但是,旁边等候已久的陶阿顺却着急地嚷叫起来:老爷,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考官一听信里藏有大猫腻,为了避嫌便把信交给副考官周锡恩,周拆开信件立即下令逮捕陶阿顺,殷主考也是勃然大怒,哪里还顾得上朋友交情,下令将此事一查到底。

周福清闻听“高考走后门”彻底办砸了,感觉大事不妙,连夜从绍兴逃往上海躲避风头。

因为案情重大,当时浙江巡抚崧骏亲自出马,负责调查审案。根据贿赂的信件证据提示,立即取消了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试资格,又下令逮捕周福清入狱,准备乡试结束后秋后一并算账。

未等周家托人打点斡旋(想从轻发落),那知,这桩糗事又被捅到了光绪皇帝那里。彼时年轻的皇帝刚刚亲政,正欲励精图治,革除时弊,大展宏图之际,一听此事,龙颜大怒,立即下了一道严格查办的圣旨。

“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天子插手申斥严办,谁还敢背地里说情开脱?随着祖父被迅速缉拿入狱,撤职查办,绍兴周家这个原本殷实风光的封建大家族,一下子由小康急速坠入令人唏嘘感叹的困顿之中。

有道是“前世之事后事之师”。看来,何种时候,想在高考中投机取巧、徇私舞弊、蒙混过关,都将可能付出惨痛不菲的代价,更是万万不可取的深刻教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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