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古城遺址。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樓蘭古城遺址。圖片提供/視覺中國

高洪雷

書摘

從前，西域有個小國叫樓蘭。它前後存在了不過百年，卻讓無數的文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爲之心醉神迷，它隨之也成了全人類永恆的夢幻。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樓蘭美女之謎魅惑何在？羅布泊什麼時候能重回樓蘭故地？樓蘭在西域到底有着怎樣的歷史地位？

所有這些問題，和永埋於黃沙盡頭、大漠之下的樓蘭一起，一一在作家高洪雷的筆下復活。

本文摘選自《樓蘭啊，樓蘭》（高洪雷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石破天驚

當嚮導帶着意外收穫——兩塊木板趕上南行的隊伍時，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驚呆了：面前的渦卷紋、樹葉紋裝飾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臘藝術風格！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一個沒有記憶疲勞的年份。但對於大清來說，卻是一個既無豔陽又無皎月的歲月。在八國聯軍從東部沿海的天津殺進北京，慈禧皇太后挾持光緒皇帝倉皇西逃的同時，一支由西方探險者組織的駝隊也從西部邊陲的喀什出發，大搖大擺地走向“荒涼得如同月亮上一樣”的羅布荒漠。

騎在頭駝上的斯文·赫定，頭戴氈帽，嘴上叼着菸斗，向空中悠閒地吐着菸圈。他年方35歲，已經具有三次中亞考察經歷。他此行得到了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和化學家阿爾弗雷德·伯納德·諾貝爾的資助，可謂經費十足、準備充分、計劃周全。而他冠冕堂皇的任務，仍然是實地測量傳說中的“中亞地中海”——羅布泊的準確位置，爲老師李希霍芬與俄國人關於羅布泊位置的爭論提供實證。

就像此前他不聽老師的規勸學習理論一樣，這一次，他沒有按照老師的囑託直接前往羅布泊，因爲在他心目中，有着比打贏口水戰更重要的東西。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闐發現了兩座沙埋遺址——丹丹烏里克古城和喀拉墩古城，收穫了一批價值連城的文物。尋找民間傳說中的大漠古城與財富，應該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難以言傳的目的。

正是他的特立獨行，使他走近了一個祕密——一個令世界目瞪口呆，並給他帶來無上榮譽的祕密。

爲了確保行程順利，斯文·赫定在駝隊組成人員上煞費苦心。駝隊裏，有喫苦而精明的羅布人嚮導奧爾得克，有富於野外生存經驗的羅布獵人阿不都熱依木，有老實可靠的維吾爾族馱夫帕皮巴依，還有機警勇武的哥薩克警衛切爾諾夫。

3月下旬，駝隊從庫魯克塔格山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啓程，由北向南進入土丘密佈的羅布荒漠。

28日，羅布荒漠裏一個難耐的日子。下午三時，他們經過一片黏土臺地，見到了兩間木屋子遺址（後來證實這是一座佛寺），發現了許多黏土祭祀鉢、陶器碎片、古中國銅幣和一種銅針，還有一些木雕。其中一塊是頭戴王冠的國王，另一塊是戴着花圈的男子，還有一塊是工整的蓮花。對此，斯文·赫定沒有在意，只是感到這是一處東去敦煌古道上的驛站。又前行了20公里，斯文·赫定和隊員們在沙漠中發現了一處長着幾棵檉柳的低窪地。有植物生長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決定停下來挖水並在此宿營，但考察隊僅有的一把坎土曼（一種鐵製農具）被37歲的嚮導奧爾得克遺忘在剛纔經過的廢墟了。沒等斯文·赫定埋怨，嚮導便在晚飯後，騎上一匹駑馬匆匆北返，主動回去尋找鐵鏟。

東北季風，總會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光臨羅布荒原。後半夜，一場暴風如期而至，嚮導在風中迷了路。似乎是一種天意，他爲了避風，闖入了另一個遺址，這個遺址裏有一座塔，還有一片比白天路經的廢墟規格更高的房屋遺址，而且遍地散落着木板、古錢和雕刻品。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鐵鏟，還特意帶回了兩塊精美的木板。

嚮導回去尋找鐵鏟的那段時間，斯文·赫定一次次翹首企盼着，形同熱鍋上的螞蟻。他並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着阿爾戈英雄們的船隻，幸運女神正悄然向他走來。第二天黃昏，當嚮導帶着意外收穫——兩塊木板趕上南行的隊伍時，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驚呆了：面前的渦卷紋、樹葉紋裝飾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臘藝術風格！探險家的直覺告訴他，這些精美的木雕，屬於上一個千年的佛教文明，是某個來去無蹤的神祕古國邀請探險家來訪的國書。嚮導發現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爲第一個揭開塔克拉瑪干沙漠文明之謎的人。但只夠維持兩天的飲用水，使他控制住了激動的情緒，把對這片遺址的強烈懸念，留到了第二年冬天。

發現“三間房”

那座建築物——東漢西域長史府故址則被稱爲“三間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間房”牆角下一處有兩千年曆史的垃圾堆。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來了。但是，尋找遍地木雕的遺址的過程並不順利，他幾次產生了放棄的念頭：駱駝在超負荷運作，人也到了承受的極限。

3月3日，數字整齊好記，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選的“黃道吉日”。這一天，駝隊意外踏上了一條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一直在反芻的頭駝停了下來，一個碩大的土堆擋住了去路。經驗豐富的斯文·赫定認出，那不是千年強風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印度式佛塔的遺蹟。

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現在視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着夕陽的餘暉，成片的古建築分佈在佛塔與運河之間。細沙之下的官署、寺廟、僧舍、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紙本漢文文書、漢文木簡、佉盧文文書靜靜地躺在那裏。古城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沉睡着，異樣的沉靜使得他心潮湧動，驚詫莫名。似乎，城中居民剛剛離去，他們就接踵而至了。一輛馬車的巨大木輪剛剛修補完好等待重裝，一棟房舍柴扉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遠客將臨……那一刻，他彷彿聽到了乾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脈動，也似乎聽到了千年前的綠洲古國鼓翼而過的聲響。

除了佛塔，古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築物是由四堵厚實的牆壁分割成的三間房屋。後來，佛塔成爲樓蘭古城的象徵。那座建築物——東漢西域長史府故址則被稱爲“三間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間房”牆角下一處有兩千年曆史的垃圾堆。

命運女神既是無影無蹤的虛無，也是有聲有色的存在。雖然誰也沒有見過她的倩影與芳容，但人們又彷彿時時能感受到她的足音、脈搏與呼吸。她是一般人難以接近的玄妙，也是隻有強者與智者才能偶遇的奇蹟。

有感於命運女神的眷顧，他先是面向澄明的藍天做了一次虔誠的祈禱，然後在《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興致勃勃地寫道：“我們將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開，最後只剩下一間土蓋的房屋。我們在那屋裏找到了36張有中國文字的紙，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一些破衣、魚骨、印有花紋的毛氈等。我相信這些毛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着我們考察一座泥塔，但它卻是實心的。我們只在它的旁邊找到兩管中國毛筆，兩個瓦罐和無數的小錢……這就是當年繁盛一時的古城。古城以及我在那廢址中極幸運所得的發現足足可以編成一整部書。”

透過考察資料，他認定這座古城是4世紀初失守的。在日記中，他想象的翅膀開始翔舞：“當城中戰雲密佈時，官吏們並沒有忘記公家的責任，他們仍盡心盡責，在戰鼓與烽火中寫完他們的報告。這些中國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動。由此可知這個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統治半壁亞洲——這並非幻想力的創造物，也不是詩，這是赤裸裸的真實。那些信札在埋了1650年後，現在又給我們一個音信。它們的災禍、憂患和喜樂終見天日。”

對於沉埋於遺址中的大量文書，作爲探險家的他當然知道它們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無法估量的價值，所以對臨時僱來的民工宣佈，凡找到文書資料的，一定在工資之外另加獎勵，並立刻兌現。這一措施，使得既貧困透頂又毫無文物保護意識的民工們爲了尋找文物，幾乎進入了一種癲狂的狀態。後來的斯坦因，也採取了同樣的辦法，當然同樣收到了立竿見影的奇效。這也是西域大量古城遺址被別有用心的外國人和見錢眼開的中國人一起盜掘得面目全非的一大原因。

在難以言表的激動中，斯文·赫定將發掘出的文物運回西方。隨他一道到達斯德哥爾摩的，除了157件漢文紙簡、文書外，還有56枚五銖錢，許多佉盧文書，大量箭鏃、鐵斧、銅鏡、甲片、珠飾、海貝、樂器、絲絹、錦、木雕飾、毛織物等。

考慮到自己沒有熟練掌握地理學研究方法，所以他聽從老師李希霍芬的建議，把全部材料與勘測數據交給了住在德國西部城市威斯巴登的漢學家卡爾·希姆萊，並由希姆萊向世界宣佈：“那城名叫樓蘭，位於東經89°50′53″、北緯40°31′34″，佔地10.8萬平方米，在第三世紀極一時之盛。”

希姆萊去世後，材料轉交到了住在德國東部城市萊比錫的中亞文字研究家康拉第手上。他將這些文件譯成德文，還寫成了《斯文·赫定在樓蘭所得的中國文書與其他發現》一書。他在書中介紹，紙片中有古籍《三國志》的殘片，中國人在公元前105年發明造紙，那片文字是公元前150年至220年間所寫，因此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紙張和紙上文字，比歐洲紙上文字早了700年；文書中有軍事機關、糧局、驛站所發的信件、報告、告示和收據，有簡單的習字帖和孩子們練習乘法表“二乘八得十六，九乘九得八十一”的拙書，還有署名超濟的私人信件，信件字裏行間瀰漫着戍邊將士對家鄉親人的深深眷念；物件中有魏晉錢幣，有獵箭、戰箭、火箭，有貝殼做的貨幣，有項鍊、耳墜、刻着赫爾墨斯像的寶石，有衣綢、牀單、毛氈、麻線、鞋子，還有來自敘利亞、古羅馬的銅器、木器、鐵鏈、玻璃杯。康拉第斷言：“具有現代性的中國西域與西方的混合文化在樓蘭很發達，因爲那城是邊境的鎖鑰，是亞洲中間古代大道——尤其是東方至中國和西方至波斯、敘利亞和羅馬間往來運絲的大道的門戶。”他還興奮地說：“樓蘭文書是一種敘事詩，是用世界歷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寫的世情畫。”

可惜，就在他埋頭研究樓蘭時，死神就叩開康拉第的門了。

於是，全面敘述斯文·赫定發現的樓蘭的重任，落在了第三位德國漢學家阿爾伯特·赫爾曼身上。赫爾曼不但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而且精心創作了名爲《樓蘭》的小冊子，對樓蘭的發現史、樓蘭的歷史與地位、樓蘭與羅布泊的變遷、樓蘭一名的來歷、樓蘭古城以及在樓蘭發現的文物做了精闢的概述，成爲向世界宣告樓蘭再現的“白皮書”。

1600年前的絲路重鎮——樓蘭重現人間！

“遊移湖”

“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斷，位於羅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庫順是一個新的終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羅布泊位於羅布荒原的東北部。”

見到滿載文物歸來的斯文·赫定，老師李希霍芬問：“我交代你的任務呢？”

“當然不會忘。”學生滿臉堆笑地回答，“不過，老師和俄國佬似乎都沒有錯。”

“何以見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師呆住了，他那蜘蛛網般的皺紋不自覺地抖動起來，像遇到了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風。

學生慢條斯理地說：“發現樓蘭是我的意外收穫，我的主要任務還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羅布泊的準確位置。當我這次進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時，在孔雀河古河牀有了意外的發現。這條古河道寬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牀足以證明塔里木河在歷史上曾向東注入孔雀河。我們在古樓蘭城南的羅布荒原進行水準測量時，發現那裏地勢低窪，從而推斷出塔里木河是經過這片窪地，最終注入古羅布泊的。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爲東南流向，注入了俄國佬所說的喀拉庫順。”

稍加停頓，學生接着說：“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斷，位於羅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庫順是一個新的終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羅布泊位於羅布荒原的東北部；羅布泊在樓蘭城南的河湖與喀拉庫順之間南北遊移，它是個‘遊移湖’，遊移週期大約1500年。”

聽到這裏，老師搖搖頭，口裏嘟囔着：“怎麼可能呢？”

學生又說，我預測，喀拉庫順很快就會乾涸，塔里木河必將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羅布泊。

老師再也無話可說，儘管他心中有一萬個不甘，但自己畢竟年近70，實在沒有能力前往羅布泊進行實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歸來後，將自己深入探察的實踐上升爲嚴謹踏實的理論，形成了一部經得住歷史檢驗的鉅著——《1899-1902年中亞科學考察報告》。他還趁機痛打落水狗，對科茲洛夫進行了隨心所欲的鞭撻。

如千流歸入了大海，如羣鳥飛進了巢穴，一場硝煙瀰漫的口水戰就這樣驟然停息，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全線後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應邀前往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就羅布泊最新考察成果發表了演講。會後，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謝苗諾夫·天山斯基設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國地理學家作陪，宴會氣氛輕鬆而熱烈，再也無人質疑他的結論。同年12月，他又應邀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做了一次演講，演講內容仍是羅布泊考察的新進展。他分明看見，那位曾經質疑過自己的英國學者，在臺下洗耳恭聽。

殊不知，他的預言居然在數年後變成了現實。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縣窮買裏村突然改道，使得原來向東南流入喀拉庫順的河流，改道東去，突破鐵門堡一帶的堤岸，匯入孔雀河，最終注入了羅布窪地，形成了現代的羅布泊。

7年後，正率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中國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這一消息，欣喜若狂，認定自己的“遊移湖”理論已被證實，立即派出瑞典方隊員赫默爾和中方隊員陳宗器勘測塔里木河改道後形成的羅布泊。據他們於1931年完成的實測地圖顯示，當時的羅布泊平面呈葫蘆狀，西岸位於東經90°以東20公里處，東岸位於90°45′附近，湖泊總面積達1900平方公里。

必須指出的是，斯文·赫定爲了證明自己的推論正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後的羅布泊上，從而忽視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來，沙雅縣的女巴依（維吾爾語意爲“財主”）阿西罕·阿吉，爲了給自家的12000頭羊興建草場，在窮買裏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攔河築壩，結果造成河水改向東流，衝入了乾枯的孔雀河古河牀。顯然，這次河流改道是人爲因素。

儘管斯文·赫定的“遊移湖”理論沒有得到所有專家的認可，反對者認爲無論塔里木河如何變遷，終點湖都在羅布窪地，羅布泊從未變遷；但畢竟，“遊移湖”是一個前無古人的推斷，因爲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穩，南北擺動而造成下游湖泊遊移的現象，是不爭的事實。更不容置疑的是，漢代的鹽澤、元代的羅布泊和大清地圖標註的羅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漢代的鹽澤相當於今天的羅布泊，元代的羅布泊相當於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圖上的羅布泊應該是若羌縣北部的阿拉幹湖。

平地驚雷

同一年，他被推舉爲瑞典最後一個無冕貴族。他還是瑞典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擁有發言權。

如兩聲平地驚雷在耳邊炸響，令此前埋頭舊紙堆的東方學者們震驚不已。被認爲“沒有新聞的”“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新疆，從此吸引了無數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目光。

光緒二十八年（1902），東方學家代表大會在漢堡召開，由各國東方學家組成的“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正式成立。各成員國也相繼成立了國家西域考察委員會。西域迅速升溫爲世界考古與探險的熱點，成爲一個世界性考古話題，並幻化爲許多探險家永遠不變的地平線。

同一年，斯文·赫定被推舉爲瑞典最後一個無冕貴族。他還是瑞典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擁有發言權。

從此，斯文·赫定——這個在瑞典幾乎與諾貝爾齊名的人，爲廣袤的亞洲腹地深深吸引，將人生的目標全部傾注在對中國的探險事業上，以至於終生無暇娶妻。他曾無比驕傲地宣稱：“我已和中國結婚了！”

這是一個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個聽到這句宣言的中國人反而感到臉紅。因爲早在光緒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撫魏光燾，爲強化新疆與河西的聯繫，派副將軍郝永剛、參將賀煥汀、都司劉清和，對敦煌經羅布泊進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線進行了探察，繪製了《敦煌縣西北至羅布淖爾南境之圖》。這幅在極其原始的條件下繪製的地圖，不僅標明瞭玉門關、陽關通向羅布泊的路線，而且在羅布泊西岸清楚地標明瞭一座古代城址。可惜，郝永剛等人不是考古學家，並不知道也不會深究這座古城是歷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樣的考古與學術價值，自然也就沒有爲這座古城命名。更遺憾的是，這幅珍貴的地圖，一直沉睡在清宮高牆之內。大清統治集團現代地理、考古知識的極度貧乏，使得他們十分缺乏對國內文物古蹟的保護意識。清末時局的混亂所導致的信息閉塞，又使得中國學術界被完全隔離在這場學術競爭之外。就這樣，樓蘭——大漠深處的“夢幻之都”，錯過了與中國學術界邂逅的機遇，中國隨之也與樓蘭冠名權失之交臂。

於是，樓蘭古城的發現權，只能屬於外國人——斯文·赫定，這也成爲中國考古人心中永遠難以抹去的恥辱記憶。

（文章標題爲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