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欲專一行，先通其史。拿破崙建議軍人們反覆研讀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古斯達夫等名將的戰史，並效法他們，他說：“這是成爲偉大統帥和尋求兵法奧祕的唯一途徑！”研究美國創投史，對中國創業創新，能有哪些啓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72年，瓦倫丁（Don Valentine）離開國民半導體公司，在沙丘路上安營紮寨。此前，他小試牛刀，順着半導體業上下游，投了幾個小項目，賺到一些錢。瓦倫丁自感摸到了投資的門道，決心投身這一行，以度餘生。於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創建了風險投資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紅杉資本”。

爲了搞到錢，瓦倫丁敲開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門。年輕的銀行家翹着二郎腿，掃了一眼瓦倫丁的簡歷，輕蔑地說：“抱歉，我們只投哈佛商學院（HBS）畢業的！” 就把瓦倫丁打發了。

瓦倫丁畢業於福特漢姆大學，相當於美國“二本”。在所羅門的恥辱遭遇，他記恨了一輩子。他對哈佛商學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紅杉不招HBS畢業生。

所羅門銀行家並非矯情。那個年代，風投的確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與捕鯨：風險資本的原始形態

風險資本，顧名思義，就是冒着極高的風險，投資股權的資本形態。這是願打願挨的遊戲，投資人付出資本，創業者獲得之，雙方遵守嚴苛的約定，你情我願。即便失敗，也兩相無怨。一旦成功，雙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謝！

這種模式極其簡單，卻威力無比。

風險投資雛形，可以追溯到西歐文藝復興時期。彼時商人僱用船隻，開展海外貿易，船長和船員分得部分利潤作爲酬勞。Carried Interests即來源於此，意指船隻“承載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史上首個重大風險投資事件，乃國家意志的產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美豔驚人，才思敏捷。她經由聯姻和軍事手段，於1492年統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倫布的再三請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險。經年的戰爭，國庫空空如也，女王毅然變賣首飾，拿出私房錢，慷慨資助哥倫布。

這一英明的決定，回報無比豐厚：哥倫布竟然發現新大陸，滿載而歸，極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領地，帶來源源不斷的黃金收入，西班牙一躍成爲歐洲霸主，女王由是成爲偉大的“風險投資家”！

但系統化採用類風險投資模式的，當數美國捕鯨業。

2.捕鯨業的風險模式

獨立戰爭後，美國內需旺盛，人們將目光投向海上。鯨魚渾身皆爲寶，捕鯨回報驚人，但風險巨大：捕鯨船與給養需要投入巨資，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災人禍頻發，一不小心就會葬身大海。根據文獻，19世紀從麻省新貝福出發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沒或損毀。

電影《海洋深處》劇照

影片《海洋深處》改編自小說《白鯨》與同名獲獎作品，敘述驚心動魄的海洋悲劇。1819年，Essex號捕鯨船航行了一年，捕獵一條碩大無比的抹香鯨，憤怒的大鯨強力反擊，摧毀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員棄船逃亡。他們歷經艱險，忍受數月的飢餓、病痛和殘殺相食，最終僅八人生還。

既然捕鯨如此兇險，共擔風險纔是好辦法：多位投資者合作提供絕大部分資金，船長也投入少量資本。捕鯨業的激勵機制與今天VC業相若，投資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潤，剩餘利潤由船長和船員支配。捕鯨業的整體投資回報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達15%，最高甚至60%。

捕鯨業可觀的回報，吸引了無數資金進入，成爲十九世紀美國五大支柱產業之一，高峯期美國捕鯨船隻數量佔全球八成之多。

捕鯨業的資本大冒險，奠定了美國風險模式的經驗基礎。

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風險資本開始活躍，從大修鐵路，到卡內基建立鋼鐵帝國，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愛迪生的電氣革命，都有風險資本的影子。 進入二十世紀，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範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國富有家族，嘗試投資新興科技企業，不過這些都還只是有錢人的業餘愛好（hobbies）和玩票性質。

二、哈佛與ARD：風投的搖籃

系統化的風險投資是從美國東部開始的。人們習慣將VC與硅谷畫上等號，這不過是錯覺！ 哈佛大學商學院（HBS）纔是名副其實的“風投黃埔軍校”，“校長”則是喬治（George Doriot）教授，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共同導師。

喬治生於法國，22歲來到美國求學，本要入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卻陰差陽錯去了哈佛商學院。畢業後，他先在華爾街廝混，1924年榮歸哈佛，在商學院（HBS）講授《製造學》。喬治教授特立獨行，摒棄案例教學法，課堂上總是從頭講到尾，但他長於研究產業，很受學生的歡迎，很快躥升爲大牌教授。

1930年代，“大蕭條”摧毀了新英格蘭的傳統經濟，紡織和服裝業開工嚴重不足，和我國傳統產業今天的處境極爲相似。 以MIT校長康普頓（Karl Compton）爲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術改造當地產業，推動經濟轉型。喬治積極參與其中,他還和一位物理學家以“企業協會”（Enterprise Associate）名義，募了30萬美元資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業的可行性。

二戰爆發打斷了他們的計劃。喬治教授入伍，負責美國陸軍的補給規劃工作，官居軍需部計劃局司令，陸軍准將。戰爭甫一結束，他即返回哈佛，重執教鞭。

1946年，以康普頓爲首，波士頓名流們重拾計劃，發起美國研究開發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選喬治爲公司總裁。喬治戰前爲“企業協會”效力時，學到一個教訓：必須有足夠的資金，纔能有足夠的掌控力。

因此ARD採取了新做法，通過發行股票，公開籌集到350萬美元，再投給初創科技企業。受到ARD眷顧的公司，最爲出名的要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資10萬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終退出的時候，回報高達700倍。

ARD的創舉，歷史意義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說是VC行業的起點，發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帶來極大的示範效應，爲初創企業尋求股權資金的支持開闢了新路，標誌風險投資的真正誕生。

喬治經營ARD的同時，繼續在HBS講授《製造學》，佈道產業與創新理念，培養了一大批風險投資新秀。教授的的門生成千上萬，很多人成爲大型企業高管，也有人從事金融和投資。其中，羅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後將繼承衣鉢，成爲風投巨擘，大放光芒。

幾乎ARD創立的同時，先鋒影業老闆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脫離原有的業餘玩法，設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資500萬美元，開展更爲系統化的風險投資。他們將這個新玩法，定義爲“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這是VC一詞的正式由來。

雖然創業土壤日漸肥沃，風險投資業的成型尚需兩大基礎條件：錢和人。 喬治教授在東岸的實踐，培養了一批風險投資人士。但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此前依賴個人和家族，難以規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個人爲主，轉向了機構爲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蘇爭霸是橫亙上個世紀的持久事件， “冷戰”對美國經濟和現代科技的影響，非常之大。

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震動了美國。爲了奪取科技和軍事優勢，全美從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業，舉國推動創新。

國會於1958年通過《小企業投資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 Act），聯邦政府覈准設立一批小企業投資公司 (SBIC)，提供槓桿資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業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貸款。

美國政府早在二戰期間，就大力扶持民間科技創新，以解決軍需，主要面向大型企業與著名高校。SBIC機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規模向私營中小企業傾斜，標誌美國政府創新政策的重大調整。

其結果是SBIC數量劇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帶來不少創新成果，佼佼者如喬治的哈佛學生錢伯斯（Frank Chambers），他創辦 Continental，利用這個政策，投資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績。

SBIC機制，解決了風險資本的來源，但存在爭議。SBIC的決策極其保守，政府主導的政策落地不順。在1966年至1967年間，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數十億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檢討SBIC政策的得失，人們已較爲從容。持正而論，SIBC的負面效果當爲事實，然而其好處也很明顯：SBIC普及了創業和投資理念，爲美國培養了一大批創業家和風險投資家。

這個政策其後不斷修訂，已和當初相去甚遠。其衍生的“中小企業政策”，作爲美國政府刺激創新的手段，經歷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仍在發揮作用。

硅谷的誕生，是個意外 ― 布什，特曼與斯坦福

灣區擁有溫暖的氣候，包容的文化，隨着鐵路和港口興起，人才接踵而至。周邊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機構林立，科技日漸發達，1930年代灣區無線電產業羣初步成形。

但硅谷自由創新氛圍的形成，要歸功於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從小在斯坦福校園長大，父親是斯坦福大學教授。特曼有濃厚的斯坦福情結，曾在這裏長期執教，並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帶，被稱爲“硅谷之父”，使斯坦福成爲美國西部的創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時體弱多病，生病期間整日與無線電爲伍，成爲無線電業餘愛好者。 他本科就近入讀斯坦福大學，學習化學，讀研時遵從內心，改學無線電，在MIT取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特曼博士畢業後，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園探親時患上肺結核，被迫在加州修養一年，MIT教授夢成爲泡影。 考慮到加州氣候溫暖，適宜養病，特曼決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爲其"無線電工程學"教授。 若非此變，特曼就不可能日後成爲“硅谷之父”了，也許硅谷根本不會存在。

對特曼影響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導師、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總統無親戚關係)。布什教授是模擬計算機及美國科技管理體系的主要奠基人，創建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布什熱衷政治，長期擔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羅斯福總統任命他爲美國史上首個總統科學顧問。二戰期間，布什教授擔任美國研發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簡稱OSRD）局長，統領美國戰時幾乎所有的軍事研究項目，管理6000多名美國頂級科學家，在無線電、雷達、計算機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爲“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研究項目代號）。

布什教授提倡大學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爲產品研究與開發中心。他建議美國政府提供經費，大力支持科學研究，讓大學和私營企業依照實力競爭科研經費。二戰永久地改變了美國軍方和高校的關係，受布什的推動，OSRD將大量課題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導師可不講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學在競爭研究課題中失利。OSRD撥款給高效的４億５千萬美元經費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大頭，斯坦福研究水準欠佳，因此只分得區區５萬美元的零頭。特曼只好離開斯坦福，到波士頓去領導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幫助盟軍進行電子對抗。

戰後，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學，擔任工程學院院長。他決心扭轉斯坦福大學科研落後的局面，改變政府的偏見。特曼首先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多位頂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創建斯坦福電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學院的水準。實驗室成立不久就贏得軍方源源不斷的合同。從1955年到1965年，特曼擔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大幅擴充科學與工程科系，獲得美國國防部來的重金資助，幫助斯坦福大學進一步提升了學術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簡化學校科研成功的轉讓。與波士頓周邊的大學傳統不同，特曼鼓勵斯坦福工程學院的學生創業。由此，斯坦福大學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業，其中最爲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學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於1939年在車庫裏創辦。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時，Hewlett和Packard誰該放在名字的前面呢？ 這可難不倒他們兩！通過扔硬幣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贏得優先命名權，公司於是命名爲Hewlett Packard,中文譯爲惠普。特曼教授幫助惠普獲得啓動資金貸款，還介紹客戶。公司從電子振盪器起家，很快發展成首屈一指的新興測試儀表巨頭。

1951年，特曼還創建了斯坦福科技園,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園，佔地約600英畝。科技園吸引了許多高科技企業入住，包括惠普、柯達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雲集了數千家科技企業。這裏成爲產學研結合的試驗田，奠定了硅谷電子業的基礎。以此爲中心，硅谷逐漸形成全球矚目的科技產業區。

近二十年，中國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進產學研結合和科研成功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響力同斯坦福大學還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樣，搞成了房地產。

受軍事和新興技術的帶動，電力、電子、半導體工業、軟件和互聯網行業，在灣區特別是硅谷地帶陸續崛起，風險投資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 Rock：風險投資第一人

稱羅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應無異議。他是最早登上《時代》週刊封面（1984年）的風險投資家，投資成果包括仙童半導體、SDS、英特爾、蘋果，他在這些公司的創辦中極爲關鍵。

羅克是俄國猶太移民的兒子，短暫從軍後，在雪城大學修讀政治學和金融，後來入讀哈佛商學院，是喬治教授的學生。羅克1951年從HBS畢業，前往紐約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憑藉熱情、悟性和專注，成爲科技領域的投行家。猶太人在創業與投資史上，比較活躍，佔有獨特的地位，到處都有他們的影子。

1957年，是風險投資史上的一個大年！此年發生了兩件大事：（1）在美國東部，喬治推動ARD投資了DEC；（2）在美國西部，他的學生羅克撮合仙童家族資助八個科學家，創辦仙童半導體。

有了仙童半導體，硅谷才能成爲真正的“硅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導體之前，硅谷其實只是“微波之谷”(Microwave Valley)，電子管和無線電纔是當地核心科技產業。仙童半導體的重要性，在於其爲“硅谷人才搖籃”，培養了一大批人才頂尖的技術、管理和投資人才，奠定了硅谷的日後產業和投資的基礎。

1.仙童半導體的接生婆

仙童半導體的誕生是個傳奇，它是羅克投資生涯的起點。一個偶然的機會，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戶兒子的求職信,請求幫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實驗室的七個科學家集體找份工作。寫信者名叫克萊納（Eugene Kleiner），來自加州，是七個科學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晶體管發明人，1956年榮膺諾貝爾物理獎之前，這個大孝子爲了照顧生病的母親，離開貝爾實驗室，回到灣區組建肖克利實驗室，網羅一批科學家，專門研究晶體管。可惜肖克利是個學閥，難以相處，實驗室的七位核心人員忍無可忍，決定集體跳槽，希望找到棲身之所，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大約需要150萬美元。 投行將這個艱鉅的任務,交由擅長科技領域的羅克完成。

叛逆八人幫:仙童半導體的創始人們

對客戶兒子的請求，羅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個好辦法：乾脆找人出錢，與幾位科學家設立全新的公司，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海登石還能從中賺取一筆佣金。

找錢並不容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喫了閉門羹。陷入絕望之際，第36個投資人買了單，照相機廠商仙童家族早年資助過IBM的創建，是IBM的最大個人股東，對科技投資有興趣。雙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萬美元，包括克萊納在內的七個科學家，連同半路加盟的諾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離肖克利實驗室，成立仙童半導體公司。雙方約定，仙童家族佔股20%，科學家們每人佔股10%，仙童未來有權以300萬美金價格將公司整體收購。

羞憤之餘，肖克利將八人稱作“叛逆八人幫”（The Traitorous Eight）。諾伊斯成爲八人的頭兒，負責仙童半導體的經營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來沒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個科學家認爲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誘，差不多是裹挾他出走的。

仙童半導體一帆風順，那個年代芯片用量少，需要定製，美國軍方成爲仙童的大客戶，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隨後，仙童執行了全資收購協議，八個科學家每人分得一筆錢，從股東變成公司僱員，純爲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導體和母公司分別位於加州和紐約，溝通不暢，加上母公司控制慾日漸增強，雙方隔閡與衝突不斷。自由慣了科學家們，本已財務自由，於是紛紛再度走上逃離之路。

•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 拉斯特(Jay Last), 羅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創辦了Amelco，就是後來的Teledyne，從事半導體測試技術。羅克瞅準了這個機會，投了Teledyne一小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 1962年，克萊納也出走，創辦了Edex，轉行教育科技事業，在套現出售之後，創立KP，打造了硅谷最頂尖的創投基金。

• 公司總裁諾伊斯(Robert Noyce)與研發主管摩爾(Gordon Moore)堅持到1968年，終究一起離開，順道帶走了工藝專家格魯夫（Andy Grove），創辦英特爾。

•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額布蘭克(Julius Blank)，也相繼離開。

既然創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無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導體銷售副總裁瓦倫丁（Don Valentine）追隨仙童半導體運營總經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國民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隨後創辦紅杉資本。瓦倫丁的手下人馬庫拉（Mike Markkula），日後成爲蘋果投資人和聯合創始人。

兩年後，瓦倫丁的繼任者、仙童銷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離職，帶着七位同事創辦AMD，成爲前老闆諾伊斯和摩爾創立的英特爾的長期對手。AMD和英特爾的複雜關係，我們後來再談。

隨着仙童半導體的人才不斷溢出，灣區半導體創業如雨後春筍一般。硅谷有一半的半導體公司，直接或間接源自仙童。據說1969年半導體工程師大會400位與會者中，只有6%來自仙童之外！

羅克作爲“叛逆八人幫”的伯樂，敏銳地意識到，加州的科技創新大有作爲。他決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腳。

羅克(Arthur Rock)

2.創辦Davis & Rock，投資SDS

羅克在紐約時，和加州地產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結識了其副總裁戴維斯（Thomas Davis）。戴維斯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律系，二戰中因公負傷，在舊金山治療康復並留在灣區。

二人此後維持非正式的合作關係，無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維斯於是離開，轉而和羅克合夥創辦Davis & Rock公司，全力從事風險投資事業。募資工作並不難，羅克在東部的人脈幫了大忙，Davis & Rock一共募集了500萬美元。

這期基金實際只投出300萬美金，總回報卻高達基金總額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學數據系統公司）貢獻了絕大部分收益。基金對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萬美元（亦說100萬美金），佔80%股份，羅克擔任SDS董事長。8年後施樂以10億美金天價收購SDS， Davis & Rock收益竟有兩百多倍。

SDS由派裏維斯基(Max Palevsky)爲首的十多位計算機科學家創建，在全球最先採用集成電路和硅晶體管，開發出大型計算機，產品性能優良，價格便宜。在美蘇太空競賽期間，SDS向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等軍事機構出售了高性能計算機。羅克在董事會上，多聽少說。派裏維斯基對羅克言聽計從，他將SDS的成功，歸於羅克“堅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勝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個特殊之處，它是首個給高管之外的普通員工發放期權的初創公司。

作爲SDS的投資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個特別之處，他們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爲酬勞，這個比例成爲VC行業標準，直到KP出現後纔有所改變（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盤，羅克和戴維斯分得的利潤高達1600萬美金之巨！

羅克和戴維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維斯開放，熱情，健談；羅克安靜，憂鬱，沉默寡言。二人只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揚鑣了。發財後，兩人都想“休息一下”，卻也彼此都沒閒着。戴維斯與人合作創辦Mayfield基金。 羅克短暫和他人合夥創辦了Arthur & Associates，但回報一般，乾脆成爲投資“個體戶”。接下來他投資了英特爾和蘋果，聲名大振，成爲西海岸VC翹楚。

3.輕鬆投中英特爾

半導體和微處理器改變了世界，英特爾是此中先鋒。投資英特爾，是羅克的大手筆。

諾伊斯和摩爾在仙童半導體漸感厭煩，想要創辦自己的事業。他們認定半導體存儲大有可爲，於是找到羅克，請他再次幫助籌集資金。羅克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他撰寫的商業計劃書堪稱經典，只有一頁半。羅克僅用一下午就從15個投資者手中募得250萬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萬美元，Venrock也參與了投資。

羅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個投資者，是磁存儲器專家，認爲“半導體存儲沒有前途”，極力阻止羅克投資英特爾。羅克權當耳邊風，不加理會。羅克後來回憶說，出於對諾伊斯和摩爾夥伴的絕對信任，這是他投資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項目！

英特爾的英文名稱Intel，取意“集成電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這是摩爾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過5個英文字符”的標準，易記，響亮！英特爾是硅谷寵兒，其創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爲硅谷象徵。

諾伊斯和摩爾都是科學家，生產不是他們的特長。格魯夫成爲英特爾第一個僱員，從仙童半導體跳槽英特爾。格魯夫原本是仙童半導體生產負責人，精通流片和生產工藝。多年後他繼任英特爾CEO，將公司轉型爲處理器霸主。

與SDS派裏維斯基一樣，格魯夫總是將英特爾的成功，歸功於羅克。

4.完美錯過AMD

羅克錯過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創建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諾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創辦英特爾，但不知爲何遭摩爾反對而作罷。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導體呆不下去了，新來的總裁將其解僱。失魂落魄的桑德斯，只好帶着七個兄弟自尋出路，創辦了AMD。

AMD團隊遠沒有英特爾那般閃亮，融資談何容易？他們爲投資人準備的70頁詳細商業計劃書，幾乎無人問津。桑德斯拜訪的第一個投資人就是羅克，羅克不看好這個強銷售、弱技術的團隊，拒絕幫助。

英特爾的諾伊斯這時善心大發，他和幾位仙童及英特爾同事們一起，幫助桑德斯勉強湊足150萬美金，AMD終於成立了！這些信任他的人沒有失望，十多年後AMD上市，他們回報高達數十倍。

羅克投資的項目不多，卻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論很簡單，就是隻投人。羅克對技術一竅不通，他的口號是“投對人”（Back the right people）：注重創始人的人品、動機、市場能力、經驗技巧、財務能力和領導力。

在評價羅克的輝煌成就時，紅杉創始人、相當孤傲的瓦倫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來，無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風險投資家

喬治教授開創了現代風險投資業。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主要是喬治教授的哈佛門生、ARD職業經理人，及美國的富有家族組成，其中包括羅克。這些人相互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965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東岸先後成立了灰鎖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 River）等新基金，多數創始人來自ARD和哈佛商學院，和喬治教授有密切的聯繫。

以灰鎖基金（Greylock）爲例。灰鎖成立於1965年，由三個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創辦，其中二人在ARD爲喬治工作過。 領頭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長時間內是ARD第二交椅，負責日常決策，活在喬治教授的陰影下。他很希望發出自己的光輝，因此創辦灰鎖。灰鎖基金創立至今，始終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個IPO退出和100多個併購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紐約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後塵，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開展系統化投資。Venrock取名於Venture & Rockefeller的縮寫，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擔綱大任，他畢業於哈佛商學院，和Arthur一樣也是喬治教授的學生。

Venrock業績輝煌，先後領投過英特爾、蘋果等。我國富有家族正在經歷第二代傳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權投資經驗，值得國內有錢人學習和借鑑。

西海岸的風險投資，起步雖比東部晚，活躍度卻遠超東部。活躍在西岸的，除了羅克和戴維斯，還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約翰遜（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盧卡斯（Don Lucas）、布萊恩（John Bryan）、愛德華茲（Bill Edwards）等等，好幾位也是喬治的學生。

美國西岸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創立，三個創始人都有軍方背景，分別是華爾街銀行家、二戰軍官德雷珀（William Draper, Jr.），蘭德智庫創始人羅恩·蓋瑟（Rowan 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軍將領安德遜（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過，熟悉灣區的經濟環境。DGA的主要出資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個大人物實在太忙，無暇顧及項目，不能在一線親力親爲，運作幾年就清盤了。

DGA業績平平，歷史地位卻極爲重要。DGA不僅開創了美國西海岸風險投資活動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羅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採用有限合夥制的VC基金。兩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風險投資的法律架構基礎。

公司解體後，DGA幾個年輕人自尋出路，創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兒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資人盧卡斯（Don Lucas）, 在DGA盧卡斯投了國民半導體 。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風險投資家。DGA創辦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兒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總統是耶魯大學同學，參加過朝鮮戰爭，哈佛商學院畢業後進入鋼鐵行業，1959年起跟隨老爹在DGA學習投資。其後輾轉多次，成立賽特-希爾基金（Sutter Hill），開創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資過Hotmail和百度等項目，他對Skype的250萬美元投資回報高達25億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後，喜歡拓展海外業務，他的兒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則在1985年成立了德豐傑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號，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產生混亂。

離開DGA後，盧卡斯也變成了單幹戶，投了芯片設計EDA工具企業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資有兩個，一是幸運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軟件（Oracle），捧紅了埃裏森（Larry Ellison），贏得盛名。埃裏森在節制、低調的硅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斷搞出桃色新聞，甲骨文業務卻蒸蒸日上，獨霸數據庫領域數十年，但是最近中國的裁員風波動靜極大，外資在華越來越不適應。

盧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後塵，投了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竭力爲其背書，捲入硅谷近年最大的創業神話醜聞，顏面掃盡！這起醜聞，被寫成新書《壞血》（Bad Blood）。

Theranos創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從斯坦福本科輟學，創辦了Theranos。她宣稱找到一種黑科技，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無數項化驗。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領衫，魅力四射，有“下一個喬布斯”的美譽，榮登《福布斯》和《財富》的封面。

在騙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數億美金，估值高達90億美元，獲得了大量政、商、學名流的追捧，投資人包括學術權威羅伯遜（Channing Robertson）、 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傳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硅谷如雷貫耳的投資家們。紙包不住火，Theranos的騙局終於被捅破，盧卡斯作爲公司最早的投資人之一，十分難堪。

戴維斯和羅克分開之後，1969年和另一個“戴維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並無親戚關係）合作創建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現一般。但他堅持了下來，圍繞斯坦福大學投資科技企業，其輝煌的投資業績包括3Com、Amgen、雅達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閃迪（SanDisk）。

關於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寫幾句，國內的金沙江創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曉峯四位。

仔細分析，早年國內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乾爹”撐腰。IDG、賽富、紅杉、GGV、DCM、光速、紅點、晨興，無一例外。今天國內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幾匹“黑馬”跑成了“白馬”，更多人還在努力追趕中。

美國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羣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羅克自己投了英特爾和蘋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騰（Tandem）；盧卡斯再造了國民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後來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爾，蘋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騰，3Com和康柏電腦，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衆生，第一代風險投資家的數量極少，個個都是精英。1969年美國VC界在舊金山Mark Hopkins酒店舉辦行業聚會，差不多全美主要風險投資人士都到了場，也就20人上下。

進入1970年代，以KP和紅杉爲代表，第二代風險投資家開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資家，KP和紅杉這些後來者更爲機構化，相互之間合作少，競爭多，還更加重視投後管理工作。

投資需要時代的機遇。第一代風險投資者，趕上了半導體和大型計算機的發展。天賜良機，KP和紅杉這一代人，遇到個人電腦時代和互聯網的崛起，取得了更爲驕人的業績。

作者：王求樂 名川資本創始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