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现实力量强于小说，但是心里力量则是小说的叙事更为强烈，以《活着》为例来说明一下。

小说《活着》是用的是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采取得是特殊的叙事结构模式，存在着两个叙述者，一个“我”——一个民歌采集者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是：“我”共享了我收集的关于“民”的一切信息，以及“我”分享了我听到这个故事当时的情景和感受。虽然这个“我”也在作品中，但是“我”对于福贵的人生，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另外，在小说中没有参入一点作者的情感，完全是由另一个“我”（福贵）——一个“民”的代表人物（民谣的创造者）来讲述富贵的人生。在小说中这两个视角不断的切换，福贵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但并不是连贯的，时断时歇，好让读者从心酸的故事中出来，让时光重新回到“那个温暖的下午”。“这使‘我’的转述和福贵的第一人称直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我’的转述可以‘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地表达对主人公的同情，尤其是对‘活着’荒诞本质的冷峻沉思。”

正如小说结尾写到：“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坦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如此平和的叙述和开头形成呼应，可以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使用这样叙事结构可以拉近读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更能够接受小说中人物的内心。

电影与小说的叙事视角有所不同，“ 张艺谋导演放弃的“我”这一限制叙事视角，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从福贵在赌场赌钱开始，依次按时间流逝陈述故事情节，采用这样的视角使影片的叙事线索非常清晰流畅，表达直观易懂，但同时，由于少了“我”这个引导式人物，只是讲述事件发生的过程，观众不能充分的主动地参与情节，达不到感同身受的感觉，这就很难达到小说的叙事效果。也取消了福贵的视角，让他仅作为一个剧中人物，当电影中需要他表达一种声音时，他直接说出诸如“咱可得好好的活着呀”，“咱回去可得好好的活啊” “你可得好好的活着呀”的台词——这无疑削弱了小说原有的哲思意味，但是也更加贴近生活，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