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她是民国抗日特工，她是三、四十年代上海话剧孤傲的女王

1938年初，冬夜。

上海，公共租界。

此时的上海租界，已经成为了“孤岛”。租界外，日本侵略军虎视眈眈；租界内，日伪特务横行无忌。但夜上海的迷醉依然继续，红的、白的，绿的的霓虹灯光烁烁闪耀着，鬼火一般点缀着黄埔滩。

只是这个城市惯有的潮冷，夹杂着空气中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原本熙攘的街上，此刻却显得萧瑟冷寂。

穿过马路，掀开棉帘，一个剧院内，到是人头攒动。青鸟剧社公演的话剧《日出》正是行将尾声之幕。

今天仍在演出的《日出》，陈数-陈白露

美丽而不羁，风尘却诗情的陈白露，穿着她一贯的华美晚礼服，数着安眠药，一粒，两粒，三粒。。。这个昔日红透半边天的交际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她‘我喜欢春天，我喜欢青年，我喜欢我自己’的人生。

幕，拉上了。场灯，亮了。掌声，雷鸣般的响彻整个剧院。

舞台上演员出色的演绎，将曹禺先生这不朽的剧作精神，再次推向了顶峰，对社会，对戏剧。

正在经受着侵略者铁蹄践踏的中国人，因此剧感染，心底里的呐喊化为了掌声，化为了热泪。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只是，那些在台下热烈鼓掌，激动盈泪的观众们，谁也不曾会想到，此幕成谶。

四年后，1942年，同样的冬夜，同样的萧瑟冷寂。

上海国际饭店708号房间，四年前那位“陈白露”的饰演者，英茵。正以剧中人近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唯一不同的是，手中不仅仅有安眠药，还有半斤生鸦片，加上一杯烈酒（可否想起了《大宅门》中的“三叔”壮烈告别人间那一幕）。谁也不知道，在她告别红尘之际，是否惨淡一笑，想起了陈白露？

她曾如傲梅一般孤独地盛开，却于悲剧的底色上，以荣耀之顶而戛然折断。年仅26岁。

1942年1月24日下午三时，上海的天空如同四年前那般阴沉，飘落着丝丝的小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沉沉的飘荡着影、剧两界六七十人含泪唱着的哀伤挽歌，他们共同悼念着她。

当年，这位剧坛璨星的陨落，并不亚于昔时阮玲玉之香消。街上的小报已经加了号外，《一代名伶英茵，因情而殉》街头巷尾，开始流传起如同当代版的“梁祝”故事矣。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曹禺先生在《日出》的题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英茵，她是谁？为何她的离去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她的死真的只关乎爱恨情仇吗？

名媛一词，在今天用来，已经被人降格很多。所谓有名，漂亮，善于交际便成为了名媛。其实不然，那些只是成为名媛的毛豪之光。名媛的基础是良好的家世，自身的修为才华及学识出身，再加所结识周旋的社交圈子或上流圈子，才可决定。没有如此条件的，也只能是交际花，或者以职业而论加个社会虚衔而已，如电影明星，康克令小姐等。

英茵无疑就是这样的名媛。

她原名英洁卿，家中小名凤贞，满族正红旗。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大公报》的创办者，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辅仁大学创办人英华（敛之）先生，胞兄则是桃李满天下的中国著名教育学家，中国《逻辑学》作者英千里（骥良）先生。她的血亲后辈中有原文化部副部长、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先生；有美术家英若识先生；有建筑学家英若聪。也是今天著名影视导演英达的姑奶奶。

中国著名的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先生

早在少女时代，还是在北平弘达学院念书时，英茵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爱好变成了痴迷，她为此离开了家，告别故都，来到上海。加入了当时中国娱乐业最大也是最好的社班，黎锦晖的明月社。当时明月社正是如日中天，拥有徐来、王人美、黎莉莉、胡笳、薛玲仙等歌舞名将，豆蔻年华的英茵亦跻身与星墙之列。

当年明月社的集体舞，领舞王人美

1932年，在明月社集体参演的歌舞片《芭蕉叶上诗》中，英茵跃上银幕，初入影坛。

1934年，在上海影戏公司出品的《健美运动》中，英茵与歌星白虹搭档，第一次任主演。1935年，英茵在两部影片《王先生的秘密》和《桃花梦》中客串了角色。在《小姨》中，英茵虽戏份较重，但影响力却是有限。

明月社的众女明星

1936年起英茵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参演了几部名片，如《小玲子》、《新旧上海》、《十字街头》等片。只是片中响档累累、明星济济，并没有给英茵多少发挥余地，只是配角。

此时，她遇上了她为之付出一生所有的一个人，平祖仁，一个已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绯闻初起，两人却丝毫不在意。

抗战爆发初期，英茵在上海客串了《茶花女》后，随救亡演剧队辗转奔赴重庆，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何非光导演的《保家乡》。

1940年，英茵回到上海，主演合众影片公司的《赛金花》，轰动一时，成为了她电影作品中的代表作。

1941年，英茵主演了一生中最后三部影片，分别是费穆原著、佛兰克导演的《世界儿女》，屠光启编剧、朱石麟导演的《返魂香》，桑弧编剧、朱石麟导演的《肉》。

依心而论，在影坛，英茵只是个明星，在三、四十年代，群星璀璨的夜空中，她并不是最耀眼的一颗。实际上，她一共出演了二十来部电影，其中不少是作为配角的。

但，英茵的辉煌并不在电影银幕，在话剧舞台，她是孤傲的女王。

话剧，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一片和电影并重的，划时代的艺术舞台。杰出的话剧演员，在艺术造诣上，在明星崇拜心理上，一样占有着极致的位置。如今天的歌星，今天的话题人物。

1937年6月，由宋之的编剧，沈西苓导演，业余实验剧团演出的四幕历史剧《武则天》，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今天位于上海黄河路21号的长江剧场）连演两个月，在话剧界，英茵的名字于这个夏天的温度表一般，节节而高。

1938年，中共隐蔽组织为抗日大业文化宣传，开始策动了孤岛戏剧运动。以此为契机成立的青鸟剧社开始筹演《日出》，曾有过合作、对英茵有良好印象的欧阳予倩，邀请英茵来演女主角交际花陈白露。演完《日出》，英茵前往重庆，又参加演出了《上海屋檐下》、《民族万岁》、《残雾》等几出话剧。一时间，万人空巷看英茵。如日中天，而话剧女王，失踪了。消失在所有剧迷所有热切期待的，又茫然不知所解的眼色中。。。

欧阳予倩先生

人生的风景，

该以怎样的笔墨去形容，

又该以怎样的目光去审视，

以怎样的灵魂去容纳？

人生并不是永远都像想象中那般美好的，

生命中本就有许多无可奈何的悲哀和痛苦。

和阮玲玉一样，同样的年华，同样的盛名。英茵以陈白露的方式去了。当时的不知所谓的人们只是认定了这位名媛身前身后的风花雪月，谁可曾料想，话剧女王的诀别，却是何等的壮烈。

再回首，已经是前世风云。作为名门之后，社交名媛，舞台明星，英茵那个时候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无数媒体的关注，活跃在世人们的眼帘之内。

烽火连月，中国当时正饱受着侵略者的摧残。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已经在大后方的英茵本应该衣食无虞，享受着她的荣耀。殊不知，她在重庆时加入了中国对日情报机关。

1939年，新年将临，她忽然失踪了，从重庆到海外，大报小报开始以“英茵情奔”为题大肆渲染，尤其是香港和九龙的报刊，简直是炒得火上浇油，令人不胜重荷。（和中共著名的红色女特工关露先生何其相似，在盛名最隆之时，为国为民族，将自己默默埋没，甚至坠入全民痛恨，万世之劫的深渊中）

对各种报刊的揣测性渲染和夸张，英茵没有回应，她保持着缄默。再度出现时，她已身居上海，身边依然是那个‘绯闻男友’平祖仁。而平祖仁的太太罗西红不但知道，似乎还是幽怨的忍受着。这一切似乎又印证了那些媒体的说法。但其实，重返上海，这对所谓的情侣，却肩负着国家重任。特殊的对敌斗争性质决定了他们身份的隐秘，因此“情奔”虽有污名，可更为有利地做烟幕弹。

平祖仁，湖南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国民政府资深特工（中统），抗战前即在上海从事特工行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平祖仁携家跟随国府到重庆，与英茵继续着‘暧昧’的关系，更呈半公开化。后平祖仁再携全家秘密潜回上海，从事地下抵抗行动。而英茵再度紧随他的脚步。

潜伏期间，平祖仁因工作出色，成为负责上海对日情报站（中统）的站长。英茵则配合他的工作。两人并不避嫌外界猜测，也不在乎平太太罗西红的眼光。成双入对行走于上海滩，俨然是一对羡煞旁人的‘神仙情侣’。

旧上海租界鸟瞰

1940年上半年，在平祖仁家中，他与妻子罗西红、汽车司机等，被上海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逮捕。开始押在四川路桥北日本宪兵队本部。关了一个短时期后，按照日本宪兵队与76号的约定（凡属给日本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分子”，应交给76号），便把平祖仁夫妇和汽车夫，一起解到了76号。平祖仁与他的老婆分别关在高洋房楼上的两间女监（特设高级监舍）里，车夫则关进76号的看守所。经李士群亲自提审平祖仁后，把平祖仁从高洋房改押看守所（罗西红仍女监），但每日仍许其在室外走动。

1941年冬，平祖仁画了一帧梅花，题上：数点梅花天地心。李士群据此认为平祖仁已经无策反必要。报汪精卫亲自批准，递押至南京。于1942年1月8日，将其杀害于南京中山北路。

旧上海静安寺路

地下工作，危险而艰苦。英茵和平祖仁究竟怎样进行谍报工作的，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有档案资料记载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资料表明，有9名日寇及汉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杀。在公开场合，英茵的名门、名媛，明星身份成为了她最好的掩护。

平祖仁牺牲了。英茵，沧海横流更显巾帼本色。为不让特高科及76号通过她追踪到其他中国特工的线索，她没有去找平祖仁的朋友和上海情报系统的关系。只在影剧圈向自己的熟识们募集了一些钱，她亲自去领尸，亲自把平祖仁的遗体送到大众殡仪馆，让化妆师把他额上的枪孔补好，又把他葬在万国公墓。她不仅办妥葬事，还留下一部分钱，供给平祖仁的家属做以后的生活费用。

其时，英茵谍报人员的身份已为日伪发现。只是，因为侵略者这时候宣扬大东亚共荣，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需要粉饰太平，英茵的身份让他们有所顾忌。再有，就是他们希望通过英茵来寻找到上海对日特工人员。所以，在外表上，英茵仍是自由身，但实际上，自从平祖仁被逮捕后，英茵不断受到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的盘查传讯，一次次的被带走，又一次次的放出来，如此循环，不断的给她施加着精神压力。

上海国际饭店

因为对祖国有着无比的热爱，对秘密救国事业无限的忠诚，英茵选择了像平祖仁一样“使工作秘密永不泄露”。她为平祖仁入殓时，就在万国公墓，平祖仁墓旁为自己也选好了墓坟。她绝决而去，用生鸦片、安眠药和酒。她已经料想到，自己的去会成为最大的桃色新闻。她仍然选择了从容而归。她在国际饭店前台签到的时候，写了两个字:干净。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何其壮烈，又何其埋没。

大文学家郑振铎

虽然，文学大家郑振铎先生当时便在上海，深知此事的内幕。抗战胜利后，他便在《蛰居日记》，特意着墨了篇《记平祖仁与英茵》，但关于他们的英烈事迹迄今仍鲜为人知。

虽然华人影坛前辈，《赛金花》导演，她的好友屠光启在七十年代末曾撰文说：“一个伟大的演员为国牺牲了，但是，她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到了现在，谁还会记得她？没有人对她有一点表示，连提也没提到过她，大家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很多人为英茵不值，但我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至少她已经尽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了。”然而距屠光启写文章时，又三十多年过去了，英茵仍在天堂的一角静静的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