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她是民國抗日特工，她是三、四十年代上海話劇孤傲的女王

1938年初，冬夜。

上海，公共租界。

此時的上海租界，已經成爲了“孤島”。租界外，日本侵略軍虎視眈眈；租界內，日僞特務橫行無忌。但夜上海的迷醉依然繼續，紅的、白的，綠的的霓虹燈光爍爍閃耀着，鬼火一般點綴着黃埔灘。

只是這個城市慣有的潮冷，夾雜着空氣中還瀰漫着戰爭的硝煙，原本熙攘的街上，此刻卻顯得蕭瑟冷寂。

穿過馬路，掀開棉簾，一個劇院內，到是人頭攢動。青鳥劇社公演的話劇《日出》正是行將尾聲之幕。

今天仍在演出的《日出》，陳數-陳白露

美麗而不羈，風塵卻詩情的陳白露，穿着她一貫的華美晚禮服，數着安眠藥，一粒，兩粒，三粒。。。這個昔日紅透半邊天的交際花，以這種方式告別了她‘我喜歡春天，我喜歡青年，我喜歡我自己’的人生。

幕，拉上了。場燈，亮了。掌聲，雷鳴般的響徹整個劇院。

舞臺上演員出色的演繹，將曹禺先生這不朽的劇作精神，再次推向了頂峯，對社會，對戲劇。

正在經受着侵略者鐵蹄踐踏的中國人，因此劇感染，心底裏的吶喊化爲了掌聲，化爲了熱淚。一切都是那麼的完美。

只是，那些在臺下熱烈鼓掌，激動盈淚的觀衆們，誰也不曾會想到，此幕成讖。

四年後，1942年，同樣的冬夜，同樣的蕭瑟冷寂。

上海國際飯店708號房間，四年前那位“陳白露”的飾演者，英茵。正以劇中人近似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唯一不同的是，手中不僅僅有安眠藥，還有半斤生鴉片，加上一杯烈酒（可否想起了《大宅門》中的“三叔”壯烈告別人間那一幕）。誰也不知道，在她告別紅塵之際，是否慘淡一笑，想起了陳白露？

她曾如傲梅一般孤獨地盛開，卻於悲劇的底色上，以榮耀之頂而戛然折斷。年僅26歲。

1942年1月24日下午三時，上海的天空如同四年前那般陰沉，飄落着絲絲的小雨。上海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的大廳裏，沉沉的飄蕩着影、劇兩界六七十人含淚唱着的哀傷輓歌，他們共同悼念着她。

當年，這位劇壇璨星的隕落，並不亞於昔時阮玲玉之香消。街上的小報已經加了號外，《一代名伶英茵，因情而殉》街頭巷尾，開始流傳起如同當代版的“梁祝”故事矣。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證着曹禺先生在《日出》的題記：“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英茵，她是誰？爲何她的離去會引起如此的轟動？她的死真的只關乎愛恨情仇嗎？

名媛一詞，在今天用來，已經被人降格很多。所謂有名，漂亮，善於交際便成爲了名媛。其實不然，那些只是成爲名媛的毛豪之光。名媛的基礎是良好的家世，自身的修爲才華及學識出身，再加所結識周旋的社交圈子或上流圈子，纔可決定。沒有如此條件的，也只能是交際花，或者以職業而論加個社會虛銜而已，如電影明星，康克令小姐等。

英茵無疑就是這樣的名媛。

她原名英潔卿，家中小名鳳貞，滿族正紅旗。1916年3月28日出生於北京。父親便是鼎鼎大名的《大公報》的創辦者，中國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輔仁大學創辦人英華（斂之）先生，胞兄則是桃李滿天下的中國著名教育學家，中國《邏輯學》作者英千里（驥良）先生。她的血親後輩中有原文化部副部長、表演藝術家，翻譯家英若誠先生；有美術家英若識先生；有建築學家英若聰。也是今天著名影視導演英達的姑奶奶。

中國著名的輔仁大學創始人英斂之先生

早在少女時代，還是在北平弘達學院唸書時，英茵對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愛好變成了癡迷，她爲此離開了家，告別故都，來到上海。加入了當時中國娛樂業最大也是最好的社班，黎錦暉的明月社。當時明月社正是如日中天，擁有徐來、王人美、黎莉莉、胡笳、薛玲仙等歌舞名將，豆蔻年華的英茵亦躋身與星牆之列。

當年明月社的集體舞，領舞王人美

1932年，在明月社集體參演的歌舞片《芭蕉葉上詩》中，英茵躍上銀幕，初入影壇。

1934年，在上海影戲公司出品的《健美運動》中，英茵與歌星白虹搭檔，第一次任主演。1935年，英茵在兩部影片《王先生的祕密》和《桃花夢》中客串了角色。在《小姨》中，英茵雖戲份較重，但影響力卻是有限。

明月社的衆女明星

1936年起英茵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參演了幾部名片，如《小玲子》、《新舊上海》、《十字街頭》等片。只是片中響檔累累、明星濟濟，並沒有給英茵多少發揮餘地，只是配角。

此時，她遇上了她爲之付出一生所有的一個人，平祖仁，一個已婚，並且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緋聞初起，兩人卻絲毫不在意。

抗戰爆發初期，英茵在上海客串了《茶花女》後，隨救亡演劇隊輾轉奔赴重慶，並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主演何非光導演的《保家鄉》。

1940年，英茵回到上海，主演合衆影片公司的《賽金花》，轟動一時，成爲了她電影作品中的代表作。

1941年，英茵主演了一生中最後三部影片，分別是費穆原著、佛蘭克導演的《世界兒女》，屠光啓編劇、朱石麟導演的《返魂香》，桑弧編劇、朱石麟導演的《肉》。

依心而論，在影壇，英茵只是個明星，在三、四十年代，羣星璀璨的夜空中，她並不是最耀眼的一顆。實際上，她一共出演了二十來部電影，其中不少是作爲配角的。

但，英茵的輝煌並不在電影銀幕，在話劇舞臺，她是孤傲的女王。

話劇，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是一片和電影並重的，劃時代的藝術舞臺。傑出的話劇演員，在藝術造詣上，在明星崇拜心理上，一樣佔有着極致的位置。如今天的歌星，今天的話題人物。

1937年6月，由宋之的編劇，沈西苓導演，業餘實驗劇團演出的四幕歷史劇《武則天》，在上海卡爾登戲院（今天位於上海黃河路21號的長江劇場）連演兩個月，在話劇界，英茵的名字於這個夏天的溫度表一般，節節而高。

1938年，中共隱蔽組織爲抗日大業文化宣傳，開始策動了孤島戲劇運動。以此爲契機成立的青鳥劇社開始籌演《日出》，曾有過合作、對英茵有良好印象的歐陽予倩，邀請英茵來演女主角交際花陳白露。演完《日出》，英茵前往重慶，又參加演出了《上海屋檐下》、《民族萬歲》、《殘霧》等幾齣話劇。一時間，萬人空巷看英茵。如日中天，而話劇女王，失蹤了。消失在所有劇迷所有熱切期待的，又茫然不知所解的眼色中。。。

歐陽予倩先生

人生的風景，

該以怎樣的筆墨去形容，

又該以怎樣的目光去審視，

以怎樣的靈魂去容納？

人生並不是永遠都像想象中那般美好的，

生命中本就有許多無可奈何的悲哀和痛苦。

和阮玲玉一樣，同樣的年華，同樣的盛名。英茵以陳白露的方式去了。當時的不知所謂的人們只是認定了這位名媛身前身後的風花雪月，誰可曾料想，話劇女王的訣別，卻是何等的壯烈。

再回首，已經是前世風雲。作爲名門之後，社交名媛，舞臺明星，英茵那個時候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無數媒體的關注，活躍在世人們的眼簾之內。

烽火連月，中國當時正飽受着侵略者的摧殘。在外人看來，風光無限，已經在大後方的英茵本應該衣食無虞，享受着她的榮耀。殊不知，她在重慶時加入了中國對日情報機關。

1939年，新年將臨，她忽然失蹤了，從重慶到海外，大報小報開始以“英茵情奔”爲題大肆渲染，尤其是香港和九龍的報刊，簡直是炒得火上澆油，令人不勝重荷。（和中共著名的紅色女特工關露先生何其相似，在盛名最隆之時，爲國爲民族，將自己默默埋沒，甚至墜入全民痛恨，萬世之劫的深淵中）

對各種報刊的揣測性渲染和誇張，英茵沒有回應，她保持着緘默。再度出現時，她已身居上海，身邊依然是那個‘緋聞男友’平祖仁。而平祖仁的太太羅西紅不但知道，似乎還是幽怨的忍受着。這一切似乎又印證了那些媒體的說法。但其實，重返上海，這對所謂的情侶，卻肩負着國家重任。特殊的對敵鬥爭性質決定了他們身份的隱祕，因此“情奔”雖有污名，可更爲有利地做煙幕彈。

平祖仁，湖南人，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國民政府資深特工（中統），抗戰前即在上海從事特工行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平祖仁攜家跟隨國府到重慶，與英茵繼續着‘曖昧’的關係，更呈半公開化。後平祖仁再攜全家祕密潛回上海，從事地下抵抗行動。而英茵再度緊隨他的腳步。

潛伏期間，平祖仁因工作出色，成爲負責上海對日情報站（中統）的站長。英茵則配合他的工作。兩人並不避嫌外界猜測，也不在乎平太太羅西紅的眼光。成雙入對行走於上海灘，儼然是一對羨煞旁人的‘神仙情侶’。

舊上海租界鳥瞰

1940年上半年，在平祖仁家中，他與妻子羅西紅、汽車司機等，被上海憲兵隊本部特高科逮捕。開始押在四川路橋北日本憲兵隊本部。關了一個短時期後，按照日本憲兵隊與76號的約定（凡屬給日本憲兵隊逮捕的“抗日分子”，應交給76號），便把平祖仁夫婦和汽車伕，一起解到了76號。平祖仁與他的老婆分別關在高洋房樓上的兩間女監（特設高級監舍）裏，車伕則關進76號的看守所。經李士羣親自提審平祖仁後，把平祖仁從高洋房改押看守所（羅西紅仍女監），但每日仍許其在室外走動。

1941年冬，平祖仁畫了一幀梅花，題上：數點梅花天地心。李士羣據此認爲平祖仁已經無策反必要。報汪精衛親自批准，遞押至南京。於1942年1月8日，將其殺害於南京中山北路。

舊上海靜安寺路

地下工作，危險而艱苦。英茵和平祖仁究竟怎樣進行諜報工作的，今天已經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有檔案資料記載7件重大諜報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喬裝舞女或妓女，誘騙日僞人員到預定祕密地點由諜報人員予以處決。資料表明，有9名日寇及漢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殺。在公開場合，英茵的名門、名媛，明星身份成爲了她最好的掩護。

平祖仁犧牲了。英茵，滄海橫流更顯巾幗本色。爲不讓特高科及76號通過她追蹤到其他中國特工的線索，她沒有去找平祖仁的朋友和上海情報系統的關係。只在影劇圈向自己的熟識們募集了一些錢，她親自去領屍，親自把平祖仁的遺體送到大衆殯儀館，讓化妝師把他額上的槍孔補好，又把他葬在萬國公墓。她不僅辦妥葬事，還留下一部分錢，供給平祖仁的家屬做以後的生活費用。

其時，英茵諜報人員的身份已爲日僞發現。只是，因爲侵略者這時候宣揚大東亞共榮，尤其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中需要粉飾太平，英茵的身份讓他們有所顧忌。再有，就是他們希望通過英茵來尋找到上海對日特工人員。所以，在外表上，英茵仍是自由身，但實際上，自從平祖仁被逮捕後，英茵不斷受到日本憲兵隊本部特高科的盤查傳訊，一次次的被帶走，又一次次的放出來，如此循環，不斷的給她施加着精神壓力。

上海國際飯店

因爲對祖國有着無比的熱愛，對祕密救國事業無限的忠誠，英茵選擇了像平祖仁一樣“使工作祕密永不泄露”。她爲平祖仁入殮時，就在萬國公墓，平祖仁墓旁爲自己也選好了墓墳。她絕決而去，用生鴉片、安眠藥和酒。她已經料想到，自己的去會成爲最大的桃色新聞。她仍然選擇了從容而歸。她在國際飯店前臺簽到的時候，寫了兩個字:乾淨。她給合衆電影公司的陸潔留下一封隱晦的遺書：“陸先生：我因爲……不能不來個總休息。我存在您處的兩萬元，作爲我的喪葬費，我想可能夠了。”

何其壯烈，又何其埋沒。

大文學家鄭振鐸

雖然，文學大家鄭振鐸先生當時便在上海，深知此事的內幕。抗戰勝利後，他便在《蟄居日記》，特意着墨了篇《記平祖仁與英茵》，但關於他們的英烈事蹟迄今仍鮮爲人知。

雖然華人影壇前輩，《賽金花》導演，她的好友屠光啓在七十年代末曾撰文說：“一個偉大的演員爲國犧牲了，但是，她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到了現在，誰還會記得她？沒有人對她有一點表示，連提也沒提到過她，大家已經把她忘得乾乾淨淨，很多人爲英茵不值，但我不這麼想，我只覺得至少她已經盡到一箇中國人應盡的責任了。”然而距屠光啓寫文章時，又三十多年過去了，英茵仍在天堂的一角靜靜的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