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記》：張愛玲，丈夫另找新歡，我從上海追到了溫州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裏記述她那次溫州之行，起頭便說：“二月裏愛玲到溫州，我一驚，心裏即刻不喜，甚至沒有感激。”中間一堆廢話，說他們類乎是在天上人間，不該行此千里迢迢探夫之俗事，於是“幾乎粗聲粗氣罵她：‘你來做什麼？還不快回去！’” 然後讓她住旅館，對人稱妹妹，白天去陪她，晚上回去陪範秀美，還說“我並不覺得有什麼慚愧困惑。”

她在溫州住了二十天，被他催着回了上海。她離開那天是個雨天，他跡近炫耀地借她的來信向世人展覽她的痛：“數日後接她從上海來信說：‘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着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這不確定，忽然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真是陷於情困不能自拔的女人的通病，不撞南牆，不撞得頭破血流總是心存幻想。但胡蘭成能將逃難之旅也演繹成風流之旅，一定是她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

《異鄉記》是一篇純然的記，一路所經所歷、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自然那些對她最具撞擊力的人物世情，那些從沒遭過的罪、受過的苦，最易現諸筆端。於此角度說，《異鄉記》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痛苦札記。單是入廁這件事，她可真沒少寫，從人來人往的過道上黑膩膩蓋子蓋着的高腳馬桶，到桶上連着的固定粗木柄正好壓在人的背脊上的無蓋尿桶，再到周村多到觸目的木板照壁架在大石頭上的茅廁，以及前述最悲慘的那次入廁經歷，在在令她驚心、難堪、屈辱、甚至恐怖。

她對鄺文美說：“《異鄉記》大驚小怪、冷門，只有你完全懂。”如果她所說的“大驚小怪”，包括碗筷杯盆被褥洗漱用具廁所等等乾淨不乾淨、方便不方便這些事，我想懂得的，特別是女人，一定不在少數。“那髒得發黑的白布小枕頭，薄薄的，膩軟的小枕頭，油氣氤氳……如果我有一天看見這樣的東西就徑自把疲倦的頭枕在上面，那我是真的滿不在乎了，真的沉淪了。”這也是她這人抓小放大的人生態度的典型寫照，她眼裏的沉淪是這些事，而非世人所指責她的所嫁男人的政治立場。

《異鄉記》的文字好得我忍不住要仿寫胡蘭成的一句名言：“你的文字這樣好，這怎麼可以？” 文中出現過大致二十多個人物的面相，絕無雷同，語多語少，皆傳神得不得了。長如：“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臉，頭皮剃得青青的。頭的式樣好像是打扁了的；沒有下頦，也彷彿是出於自衛，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那女人年紀不過三十開外，團團的臉，搽得‘胭脂花粉’的。腫眼泡，烏黑的眼珠子，又有酒渦又有金牙齒，只是身材過於粗壯些。”

她的比喻，總有出乎意料的角度，要多傳神有多傳神，但也盡透絕望、蒼涼與黯淡。她說錢莊的夥計像“蜜餞乳鼠”；打雜的，“像童話裏拱立的田鼠或野兔”；天，像鋼盔；腳伕，“像新官上任”——快撈快撤；火車上的兵，“一個個都像油條揣在大餅裏。”——大餅夾油條是上海人最常見的早餐；生命，像一個個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條子”；火車上婦人叉開腿烤腳，露出白色棉毛褲的褲襠，“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剝乾淨的豬隻的下部”；

散文中處處皆我，其中的心理活動更是我中之我。她打扮得“臃腫可憎”地上路，“像個信教的老闆娘”，卻見一個摩登少婦山青水秀地上得火車，便懊悔：“又不是逃難。”恰因是逃難——探訪逃亡之人，不是逃難又是什麼？在蔡家借宿，同蔡太太同牀睡，儘量縮小所佔牀位，“帶着童養媳的心情”，雖然從小被媽媽、後母委曲慣了，但這樣的委曲還是太不一樣，爲了胡蘭成，實在不值！爲了哪個男人，都不值。

《異鄉記》中，她將大量視角與筆觸投向了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同情與憂慮俯拾皆是。火車上嘻嘻哈哈年齡像學生的士兵，“看着很難過”。七八十歲的老婦人找瞎子算命，追問：“到底歸根結局是怎樣的呢？”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小商人談生意經，極小的賺頭，講來臉上一種“異常險惡的表情”，她“覺得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