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元買下，2000多萬賣出，現在最少值2個多億！

摘要：因爲我已經認定這是一件宮裏的收藏之物，結果，很快就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查到這段卷子的資料，是宋元之間佚名的隋人書（索靖書）出師頌後面的釋文，和元人張達善的題跋，確認了我最初在某市的判斷和看法，當時我心中的興奮，實難以言表。專家們的鑑定意見是引首的“晉墨”二字是假的，這部分的紙也不對，應爲明代選配，但本幅《出師頌》墨跡肯定是真的，並強調它是隋人所書，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

對，說的不是彭令的那個汪必昌《聊復集·怪症彙纂》，而是一樁往事……

2003年，在嘉德徵集拍品的過程中，一位老先生找到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說，你賣了一個東西，是我這個東西的後半部分。拓曉堂一想就知道是《出師頌》的本幅出現了，興奮異常。1922年，溥儀以賞賜溥傑的名義將《出師頌》攜出宮外，一九四五年後匿於民間，此後一直下落不明。而這位老先生所擁有的“這個東西”上還有太平公主的藏印、宋高宗的篆書、乾隆皇帝的御筆、大書法家米友仁的題跋。

2003年4月，《出師頌》本幅在嘉德春季拍賣會上橫空出世，立刻轟動了文物界。故宮得知後，馬上與嘉德聯繫，並上報有關部門。然而，消息一經傳出，立刻引發巨大爭議，一封署名張繼剛的公開信從紙張、筆跡和圖章等方面論證此乃贗品。

但故宮也底氣十足，他們身後站着徐邦達、啓功、朱家溍、傅熹年、楊新、單國強這六位頂級的書畫鑑定專家。回購前，故宮還專門請他們對《出師頌》進行鑑定。專家們的鑑定意見是引首的“晉墨”二字是假的，這部分的紙也不對，應爲明代選配，但本幅《出師頌》墨跡肯定是真的，並強調它是隋人所書，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即使這樣，因爲隋人墨跡稀少、又是流傳有序的法書名篇，屬清宮流失之物，故建議由故宮徵集。

六位專家都簽了字。此外，上海博物館館長汪慶正、遼寧博物館館長楊仁愷兩位老先生也對此表示贊同。

拓曉堂也有底氣。在故宮組織專家鑑定之前，他已經請傅熹年、朱家溍兩位老先生親眼看過，認爲沒問題。他也找了啓功，但那時正值非典特殊時期，北師大不允許外人進入。他只好託與啓功住得很近的朋友與他溝通。隔着柵欄，啓功問是白紙本，還是黑紙本。聽說是白紙本，啓功說那就對了，一直到故宮鑑定，啓功纔看到實物。

此前首都博物館也想買《出師頌》，他們也請有關專家反覆論證，並已與嘉德簽訂了購買意向書。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又親自去請首博讓步，畢竟這是從故宮流傳出去的文物，由故宮回購意義更大。

當年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56條第二款和第58條，向嘉德發出《關於指定故宮博物館優先購買〈出師頌〉帖的通知》，指定故宮博物院爲《出師頌》的優先購買單位。

出賣人不肯露面。拓曉堂說，嘉德作爲中間人，幫故宮與其協商，很快達成了一致，故宮遂以2200萬元購得《出師頌》本幅。

2003年8月18日上午10時，一輛裝甲運鈔車從位於北京恆基中心的嘉德拍賣公司出發。在五名持槍警衛的護送下，《出師頌》重新回到離開八十年之久的紫禁城。

此前一年，宋代米芾的《研山銘》自日本回國拍賣。國家文物局花2990萬在拍賣會上定向買回，然後交由故宮收藏。購買之前，也是請了徐邦達、傅熹年、啓功等專家進行鑑定，大家一致認爲是米芾的真跡，建議購買，使其重回故宮。

從2002年開始，國家財政第一次設立了“國家文物徵集專項經費”，用於回購流失的重點文物，當年安排5000萬元。鄭欣淼在與前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的對談中曾提到，這個購買過程要非常謹慎，因爲現在市場比較混亂，只要有專家意見不一致，故宮就會放棄回購。

購買《研山銘》時，啓功還有點顧慮，他說，《研山銘》是好，確實精彩，但是三千萬貴了點。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調侃說，北京修1公里地鐵要6個億，能買20幅《研山銘》，您說是修1公里地鐵，還是買20幅《研山銘》好？啓功回答說地鐵什麼時候都能造，但《研山銘》要被外國的博物館買走了就永遠回不來了。

拓曉堂與《出師頌》的緣分始於1997年。那天，嘉德在天津友誼賓館徵集拍品。這是拍賣行例行的活動。1993年嘉德成立之後，天津和上海是他們主要的徵集地，因爲這兩個地方曾經聚集了很多名門望族，2005年後，嘉德才把重心轉向海外，此後，很多國寶迴流。

“文物這個東西是隻認錢的，這個東西很勢利眼，哪裏價格高，哪裏有市場，它就會往哪裏流動。”拓曉堂說。那天中午回來時，他看到賓館的辦公桌上攤了一樣東西，一看就很亮眼，第一反應這東西恐怕不是明代以上，就是宋元之間的，當時就問：這是誰的東西啊？

一位戴眼鏡的年輕人回答說：“是我的。您是拓先生吧？這東西已經請你們公司的人看過了，他們讓您回來再看一看。”拓曉堂先是仔細地審視這段書法文字及其內容、印款，翻來覆去地看其裝裱，因爲這段卷子是一段殘卷，無頭無尾，無年款。

但經過粗略的鑑定之後，他心裏已經基本確定：第一，這段書法書寫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間；第二，其內容是兩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爲張達善，均爲關於《出師頌》的跋文；第三，精細的裝裱，應該是“宮裝”。可以肯定這是一件重量級文物。

年輕人告訴拓曉堂，他是當地一家外企公司的僱員，他們老闆喜好古玩收藏，每個週末他都陪老闆去古玩市場逛。有一次陪老闆閒逛時，一位老人悄悄地把他拉到一邊，對他說：“看小夥子您像個文化人，有件東西不知您喜不喜歡？”於是老人從包中取出此書法卷，小夥子看是件舊東西，便花3000元人民幣買下了。

後來，這個年輕人把東西拿到當地最大的文物店請老師傅鑑定和估價，結果文物店看不懂，也不肯收。

這個年輕人很失望，只好問：“這東西要賣，到底能值多少錢呢？”“可能賣1000元吧。”他看到嘉德徵集拍品的廣告後，特意想請嘉德的專家來鑑定一下。

“三萬元，我們作底拍賣。”拓曉堂給出報價。他們倆商定，拓曉堂先回北京查閱這卷子的相關資料，年輕人也將原物帶回，與家人商議價格，但他不肯給拓曉堂留聯繫方式。

拓曉堂回到北京後，很快就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查到這段殘卷的資料，出自消失已久的《出師頌》，非常激動。

然而年輕人卻遲遲不來。一個多月後，年輕人才將這段殘卷送到北京，拓曉堂如獲至寶。他在“中國嘉德1997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的圖錄中寫道：此跋在《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參見《隋人書史岑出師頌表》條。1922年十一月初九溥儀將此卷賞賜溥傑，攜出宮外。幾經劫難，此卷已裂爲數斷，惜《出師頌》今已不知下落，存者僅《出師頌》後之張達善題跋。題跋文字參見《石渠寶笈續編》。

拓曉堂把底價提到了5萬元，但他心中的估價要高很多，是30萬元。然而，由於是段殘卷，所以並未引起注意。只有一位客人聽了拓曉堂的推薦，以5萬元的底價，一口就買下了。

當時，拓曉堂也向故宮推薦了這件藏品，“他們當時也沒重視，因爲誰知道《出師頌》本幅後來又出現了”。

那位客人是個企業家，其實也不懂這件文物有什麼價值，沒多久，又轉賣給了收藏者紅樹白雲樓主人陸牧滔父子。他們對此很感興趣，每週都要拉上拓曉堂去古玩市場守株待兔，希望能找到最初賣出的那位老人。

也正因爲要保守商業機密，拓曉堂此前接受採訪從不對外公佈是在哪個城市徵集到的文物。

他們苦尋數年也沒有結果，漸漸絕望了。沒想到，六年後，《出師頌》本幅突然出現在拓曉堂眼前。

十六年後，僅僅張達善的題跋就值一千五百萬。2013年，嘉德成立二十週年，其創始人陳東昇與陸牧滔商定，由嘉德出資50%，雙方共同將這件捐贈故宮博物院，使得《出師頌》本幅與題跋珠聯璧合。“回過頭看，故宮當初2200萬購買《出師頌》就顯得很值，現在得值兩億以上！”拓曉堂說。

附錄1

故宮官網關於【章草書出師頌卷】介紹

《出師頌》卷，隋人書，紙本，章草書，縱21.2釐米，橫29.1釐米。

《出師頌》釋文。

本幅無款。鑑藏印記有22方，計爲：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馱”，唐邵王李約“約”和“邵約之印”，唐中書侍郎王涯“永存珍祕”（鈐兩處）；宋高宗“紹”、“興”（聯珠印）、宋內府“書印”（半印）和“內府祕書之印”；明以前人之“蓑笠軒印”、“歷代永寶”、“劉氏中守”、“劉完私印”、“安元忠印”及二印文不辨之印；清安岐“儀周珍藏”，清內府“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樂壽堂鑑藏寶”、“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諸璽。

後紙宋米友仁跋：“右出師頌，隋賢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審定。”右下鈐“監書畫博士印”。左鑑藏印記6方，計有：“物”（半印）、“□軒”、“□□山牧”、“古希天子”、“壽”及一印文不辨印。右鑑藏印6方，爲“安儀周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鑑賞”、“無逸齋精鑑璽”。

引首篆書“晉墨”兩字及花押“伍”，押上鈐“御府圖書”，據押和印，前人定爲宋高宗書，實爲明人仿寫。另有清內府鑑藏印“太上皇帝”、“石渠定鑑”、“寶笈重編”、“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左上乾隆癸巳（三十八年，1773年）御題一段。

前隔水鑑藏印有：明王世懋“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圖書”，清安岐“安”、“儀周鑑堂”，清內府“八徵耄念之寶”。後隔水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御題一段，下鈐“乾”、“隆”印，另有清安岐鑑藏印“麓邨”。

此本見於著錄的有：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吳其貞《吳氏書畫記》、孫鑛《書畫跋跋續》、清·顧復《平生壯觀》、安岐《墨緣匯觀》、吳升《大觀錄》、《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阮元《石渠隨筆》、孫嶽頒《佩文齋書畫譜》、倪濤《六藝之一錄》等書。刻入《三希堂法帖》。

根據著錄書及鑑藏印記，此本稱爲“紹興本”《出師頌》，據米友仁跋，多定爲隋賢書，也有認爲是西晉索靖或南朝梁·蕭子云寫，乃至唐人作。流傳情況大致是：唐代經太平公主、李約、王涯先後鑑藏；南宋紹興年間入內府；明歸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後入乾隆內府；民國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儀以賞賜溥傑的名義攜出宮外，1945年後散落匿於民間不彰60餘年；2003年由拍賣公司徵得，故宮博物院以巨資購回。

《出師頌》作爲流傳有緒的章草墨跡曾留存有兩本，一爲此“紹興本”，一爲“宣和本”，後者曾入北宋內府，有宋徽宗標題“徵西司馬索靖書”及“宣和”瓢印，一般定爲西晉索靖書，也有認爲是梁·蕭子云書，經北宋《宣和書譜》、明·文嘉《鈐山堂書畫記》、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等書著錄。其流傳情況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內府，明代似從嚴嵩家輾轉入文彭手，後售於項元汴，入清後不存。“宣和本”曾刻入董其昌《戲鴻堂帖》，王肯堂《潑墨齋帖》亦曾摹刻，今僅存法帖拓本。

紹興本《出師頌》本無名款，後人認爲是西晉索靖或南朝梁·蕭子云作，或謂隋賢或唐人書，並無定論。從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約、王涯等人鑑藏印看，書寫不會晚於初唐。據宋·米友仁跋定爲“隋賢書”當較可信。此書屬較典型的早期章草書體，“蠶頭鳳尾”帶有隸書遺痕，“銀鉤蠆尾”具草書特徵，整體書風規整而不失變化，勁健中見自然飛動之勢，古樸又典雅，是六朝以來創立規範章草的傳統體貌，唯稍增飄逸之勢，與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體大致相近。故定爲隋人書是合宜的。

附錄2

拓曉堂：晉書《出師頌》徵集記

從1997年秋季至今的6年多時間裏，我心中一直有一段縈繞於懷的夢。

6年前，我赴某市參加公司例行的徵集拍品，徵集辦公室在一家賓館的套間房內。這日下午，我按事先的安排，外出赴約看貨，之後返回徵集辦公室，只見房間內人來人往，入得房間內，我一眼就看見在大辦公桌上攤着一張打開的書法卷子，其古樸的字跡和特殊的裝裱，像有磁力一般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潛意識中立刻感到，我碰到重要的東西了，那感覺可以說就是激動。於是就情不自禁地隨口問道：“這是哪位先生的東西？”這時靠窗站着的一位帶眼鏡、文質彬彬的小夥子答道：“是我的。”並反問我：“您是？”我說，“我是嘉德公司的”，他猜度我說：“您是拓先生吧？”我回答正是。他笑道：“這東西已經請您們公司的看過了，讓我等拓先生回來，請他看一看。”我看旁邊圍觀的人太多，便說：“這裏說話不方便，請您到套房內來談。”於是，我們來到了徵集辦公室的套房內。

坐定之後，我先是重新仔細地審視這段書法文字及其內容、印款，翻來覆去地看其裝裱，因爲這段卷子是一段殘卷，無頭無尾，無年款，但經過我粗略的鑑定之後，我心裏已經基本確定：

一，這段書法的書寫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間（明代以上的），其古拙的書法文字和印章風格，非十五世紀之物；二，其內容是兩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爲張達善，均爲關於索靖書《出師頌》的跋文；三，精細的裝裱，儘管只有一段隔水和細邊，但我確認這應該是“宮裝”。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結論，儘管當時不能確定這是什麼東西，但可以肯定的這是一件開門的重量級文物。我大約審視了幾分鐘，心裏有底之後，於是我問這位小夥子：“這是什麼東西？能告訴我，這是您家裏的收藏嗎？”於是小夥子向我娓娓道來了一段傳奇般的故事。

他是當地一家著名外企公司的僱員，其老闆喜好中國古玩的收藏，他因此經常在週末陪上司去古玩市場裏逛逛，他雖說不懂文物古玩的鑑賞，但可以陪老闆幫助在語言上的溝通。某一次在陪老闆在市場閒逛時，有一老者在他身邊，悄悄地把他拉到一邊，對他說：“看小夥子您像個文化人，有點東西不知您喜歡不喜歡？”於是老者從包中取出此卷，小夥子雖不懂，但也是陪老闆常來市場的人，看是件老東西，於是沒有商量，便花了三千元人民幣買下了這段卷子。小夥子糊里糊塗地買到了這段卷子之後，心裏也一直是不踏實，於是他又選了一日，將此卷拿到某市當地最大的文物店請店內的老師傅鑑定估價，結果是文物店不收這東西，大失所望的小夥子無奈地問：“這東西要賣，到底能值多少錢呢？”接待他的老者說：“可能賣一千元吧。”小夥子悻悻地離開。最近看到中國嘉德到某市徵集的廣告後，來此特意請嘉德來看一看，鑑定一下，到底是件什麼玩藝。

我聽罷這段傳奇般的故事，不由地感慨再三，於是我非常明白告訴說：“這段卷子，我現在不能確定它的全部細節，但有一點，這件卷子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小夥子問到底有多高價值，我說至少是你買這卷子的十倍價格，小夥子顯然覺得碰到識貨的人了。這樣，經過我們一番商量，我先回北京查這卷子的相關資料，有情況相互通報，小夥子將原物帶回，與家人商議底價。

我回到北京之後，立即查閱有關資料。

因爲我已經認定這是一件宮裏的收藏之物，結果，很快就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查到這段卷子的資料，是宋元之間佚名的隋人書（索靖書）出師頌後面的釋文，和元人張達善的題跋，確認了我最初在某市的判斷和看法，當時我心中的興奮，實難以言表。

之後，某市小夥將這段殘卷送到北京，我如獲至寶，如果讀者有興趣，在這裏可以贅引“中國嘉德1997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圖錄內的第579拍品《跋隋人書史岑出師頌卷》提要文字：

此跋《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參見《隋人書史岑出師頌表》條。民國十一年（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溥儀將此卷賞賜溥傑，攜出宮外。幾經劫難，此卷已裂爲數段，惜隋人書今已不知下落，存者僅隋人書後之張達善題跋。題跋文字參見《石渠寶笈續編》。張，字達善，元導江人，僑寓江左。至元年間，行臺中丞吳曼慶，延致達善爲江寧學官，遠近翕然尊師之，曰導江先生。著有《經說》、《文集》行世。今存可見導江先生墨跡者，僅此一件，可稱孤品。故雖痛惜隋人之書不知所歸，燃導江原跋橫浮出世亦足令人欣慰，但望他日，神物護持，隋人原書與此原跋，重綴圓璧。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我是用了相當的文字，將這件頗有傳奇色彩的殘卷向收藏界推薦，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它的市場價位，也不應該是底價五萬元，而應該是他的五倍，十倍纔對。因此，在做估價時，此件拍品的估價250000—300000。

非常遺憾，市場是無情的。

無論我向收藏界如何解釋它的重要性，如何介紹它的學術和市場價值，這畢竟是段殘卷，最後是在我的竭力說服之下，一位非常熟悉的客人，無奈地買下了這段殘卷。這個結果於我令我十分沮喪的，不滿意的。因爲，這個結果與我的期望相差的太遠，太出乎我的意料，我認爲這個結果，遠沒有實現其文物及市場的價值。

其實，收藏是非常有意思的，收藏者實際上是要有“慧根”的，也就是要對文物價值有獨到的看法、有對未來價值的發現，這不是所有收藏者都能具備的潛質。我始終認爲，這段宋元間的殘卷，即使永遠如此是一件殘卷，它的價值也應該是我的估價或翻倍，甚至再翻倍。

也許是我錯了，我與實際的市場之間有一個矛盾，那就是我有一個夢，這個夢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在大海里撈針般地將“索靖書出師頌”找到，讓這段殘卷完璧歸趙，破鏡重圓，這將是多美，多圓滿的一個夢啊。

從那時起，我每年數下某市，甚至每每拉着那位小夥子，出入某市的文物市場，毫無希望地希望能再次碰到那位神祕的老者————時光飛逝，轉眼已經整整六年過去了。這段時間裏，我無時無刻不會忘記縈繞於懷的這個夢，那份思念，那份渴望，那份尋求，折磨着人哪！

誰曾想在2003年春拍品徵集過程中，又是奇遇，居然徵集到了我朝思夢想的“索靖書出師頌”，這恍若是夢，可這不是夢，這是圓滿的夢，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我輕輕展開“索靖書出師頌”，現入眼簾的是：宋高宗篆書“晉墨”、乾隆御筆題跋、索靖書出師頌、米友仁題記————其書法輾轉，朱印斑斑，紙墨如新，令人對此一千五百年前的神物，如此完好的保存在人間，不能不歎爲觀止！索靖（公元前239—303年）是何許人也？此公，字幼安，晉敦煌人官至徵南司馬。按《宣和書譜》稱，索靖少時就有出羣之才，與鄉梓汜衷、張、索介、索永並稱爲“敦煌五能”。索靖的書法，以章草名動一時，評論者形容其書法“如風乎舉，鷙鳥乍飛”，以狀其遒勁；或謂“如雪嶺孤松，冰河危石”，以狀其峻險。也有將索靖與張芝相比較，以爲“精熟至極，索不及張芝；妙有餘姿，張不及索靖”，因此史評索靖的書法“其書名與羲（王羲之）、獻（王獻之）相先後也”。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當可想見。

傳爲索靖書法的墨跡，今仍現存於世者，唯見此《出師頌》，是爲碩果僅存的孤品。此件作品自唐朝以來，流傳有序，宋朝紹興年間入內府收藏，明代歸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清初歸安儀周，最後又入清宮乾隆石渠寶笈收藏。歷代文獻著錄，乾隆年間又收入《御製三希堂法帖》刻碑上石，著名鑑賞家王世貞（1526—1590）評論此件索靖作品時說道：“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其古老的文物價值和傑出的藝術價值，謂之書林至寶，毫無溢譽之嫌。

此卷於民國十一年（1922）十一月初九，溥儀以賞賜溥傑的名義攜出宮外，1945年後散落匿於民間不彰六十餘年。今天假大運於斯，數年孜孜以求，此索靖書出師頌重現於世，方知此卷全卷完整無缺的保存於人間，破鏡可圓，實爲收藏界至幸之事。

人是要有夢的，然而現實了的夢，有時是這樣令人興奮，令人心醉。

2003.05.30

附錄3

楊新：由《出師頌》引發出對中國書畫鑑定的思考

一幅數百年以至千年以上的書畫作品，能流傳到今天是十分不易的。它要經歷多少代人的愛護，多少次改朝換代和家庭興衰，多少次戰火以及自然和人爲的破壞，才能倖存到今天？所以對待一件古代書畫作品，首先是要慎重，莫要輕言“僞”字，一棍子打死；其次要細心求證，去僞存真，恢復其歷史本來面貌，最後才下結論。而在此中，鑑定者不能帶有主觀成見和個人情緒，尤其最忌將自身利益攪和其中。在科學論證和歷史真實面前，要善於修正自己的認識和“服輸”。對待《出師頌》亦應如此。

其實關於這件《出師頌》，早在三十年前徐邦達先生就已作過詳細考證。在1987年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他的《古書畫過眼要錄》中，把它刊入“隋·無名氏”書中，並未說它是索靖書。當時這件作品被溥儀帶到東北後散失於民間，文中註明“下落不明”。

自從拍賣公司宣佈《出師頌》被故宮博物院購買後，一些報社記者作了追蹤採訪報道，反映出各種不同批評意見，或謂故宮買的是一件僞品，或謂是一件摹本，或謂雖是隋人書，但不值那麼多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出師頌》本身沒有作者署款。對於一件無款的古書畫作品，本不存在真、僞問題，只是在時代上進行判斷就可以了。在卷後有米友仁鑑定意見，認爲是“隋賢書”，這就是根據書法的風格，只對其產生的時代進行判斷。米友仁並非不知道《出師頌》有爲西晉索靖書或南梁蕭子云書之說，他定爲隋代作品，自然就否定了此件爲索靖或蕭子云書的說法。米友仁的說法對不對呢？啓功先生說：“米友仁的題跋是真跡，他的說法有道理。”其它與會專家無異議，都持認同的態度。至於引首有宋高宗畫押的“晉墨”兩字，傅熹年指出是明人僞造。既然爲僞造，其所說爲“晉人書”就不能作爲論證的依據。所謂認爲此件爲“僞品”的說法，是指有人說它是“索靖的真跡”而言的。此件《出師頌》沒有自報姓名說它是索靖書；宋代的米友仁和今天的專家只說它是隋人書，並沒有說是索靖書；故宮博物院根據專家們的意見，購買的是一件隋人的作品，而不是購買的索靖作品，那麼何來故宮博物院花了巨大的代價買了一件“僞品”呢？

《出師頌》是不是一件摹本呢？鑑定是否摹本的最理想的方法，是將原本與摹本擺在一起對照考察，誰是摹本、誰是原本，就會涇渭分明。儘管在歷史文獻記載中，《出師頌》有多種不同的藏本，但到今天，我們只能看這一本（南宋官本）《出師頌》了。刻帖中有不同的藏本，但與墨跡相去甚遠，只能作參考，而不能作對照比較。那麼是否沒有兩本或兩本以上的同件作品進行比較，我們就不能分辨出是原本還是摹本呢？那也不是，僅憑作品本身我們也能判斷。一般來說，摹本有拓寫和對臨兩種方法。拓寫方法即雙鉤填墨；或用淡墨鉤影，然後在影上書寫。這種方法表現出來的是死板、僵硬，毫無生氣可言。用此來考察今本《出師頌》，毫無這些痕跡。依原本面對面的臨寫方法，雖然能克服一些死板、僵硬的弊病，但是卻要看一筆描一筆，仍然克服不了生硬造作。如果反覆臨寫多遍，將原本爛記於心中，這樣又容易暴露出自家面目，與原本拉大了差距，而且也克服不了追摹原本的心裏障礙。以此來考察今本《出師頌》，也無這些毛病，相反看到的卻是自由奔放，虎虎生氣，所以多受到前人的溢美之詞。

有人說，一件隋代無名氏的寫經，不能賣多少錢，《出師頌》也同樣是隋代無名氏書，而價格不菲，是否相差太懸殊了？這裏我只能這樣說，隋人寫經，甚或六朝人寫經，因其當時書寫數量大，仍保存到今天的也還不少，特別是敦煌石室被發現後，其數量就更多。而《出師頌》到今天只有一件了，“物以稀爲貴”，這是不好比的。其次，寫經是出於宗教信仰，以書寫和施捨的數量多寡來衡量對佛的敬仰虔誠程度。在當時社會上，有專門抄寫佛經的經生，並以此爲職業。因爲要多、快、好、省，故其書法大多千篇一律，其間的個性和風格差別是很微小的，談不到更多的藝術性。而這件《出師頌》則不同，不但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和時代特色，而且用禿筆書寫，結構奇偉，筆致奔放，在藝術上與寫經也是不好相比的。再次，寫經在寺廟、個人和宮廷中雖有大量的收藏，但都不作爲藝術品看待，並不視之爲珍貴。而《出師頌》從創作問世以來，無論爲私人收藏，還是被宮廷所得，都視同無價之寶。將自己的印章鈐蓋其上，不斷地見之於文字記載和刻於帖中。從它的經歷可以看到時世的滄桑，王朝的更替，家族的興衰。它所包含的歷史信息量也是一般寫經無可比擬的。這裏我不是在貶低寫經的文物價值。只是在想《出師頌》的價格，實在難於把握。也使我想起在抗日戰爭時，張伯駒先生將陸機《平復帖》縫在棉襖中一起逃難。在張老先生看來，《平復帖》比自己的身家性命還重要。設想如果今天拿來拍賣，會是個什麼價？如果把《出師頌》定爲索靖真跡，就其時代而言，比《平復帖》還早，就其作者在書壇上的名望，比陸機還大，它又會是個什麼價？恐怕兩千萬拿不下來吧。所以，理性看待分析這件傳世之寶是十分重要的，做到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