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鈞長期在南方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11月陪孫中山北上，在北方停留近兩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除了跟隨孫中山的左右外，李烈鈞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作總參議，協助國民軍抗擊奉直軍閥，聯絡閻錫山，積極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對日後西北軍參加到北伐的隊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烈鈞陪孫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孫嶽等發動北京政變。10月27日，孫中山回電馮玉祥“擬即日北上，與諸兄唔商”，並電在日本的李烈鈞回滬會合一同北上。因上海到天津數日內無船位，李烈鈞建議孫中山先到日本，會晤頭山滿等老友，則“獲益必大”。11月22日上午8時，李烈鈞等陪同孫中山在上海匯山碼頭乘坐“上海丸”離滬赴日。

孫中山北上一行於12月4日中午抵達天津。下午孫中山入駐天津張園，稍事休息後，帶領李烈鈞、汪精衛、戴季陶、孫科和隨侍副官等三輛車對張作霖進行禮節性拜訪。到曹家花園後，張學良出來引領至客廳，孫張相見，孫中山向張作霖感謝今日在天津歡迎和接待，同時祝賀張打敗了吳佩孚。張作霖回答道，“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爲異。”李烈鈞見無人接話，氣氛尷尬，就站起來說道，“事雖如此，若不將國家之障礙，如吳子玉諸人剷除，則欲求國家之進步，與人民之幸福，終屬無望，總理孫公之賀，實有價值，亦惟公能當之也。”張作霖聽了李的話語後大笑很是受用，孫總理接着說道，“協和兄之言是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得我賀詞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氣氛得以緩和。孫中山和張作霖在會談中交流了對時局的看法，並共進晚餐，晚上7點大家盡興而歸。

在天津期間孫中山因肝病發作，在張園靜養休息。李烈鈞作爲孫中山重要的助手參加了與奉系、段祺瑞等相關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會談，也積極向各界宣傳孫中山北上的目的，努力消除西方列強對孫中山北上的誤解。13日，李烈鈞在張勳花園接見日本在天津的記者，說明此次孫中山北上的目的和對國家未來的政策看法。

時北伐軍已進入江西境內，李烈鈞於14日上午10時乘特別列車赴京，代表孫中山訪晤段祺瑞，李和段詳細地討論了時局和善後的辦法。因贛事李烈鈞表示尊孫中山意旨並準備赴江西調停，支持譚延闓率部入贛，並告之段等其迴天津向孫中山彙報後，孫中山準備再來北京。

12月29日，李烈鈞等乘船去往上海。

1925年1月30日，李烈鈞在接到汪精衛告孫中山病危的電報，在滬即發電報給廣東軍政府告之胡漢民等人“總理病勢沉重，滬同人即赴京恭侍”，翌日即專車赴京。

3月12日9時孫中山溘然長逝，李烈鈞任招待主任，國民黨認爲中山先生治喪儀式應在社稷壇舉行，段祺瑞政府有不同的意見，李烈鈞對前來的段祺瑞代表表示，“社稷壇爲國家所有，非執政所得而私，總理手創共和，執政乃得安居官苑，今總理踐約而來，不幸病逝，治喪社稷壇，執政尚能異議乎？”後經熊希齡斡旋，得以順利解決。

3月15日，孫中山遺體入殮，抬柩第一組由汪精衛帶領，抬柩第二組由李烈鈞帶領。李烈鈞晚年回憶當時中山遺體入殮後，汪精衛在場是悲痛異常，“輒涕淚滂沱，如喪考妣”。停靈後，段祺瑞本擬親自前來悼念，爲了歡迎段執政，李烈鈞親自撰寫答謝書一封，在書中對段祺瑞給予很高的評價和讚揚。後來段以腳腫爲託詞未前來致祭，國民黨人甚爲不滿，李烈鈞對在場人士和學生做了一個簡單的演說，批評段執政。

時北京是馮玉祥國民軍第一軍掌控的，鹿鍾麟任北京衛戍司令。中山先生去世後，馮玉祥電鹿鍾麟要求“凡一切用錢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聽協和命”，在鹿鍾麟的全力配合和孔祥熙綜合開支規劃下，孫中山的治喪費用得以不匱。

在孫中山喪事期間，李烈鈞等國民黨人對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非常關心，經常在一起聚集開會。4月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舉行了一屆三中全會，對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爭論激烈，沒有達成共識，於5月17日在廣州繼續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李烈鈞不願意介入這些爭論則留在北京，並未赴廣州參加全會。

李烈鈞在國民軍中

孫中山去世後北方和南方的政治軍事形勢都非常複雜。李烈鈞在和張繼、李石曾等國民黨要員商議後，他們建議李烈鈞留在北方爭取和馮玉祥國民軍合作，如將馮玉祥的部隊變成國民黨在北方的一個力量，對國民革命前途，北伐早日成功，國家統一，利莫大焉。

李烈鈞請前司法總長徐謙寫信介紹，準備前去馮玉祥處見面，感謝馮對孫中山喪事的幫助。馮玉祥看到李烈鈞信後，立刻派人赴香山歡迎李烈鈞。李烈鈞於1925年7月6日趕赴張家口和馮玉祥見面。見面後二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爲莫逆之交。李烈鈞在張家口待了10天左右，在此期間他們詳細交流了對政治、軍事形勢的看法。馮玉祥聘請了李烈鈞擔任總參議。李烈鈞在7月15日張家口發表了演講，讚揚馮玉祥經營西北，事業宏遠，和內地軍閥不可同日而語，對馮玉祥的言行和爲人，“不勝欽佩”。

1925年下半年，李烈鈞多次往返北京張家口和馮玉祥進行交流，有時還帶着很多著名國民黨人前去，宣傳孫中山的思想。希望國民軍能夠加入到南方的革命陣營。在此期間，李烈鈞不僅做馮玉祥的工作，還積極聯繫山西的閻錫山，協調閻馮之間的關係。李烈鈞和閻錫山都是同盟會員，日本士官學校六期炮科同學，關係密切。

李烈鈞9月20日電閻錫山準備從張家口馮玉祥處來看閻，閻收到電文後即刻於20日回電李烈鈞表示要親自到大同歡迎李。後因有事李烈鈞無法趕到大同同閻見面。

10月份奉系進關南下，佔領天津。國民軍也準備和奉系開戰。閻錫山爲了瞭解國民軍的情況和動向，於20日特派孫奐侖和梅焯敏來見李烈鈞。23日晚李烈鈞在包頭和閻錫山特使見面交流。24日則和馮玉祥詳細溝通了對時局的看法以及應對措施。

在國民軍準備和奉系作戰前夕，李烈鈞再次來到張家口，並於11月11日早上陪同馮玉祥檢閱了部隊，李烈鈞認爲軍官對於命令、通報、報告三者不注意，是知識缺乏的緣故。根據檢閱後的情況李烈鈞建議馮玉祥增聘方聲濤爲副總參議，並推薦曹浩森給馮玉祥。曹浩森不久升任參謀長。

12月初李烈鈞赴國民軍第三軍孫嶽處，督導第三軍與直魯聯軍李景林、張宗昌部的戰爭。天津攻下後，孫嶽擔任直隸督辦兼省長，因孫嶽身體不好，李烈鈞大部分時間陪孫嶽住在天津督署，協助孫嶽進行指揮作戰，發佈命令。

11月24日，馮玉祥和郭松齡聯合反奉，後失敗，郭被殺。當時郭松齡手下魏益三一旅駐守山海關，編制齊全，戰鬥力很強，魏益三感覺在張作霖處無前途，想歸順馮玉祥。12月26日李烈鈞、方聲濤和馮玉祥商議，因方聲濤在四川曾是郭松齡的上級，也是郭松齡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提議由方聲濤代表馮玉祥去接收魏益三旅，帶領魏益三部隊進駐北京，實現首都革命，推翻段執政，實現孫中山的“中央革命”的理想。成則歸美於馮玉祥，若失敗，則由方聲濤負責，說馮不知情，由段祺瑞政府通緝方。馮玉祥思考後覺得風險過大，否決了這個建議。

1926年1月1日，馮玉祥發出了下野通電，準備赴蘇俄考察。1月17日，李烈鈞偕方聲濤等隨員去平地泉見馮玉祥，力勸馮玉祥不要下野。馮玉祥表示雖然下野了，“然國家之安危與人民痛苦，固未敢忘諸懷也”，認爲要挽救國家一定要效法孫先生，上下團結一致，才能克敵制勝。二人長談一夜，討論了“救濟時局之法”。馮玉祥委託李烈鈞、方聲濤在其出國期間繼續給予張之江、鹿鍾麟指導和幫助。

3月以後，張作霖的奉系和吳佩孚的直系聯合起來，準備消滅國民軍，日本軍方不僅援助奉系軍械和資金，並派日本士兵加入奉軍，日本海軍炮擊大沽口，協助奉軍進入天津，李烈鈞和張繼電日本犬養毅等友人希望他們給日本政府壓力，要求日本軍人不要介入中國內爭。

4月15日後國民軍逐步撤退到察哈爾一帶，準備固守南口。李烈鈞協助張之江指揮國民軍制定了南口戰役的作戰計劃。李烈鈞也和南方軍政府保持聯繫，還有一個工作就是和閻錫山聯繫溝通，協調閻錫山和西北軍的關係，爭取閻保持中立，使國民軍沒有後顧之憂。

3月初，閻錫山爲了表面上應付張作霖、吳佩孚等出兵佔領石家莊，同時電李烈鈞解釋這個行動，主要是爲了掃除擾晉分子，行動完成後即會撤軍等。4月初形式越來越對國民軍不利，李烈鈞電請閻錫山出面斡旋南方戰局，降低吳佩孚對國民軍的敵意，來減輕國民軍的壓力。閻錫山因爲已經加入了奉直聯盟，回電李烈鈞表示“己身人微言輕，恐無助於大局”。閻同時還在大同等地增兵並扣留了國民軍的車輛和家屬，但招待周到，過了二日即於放行。閻用這樣的方式向奉、直表示自己已參與對國民軍的行動，但又不得罪國民軍。

1926年4月南口戰事激烈，國民軍準備向綏遠、平地泉退卻，但恐山西閻錫山出兵扼守大同，截斷國民軍退路。旋由李烈鈞和孫嶽出面，在1926年4月14日以同盟會老同志的關係，聯名致電閻錫山，同時派劉汝賢和李烈鈞祕書雷嘯岑赴山西太原商洽一切。閻氏信誓旦旦，申明絕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囑雷等轉告李、孫二位老友放心可也。

山西的國民黨老同志孔庚認爲晉北一帶空虛，國民軍若從大同附近進至太原，揚言擁護閻錫山討伐吳佩孚，迅速馳出娘子關，急下石家莊，直抄吳佩孚的後路，國民軍至少可據有河南地盤，立於不敗之地。意見轉給李烈鈞，李表同意，且自告奮勇，願先去太原，獲得閻錫山的諒解，消除誤會，爭取國民軍和閻錫山聯合在一起。5月7日，李烈鈞二電閻錫山，說明國民軍的精神是和國民黨一致的，國民軍加入革命陣營對國家有宜。並向閻錫山提出了對當前時局的主張，希望閻和國民軍摒棄前嫌。5月9日，閻錫山發電李烈鈞表示歡迎李到晉商談。

張之江連夜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上述戰略，大家亦表示同意。決議電請馮裁決。馮覆電否定。

8月上旬多倫失守，國民軍撤出南口，向集寧、綏遠退卻。此時南方國民革命北伐到了湖北，進攻武昌。直系部分軍力南下解圍，奉系全面進入北方，閻錫山則對國民軍殘部採取收編策略。

李烈鈞離開北方回南方

南口戰役失敗後，8月上旬李烈鈞離開張家口，前往蘇聯上烏丁斯克和馮玉祥見面。1926年8月30日中午，李烈鈞和馮玉祥在上烏丁斯克見面，主要交流南口戰役失利的教訓，認爲失敗的原因“一因兵力單薄，二因子彈缺乏，三因情形散離也。”李烈鈞根據其在北方國民軍兩年經驗認爲人的相處關係很重要，向馮玉祥提出了“人宜謙下”的爲人準則，馮玉祥深感此句“是真大可玩味也”。

休息二日後，馮李二人於9月1日早離開上烏丁斯克，晚上10點到了恰克圖。9月3日晚二人分別到了庫倫，在庫倫馮李待了一個星期，在庫倫期間二人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雙方達成了很多一致的看法和共識。馮玉祥準備加入革命陣營。在此期間南方革命軍北伐進展快速。9月10日接到西北軍唐悅良的電報，報告國民革命軍已經佔領武漢了，馮玉祥“請李協和先復一電，隨又發一電，爲發宣言準備。”根據北伐形式的發展，李烈鈞決定返回南方，從西伯利亞到海參崴坐船返回南方。

雲南護國軍將領合影。左起：李日垓、羅佩金、蔡鍔、殷承環 、李烈鈞

李烈鈞在北方國民軍一年多的時間裏面，和馮玉祥等國民軍的領導建立了很深友誼，對馮玉祥回國後加入國民黨和南方國民革命軍共同北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後，李烈鈞在南京政府擔任政府常委和軍委會委員，主要就是協助蔣介石進行北伐，以及溝通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之間的關係，最後北伐成功，實現孫中山最終的遺願，爲國家的統一做出了貢獻。（李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