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祭侄文稿》被借出日本展出事件，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有所耳聞吧。

此文稿書於1261年前的盛唐時期，書法大家顏真卿爲悼念其戰死的侄子而起草，蘊含着顏魯公至真的情感，被譽爲“天下第二行書”。

顏真卿在安史之亂後對家國情感無修飾的流露，後世衆多名家對文稿的精心呵護，這纔有了這一奇蹟。

此次借予日本，遭到了海峽兩岸人民普遍激烈的質疑，質疑點主要在借出符不符合規章？運輸是否做到應有的保護？展出是否有嚴格的保護規定？

這些擔心不僅僅是源於《祭侄文稿》的珍貴，而是臺灣當局借出國寶級文物背後的動機有政治獻媚的嫌疑。

兩岸人民都難得一見的驚世國寶，竟然先斬後奏地在日本展出。在日本留學的華人學生表示在國外看到國寶，心情複雜。

1935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實際上，“動機不純”的中國文物海外展出早在1935年就發生過。

當時英國爲了慶祝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繼位25週年，策劃了豪華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中英雙方選出了多達93個集裝箱，共1022件文物參展，其中大多數來自故宮博物院。

中國打算靠此次在西方世界的展覽，將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展示給西方，以促成國際主流輿論對中方的好感，也是對當時日本文化輸出的一種對抗。

但是，展會雖達到了震驚西方，影響歐洲的效果，可背後動機的爭議，從當年到現在都沒有平息。

“冷靜地想一下，就會心有疑惑，展覽會在英國雖然成爲熱議話題，但要說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就此得到深化，我們的國際地位就此得到提高的話，那就好比是鏡花水月般不切實際。”

這段話出自當時負責部分故宮文物南遷工作的莊尚嚴老先生，在倫敦展出的故宮文物均來自這批南遷國寶。

而莊尚嚴老先生隨着這批文物漂泊到臺灣，一去就沒能回來，在海峽對岸一直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官至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第一次看到這段故事，是在一部日本紀錄片《臺北故宮》中看到的。當然，原始資料還是我們國人整理的，我們中國自己的紀錄片《臺北故宮》中有更詳細的介紹，同樣值得觀看。

這一中一日兩部《臺北故宮》實際上從規模和視角上都不盡相同，我爲什麼要選擇講日本的這一部呢？

我想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篇幅較短，適合對文物以及故宮博物院歷史不太瞭解的人觀看；二是因爲是日本製作，從日本視角來讀這段因侵華而寫下的歷史會更加有趣，而當下的《祭侄文稿》又恰好在日本展出。

結合時下的熱點，這部日本NHK電視臺拍攝製作的《臺北故宮》應該能解答這麼一個問題，爲什麼這樣一件頂級國寶會存在臺北？

1925年，故宮博物院在北京設立，很多皇家藏品也被作爲文物向普通公衆展出。

然而，6年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稱“滿洲事變”，NHK電視臺對侵華戰爭歷史的態度較爲客觀）打破了紫禁城的平靜。

日本建立了僞滿洲政權，佔領了東北並逐漸向中原逼近。到了1933年，北京已經岌岌可危。

蔣公擔心故宮裏的珍貴文物，決定將它們運往上海緊急避難。而前文提到的莊尚嚴先生正是文物南遷的其中一位負責人。

這批遷出的文物數量巨大，據統計這些文物裝滿了13491個木箱，由火車運往上海。

兩年後，也就是1935年，這批文物中的部分便由英國軍艦護衛遠渡重洋來到了倫敦展出。爲期100天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確震驚了西方，有超過42萬人參觀，破下了展館的紀錄。

莊尚嚴先生也隨同這批寶貝在倫敦暫居，據他的回憶描述，當時的西方人對中國通常是蔑視的態度，但在這場展覽中，領略到中國厚重的歷史文化後，他們的態度似乎有些改觀。

報紙的頭版頭條也都在報道展覽中出現的中國文物，民間開始崇尚中國風，名人開始發表對中國文化的讚美評論。

“在中國製造出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是赤身裸體的野蠻人啊。”

“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麼多如此美妙的寶物。”

中方在西方積極建立影響的舉動讓日本感覺到了危機。在日方的檔案資料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對此次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進行了調查。

其中出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李頓爵士”，他當年帶領調查團到日僞滿洲地區調查，並未承認僞滿洲國的獨立。而他出現在展覽會的籌備委員會名單中，對日方而言是個不利的局面。

就在那場展覽一年多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的非正義戰爭，我們寶貴的故宮文物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顛沛流離。

從上海到首都南京，南京隨後瀕臨淪陷，文物分三路輾轉運抵西南各地保存，1937年至1947年，這批文物才重新回到南京，整整十年，連日期都不差。

然而，沒等這批文物真正安穩下來，解放戰爭又爆發了。1948年，解放軍已經解放了多個城市，蔣公眼看南京也要失守，於是決定將文物中的精品運往臺灣。

運臺文物共3824箱，分三批運往臺灣基隆港。這當中就包括顏真卿的真跡《祭侄文稿》、翠玉白菜、毛公鼎等稀世珍寶。

跟隨這批文物前往臺灣的還有一大批的學者、專家，他們都是當時公職人員，去臺灣並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工作職責。

起初他們認爲在臺灣並不會生活很久，沒想到這一去就是一輩子。莊尚嚴也是這樣去到了臺灣，不過他之前由於工作本就奔波，妻兒一直跟隨，幸運地沒有與家人分居兩地。

這一批中國的老學者老專家們，依舊爲這些文物工作了一輩子，積極地將中國文化的魅力發散至世界各地，所以在國際上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是名聲在外。

但是，一分爲二的故宮博物院還是一個棘手的難題。

例如著名的《富春山居圖》，在清朝順治年間被燒成兩段，分“剩山圖”和“無用師卷”，現在分別藏於浙江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

2011年，兩部分纔在臺北同時展出，是361年來的首次。

另外，除了這些可以展出觀賞的文物之外，被分隔藏於兩地“故宮”的還有大量的史書文獻。

大清已經亡了100多年了，清史的修訂仍困難重重（北洋政府曾出版《清史稿》，但因爲時代限制觀點陳舊，多爲清政府立場），這當中也有史料分居兩地難以交流的原因。

我只是希望文物的研究和展覽不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左右。

《祭侄文稿》的出借雖本質上也是傳播中國文化，但先斬後奏不合程序的做派，加上借出地日本之於國人的特殊性，不可能不激起網民的憤怒。

但我也希望，通過此事件，或者是通過《臺北故宮》（中日兩部都非常推薦）這部紀錄片，大家能關注到一分爲二的故宮博物院，能明白我們應當先解決的國內兩地文物交流問題。

至於國際上的交流，應當引用第四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對文物運臺做出的批示——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