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抗戰勝利73年,不能忘記的戰爭罪魁——日軍戰時大本營

73年前的9月2日,在東京灣的戰列艦“密蘇里”號上,日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爲中國抗日戰爭,也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畫上了一個欣喜而沉重的句號。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日軍大本營是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前日本發動大規模戰爭期間的陸海軍最高統帥部。自中日甲午戰爭以來至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陸海軍曾三次設置戰時最高統帥機關——大本營,統一指揮陸海軍戰略行動,是直屬於天皇的最高司令部。大本營是日本擴大侵略戰爭和陸海軍對立的產物。二戰時期日軍的大本營被同盟國稱爲“帝國總司令部”。

甲午戰爭時期日軍首設大本營

日本自明治以來,陸海軍就處於獨立、對等的地位,爭權奪利,誰也不服誰,甚至爲使用“海陸軍”還是“陸海軍”打得不可開交。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爲協調各自爲政的陸海軍軍令機關,解決戰時統一指揮問題,明治天皇命令起草《戰時大本營條例》。所謂戰時大本營,就是戰時天皇指揮日本軍隊的最高統帥部。參謀總長有棲川宮陸軍大將主持草擬了條例,經陸、海軍大臣協商並聯名簽署後,奏請天皇批准。5月19日,明治天皇頒佈了《戰時大本營條例》:

第一條  在天皇之大纛下,設置最高統帥部,稱爲大本營。

第二條  在大本營中,參謀總長參與籌劃最高統帥部的軍事機密事項,負責擬定帝國陸海軍的重大作戰行動計劃。

第三條  參謀由陸海軍武官充任,其人員另行規定。

第四條  在大本營中設置各機關的高等部,根據重大作戰行動計劃管理其事物。

該條例中“大纛”就是“大旗”,天皇大旗即天皇。因而,大本營是天皇領導下的最高統帥部,是國家、軍隊的指揮中樞。

從該條例中可以看出,它的特點首先是在軍制上明確規定了“陸主海從”的傳統思想。(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雖都直屬天皇,但戰時設置大本營時,參謀總長就成了天皇的參謀長,而海軍軍令部長則在參謀總長之下,受其指揮,其地位與副總長相平行。而參謀總長既是陸軍的,也是全軍的。

在制定大本營條例的同時,參謀總長有棲川宮還負責起草了該條例的兩個附件《陸海軍交涉程序》和《戰時大本營編制》。根據《戰時大本營編制》,規定大本營成員爲侍從武官、軍事內局長、大本營參謀、兵站總監、大本營管理部長、陸海軍大臣。其中核心成員是大本營參謀,由參謀總長任長官,由陸軍參謀官、海軍參謀官、陸軍副官、海軍副官組成。

明治時期日本陸軍省

此時,中日兩國間的對立已發展到即將爆發戰爭的地步。1894年5月,朝鮮爆發了東學黨之亂,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對朝鮮半島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認爲事態很嚴重,6月2日,伊藤內閣決議出兵朝鮮。6月5日,日本立即設立有參謀總長、副總長、海軍軍令部長、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爲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

日本自明治中期以來,軍事領導機構實行“軍政”和“軍令”分離的二元化體制,軍事行政爲“軍政”,作戰、用兵爲“軍令”。軍政歸陸軍省、海軍省管,軍令則歸參謀本部(陸軍)和海軍軍令部管。大本營人員構成是以軍令機關參謀爲主,因此大本營成爲陸海軍聯合的中央軍令掌管機關,其核心成員是大本營參謀長陸軍大將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參謀總長)、陸軍首席參謀陸軍中將川上操六(副總長)、海軍首席參謀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海軍軍令部長)。

7月17日,皇宮內首次召開大本營御前會議,天皇駕臨,大本營首腦出席,會上定下開戰的重大決策。並任命海軍中將樺山資紀擔任海軍軍令部長,取代中牟田中將任海軍首席參謀。會上還決定,今後每週星期二、五舉行例會。大本營成員本來是清一色的軍事人員,但根據天皇的意見,首相伊藤博文、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也列席大本營會議,以求政略和戰略協調一致。此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按御命列席了大本營會議。

甲午戰爭中日軍大本營設於廣島第五師團司令部。

大本營隨天皇行止而遷移,最初設立於參謀本部。1894年8月5日移至皇宮內。戰爭期間,大本營曾數次遷移。同年9月13日,大本營隨天皇從東京出發,15日到達廣島,稱爲“廣島大本營”。廣島是靠近戰場的水陸交通要衝,廣島至東京的鐵路開通,南部的宇品港也被啓用。大本營前移至廣島是爲了更靈活地指揮出徵的陸海軍,便於組織內地各部隊出動,達到由天皇親自統帥陸海全軍之目的。大本營臨時設於第五師團司令部,以師團司令部會議室爲天皇起居之所。天皇每天除參加大本營會議外,還處理一般政務。

明治天皇在廣島參加大本營會議。

廣島大本營遺址。1945年8月6日美國投擲原子彈將廣島夷爲平地,廣島大本營(原第五師團司令部)地面建築被摧毀。

隨着戰事的發展,大本營於1895年3月上旬擬定了第二階段作戰計劃,計劃中預定大本營前出至旅順,爾後推進到山海關附近,就近指揮戰地的作戰。但出於對天皇健康的擔心,3月16日大本營任命陸軍大將、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擔任“徵清大總督”,並決定從大本營中分出作戰上必要的各個機構隸屬於“徵清大總督”,爲大本營向前方派遣的戰地指揮機構,統帥全體遠征軍。4月13日,小松親王率“徵清大總督府”成員由宇品出發,經威海衛,於16日到達旅順,正式成立“徵清大總督府”,準備大幹一場。而此時中國戰敗已成定局,3月中旬日中雙方開始在日本下關舉行議和談判,媾和條約於4月17日簽字。同日,大本營從廣島移至京都。大總督府於5月22日遷回京都。5月30日,大本營歸回東京。此時甲午戰爭雖已結束,但由於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強佔臺灣,引起臺灣人民的反抗,日本自5月起派去兩個師團的兵力鎮壓,直到翌年3月局勢才穩定下來。1896年4月1日,大本營奉詔解散。

日本第一次成立的大本營,是統一政略和戰略、軍令和軍政、陸軍和海軍三個一元化領導的最高權威機構,權力集中,精幹高效,在戰爭中發揮了極大作用。

設於旅順的大總督府

日俄戰爭時期日軍再設大本營

甲午戰爭後不久,日本海軍方面提出了改組大本營的問題,力圖把陸主海從扭轉爲陸海平等。由於陸軍方面阻擾,陸海軍發生了激烈的正面衝突。陸海軍大臣再次帷幄上奏(日本憲法規定,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教育總長等就重要的軍事問題直接上奏天皇叫“帷幄上奏”),問題愈加複雜,結果天皇並未解決問題,就此擱置起來。然而,由於日俄在遠東的利益衝突,關係不斷惡化,不能繼續擱置下去,陸海軍當局經多次協商決定,在天皇親自裁決下大本營平行設置陸海軍兩個參謀長,力圖使陸海兩軍協調配合。並新設立了軍事參議院,作爲陸海軍的協調機關。

日俄戰爭前夕,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2月28日,日本對《戰時大本營條例》做了修改:規定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同爲大本營的參謀長,共同處理最高統帥部的軍事機密事務,陸海軍的軍令部門在戰時也保持對等地位。

在正式頒佈新《戰時大本營條例》的同時,陸海軍就《大本營編制》修正案進行了協商,制定了《戰時大本營編制》和《戰時大本營條令》兩個附則,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月6日批准。

根據《戰時大本營編制》規定,大本營編制中包括:大本營陸軍參謀(參謀部、副官部)、大本營陸軍各機關(兵站總監部、大本營陸軍管理部)、陸軍參加大本營的其他人員(陸軍大臣)、大本營海軍參謀(參謀部、副官部)、海軍參加大本營的其他人員和單位(海軍大臣、海軍軍事總監部)。此後根據天皇的旨意,侍從武官被列入大本營編制。從這一編制看,在機構上陸海軍完全處於對等地位。而根據《戰時大本營條令》,參謀總長與海軍軍令部長的職責完全對等,在地位上平等。這一點是與甲午戰爭時期大本營最大的不同。

1904年2月4日,日本內閣會議和御前會議決定對俄國開戰;2月6日,日本政府向俄國政府遞交斷絕外交關係的公文;10日對俄宣戰;11日下達組建大本營的命令,13日組建完畢。大本營設在皇宮內,陸海軍有關人員分別在平時工作的官廳,即陸軍部和海軍部各自在參謀部和海軍軍令部辦公,需要開會時再會集於皇宮內。在甲午戰爭時期,大本營隨着戰事的發展曾轉移到廣島和京都;而此時通信和交通都很發達,同時也爲了與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繫,使政略和戰略協調一致,大本營始終沒有離開東京。大本營會議分御前會議和一般會議。在御前會議上,多數情況是陸海軍報告戰況,元老、內閣大臣(首相、外相、藏相)、皇太子以及有軍籍的皇族列席。頭一年每月召開一至二次,以後每三個月左右召開一次。一般會議天皇不出席,每週舉行二至三次。

戰爭期間,軍方計劃將大本營之一部向前方轉移,將大本營分爲戰地和本國兩部分,在野戰軍和大本營之間設置一箇中間機構(相當於前方指揮所),負責指揮野戰軍的作戰。並希望皇太子能出來供職(此後不久,於3月7日,皇太子即增補爲大本營成員)。這一設想變化了多次:先是戰地大本營方案,後又提出大總督府方案和大司令部方案,最後改爲高等司令部方案,其權限逐次受到了侷限。5月25日,天皇召見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表明了自己的意圖:“爲指揮出徵陸軍中在滿洲行動的各部隊,設置高等司令部並轉移至戰地。”6月20日,下達了滿洲方面軍總司令部的編成命令,任命大本營成員、參謀總長大山岩爲總司令官。滿洲方面軍總司令部相當於大本營精幹的前指,編制規模很小,軍官只有25人。7月6日從東京出發,31日到達遼寧蓋平,代行大本營靠前指揮的職能。

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滿洲軍總司令部

1905年9月,日俄雙方簽訂《樸次茅斯停戰協定》,日俄戰爭結束。至12月,各種戰時工作也基本結束,12月20日大本營撤銷。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日軍第十八師團和海軍第二艦隊對德國在中國的基地青島要塞發起攻擊,11月7日佔領膠州灣、青島以及山東鐵路全線。在日本決定參加對德作戰時,海軍就有設置大本營的想法,並着手作了準備。而且爲了在《戰時大本營編制》中充實海軍人員,在《戰時大本營條令》中擴大海軍軍令部長的職權範圍,還企圖修改這兩個文件,以藉此提高海軍在戰時的地位。但是陸軍認爲,“此役屬於部分動員,不必設置大本營”,因此設置大本營的計劃未能實現。

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的大本營

1937年7月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軍不斷向華北和華中增兵,戰爭規模迅速擴大。而且不僅派出陸軍野戰部隊和航空兵,海軍的艦隊、航空兵、陸戰隊也參戰了。於是,是否設置大本營以統一指揮陸海軍作戰行動,就成爲一個現實問題。

“八一三”事變後,8月16日日本陸海軍首腦機關就大本營設置問題進行了研究。陸軍省首腦反對在不宣戰的情況下設置“戰時大本營”,因而只得暫時作罷。9月中旬,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傳話給陸、海軍省,爲了政略和戰略的一元化,可以考慮設置包括首相作爲成員之一的大本營。

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屆近衛內閣。

10月21日,淞滬會戰(上海戰爭)正值激烈時刻,日軍參謀本部決定立即設置大本營,急忙着手進行事務性交涉。10月27日,陸軍省次官也表示同意。11月2日,陸軍省軍務局整理了《關於設置大本營的意見》,其設想是把大本營作爲統一政略、戰略的機關,即指導戰爭的最高機關。但參謀本部與海軍省、海軍軍令部首腦認爲大本營純屬軍事統帥機關,因此反對此方案。此後,陸海軍省、部就設置大本營問題於11月中旬進行了頻繁談判,並逐漸達成一致。

由於《戰時大本營條例》只適用於戰時,而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初期,中日兩國都沒有正式向對方宣戰。因此,在11月16日的內閣會議上廢除了這一條例,制定了在戰時或者發生事變時可根據需要設立大本營的《大本營令》:

第一條  在天皇大蠹下設最高統帥部,稱爲大本營。

大本營於戰時或事變之際,根據需要設置之。

第二條  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爲其各自幕僚之首長,運籌軍機,策劃作戰,根據最終目的,謀求陸海兩軍之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第三條  大本營編制及工作,另行制定。

11月18日《大本營令》公佈,同日發佈動員令;20日動員完畢,同日制定新的《大本營編制》和《大本營條令》。大本營設在皇宮內。

根據《大本營編制》,大本營分別設置大本營陸軍部和大本營海軍部。大本營陸軍部的組成如下:大本營陸軍參謀(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大本營陸軍副官部),大本營陸軍各機關(隸屬於參謀總長,包括兵站總監部、大本營陸軍報道部、大本營附屬陸軍諜報機關、大本營陸軍管理部),以及陸軍大臣和處理有關軍政事務的必要的隨從人員)。

大本營海軍部也同陸軍部一樣,由大本營海軍參謀、大本營海軍各機關(隸屬於軍令部總長,包括大本營海軍通信部、大本營海軍報道部、大本營海軍戰備考察部、大本營附屬海軍諜報機關)、海軍大臣組成。

海軍軍令部與海軍省。

大本營主要由參謀總長、參謀次長、軍令總長、軍令次長爲主官主持指導日常工作,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只是名義上的大本營主官。下設侍從武官、軍事內務局、兵站總監部、運輸通信部、野戰監督部、野戰衛生部和管理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加設參謀室、情報室。此外規定,侍從武官隨從天皇參加大本營。大本營中不包含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等政府文官(小磯內閣時期,首相曾例外地成爲大本營的成員)。

戰爭期間,大本營通過發佈以下命令來指導陸海軍的戰略行動:

“大命”——大本營命令;

“大陸命”——大本營陸軍部命令;

“大陸指”——大本營參謀總長指示;

“大海令”——大本營海軍部命令;

“大海指”——大本營軍令總長的指示。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下達《大陸命第八號命令》:“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表“大海命”,宣佈向美國海軍發動進攻,挑起太平洋戰爭。

大本營定期舉行相關會議,討論決定大本營有關重要議題及具體業務:

“大本營會議”:“大本營會議”由天皇、參謀總長和次長、軍令部總長和次長、參謀本部第一部長(負責作戰事務)和作戰課長、軍令部第一部長和作戰課長組成;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列席會議,但沒有發言權。此外,在討論與軍政有關的議案時,陸軍省和海軍省兩位次官參加。根據議案情況,大本營會議在參謀部或軍令部召開,或者在召開御前會議以及特別必要時,在皇宮內進行(亦稱“大本營御前會議”)。

天皇裕仁主持大本營御前會議

“大本營參謀會議”:由兩統帥部次長以下人員,主要是負責作戰的部、科長組成,根據議案情況陸海軍省次官、必要的陸海軍參謀、大臣隨員參加會議,協調解決一些具體參謀業務。

“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由於首相未參加大本營,爲協調國務和軍務即政略與戰略的關係,統一大本營與政府間聯繫,在大本營設立後,又成立了大本營與政府的協議機構——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又稱聯絡會議)。

聯繫會議組成人員,政府方面爲首相和陸、海、外三相,大本營方面爲兩統帥部總長和副總長,內閣書記長及陸海軍省兩軍務局長以幹事的身份出席。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可以說是日本的戰爭指導機構,是政略和戰略的統一體。1944年7月聯席會議改名爲“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其活動方法也作了些調整。

1941年,日軍大本營陸軍部、陸軍省、參謀本部入駐這裏。日本投降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這裏審判日本甲級戰犯。

1944年7月,塞班島戰役後,本土決戰迫在眉睫。東條英機內閣在最後的內閣會議上決定將皇居、大本營及其他重要政府機構轉移到遠離海岸的長野市松代町的地下掩體中,稱爲“松代大本營”,企圖作困獸猶鬥。松代大本營1944年11月正式開工,長野市3座山下挖的壕溝爲大本營核心,歷時9個月修建了10公里,還沒有全部完工,戰爭就結束了。

“松代大本營”遺址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舉行。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做爲大本營代表,與天皇和內閣的代表重光葵外相在投降書上簽字。

日本參加投降簽字代表團共11人,除了重光葵(前排左)和梅津美治郎(前排右),還有外務省代表3人,大本營陸軍參謀3人、海軍參謀3人。日本陸海軍的爭鬥真是堅持到最後——又打個平手。

梅津美治郎大將做爲日軍大本營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

根據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的指令,日本大本營於9月12日解散。參謀部、軍令部也於10月15日撤銷。日本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最高統帥部終於走到了終點。戰爭期間的大本營成員,多數作爲戰犯受到懲處。

(作者徐平系軍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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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平

編輯:李響 胡爾根

編審:任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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