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在近代中國的地位家喻戶曉，他既是清末民初的政壇重鎮，也是其時的學界樞紐。對於後來者而言，閱讀梁啓超也就成爲進入近代中國的歷史現場並把握其間內在邏輯的絕佳方式。

政治活動家梁啓超以“善變”聞名。清末民初的國恥世變中，他的政治生活雲變波折，政治活動大多數並不成功。梁啓超嚴於自我省察，其“善變”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辭世後，墓碑上未寫任何生平事蹟，“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梁啓超在其不足五十七年的個人生涯中，留下了不下1400萬字的各類著述，幾乎涵蓋了近代中國——這一被他稱爲“過渡時代”的歷史階段——的所有重要議題。凡諸政治、經濟、思想、學術、社會、文化、教育、出版等領域，皆有其建樹存焉。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文字，更是已經超越了個人觀察與思考的層面，直接而深刻地介入到了歷史進程的肌理與脈絡之中。他一方面積極入世，另一方面又自覺追求在“實事的理論”之上建構具有穿透力與啓示性的“理論之理論”，因此在知行的雙重維度上都爲這一雲譎波詭的“過渡時代”提供了一個不得多得的意義座標。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編爲《飲冰室合集》。

梁氏之一生：

變中求索的時代圖譜

梁啓超以置身“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人物”自居。1873年出生的他，在晚清政治改良運動中，以康有爲弟子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1896年，他出任《時務報》主筆，很快便憑藉其汪洋肆恣的系列政論文章《變法通議》而成爲一代輿論鉅子。不久，康梁即開始並稱。在隨即展開的維新運動中，梁啓超大顯身手，奠立了其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流亡日本，先後創辦了《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繼續發揮其引導輿論的優長。與此同時，他在日本近代文明的衝擊下，“思想爲之一變”，開始逐漸從康有爲的籠罩中獨立出來。這一時期，在《新民說》等文章中表達的“新民”主張，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場。他將“新民”作爲建立現代國民國家的首要任務與根本途徑。在他看來，“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梁啓超在流亡中的政治實踐與學術活動也直接受此支配。在《新民叢報》時期，他達到了個人生涯的巔峯，此後在二十世紀中國登場的各家各派，幾乎無不受其影響。

但在1903年後，梁啓超的號召作用卻大爲下降。革命在其時日益成爲共識，而在他的“新民”體系中雖然也有激進面向，但與章太炎等人提出的“以革命開民智”的行動方案相比，終究十分不同。此時的梁啓超認同“開明專制”，而與清政府中的立憲派祕密接觸，併爲“出洋五大臣”代擬憲政折稿，正可見出他的這一努力。

1912年民國鼎立，梁啓超結束流亡生活。回國後的他主張“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在尊重共和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改革。他先後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與財政總長，參與“倒袁運動”，反對“張勳復辟”。在衆聲喧譁的民初政壇上，以他與蔡鍔爲代表的“青年支那黨”一度被日本方面認爲是“支那將來永遠的中心勢力”。至此，他在思想立場上也與康有爲徹底分道揚鑣。

不過，梁啓超的政治活動卻大都並不成功。意興闌珊的他，最終在1917年決意退出政壇。次年他出遊歐洲，開始反思西方現代文明。1920年歸國後，他形成了自家的“新文化運動”思路並投諸實踐，同時完成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多部重要學術著作。1925年，他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與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導師，此後在教學與著書中更加勤勉，直至1929年不幸病逝。

當然，晚年的梁啓超也並非與政治絕緣。且不說其學術與文化關懷的背後多有政治追求，僅是1919年歐遊途中助力“五四運動”的開展以及推出“黨前運動”的構想，便意義深遠。

在清末民初的時代風雲中，梁啓超可謂“善變”，時人也因此對其多予詬病。但倘若放長視線，則不難發現其變中亦有不變。其所“不變”者，大略約有四端：一是始終堅持“新民”主張，畢生致力提升國民素養；二是以政治與學術相互發明，將“議政”與“論學”彼此熔鑄；三是在心態上兼及“覺世”與“傳世”，追求“常識”與“創見”之統一；四是藉助其“新文體”，通過與現代報刊而合作產生廣泛影響。

梁啓超的一生縱橫捭闔，波瀾壯闊，可謂一部變中求索的時代圖譜。其涉及的面向之多與層次之廣，在二十世紀中國即便還有能出其右者，恐怕也實在不多。平生如此，稱得上完滿。但如果細究，則無論其從事的事業，還是提出的命題，卻又多屬未及完成之列。是故，梁啓超也在近乎天然地召喚後來者。

1896年，梁啓超出任《時務報》主筆，“戊戌政變”後，又在流亡日本期間先後創辦了《清議報》與《新民叢報》。曹聚仁曾有評論，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梁啓超的影響。

張灝之創見：重審“中國思想的過渡”

梁啓超研究當然首先是一種歷史研究，其旨歸在於還原一個真實的“梁啓超的整體形象”。但不應忽略的是，由他命名的“過渡時代”事實上迄今尚未結束。所以，閱讀梁啓超也就是一個與之展開精神對話並從中汲取思想資源的歷史過程。不同代際與立場的學者都可以在其間帶入各自的時代命題，探求取法與出路。換句話說，梁啓超研究正是對於梁啓超的思想脈絡與精神傳統的接續與闡揚。

張灝

2016年6月，梁啓超研究史上的名著——美籍華裔學者張灝的《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的過渡（1890-1907）》再版推出。此書英文本初版於1971年，其命名受到了梁啓超的《過渡時代論》的影響，而其核心觀點是發生於1890年代中國的改良運動是“一場真正的思想運動”，自此“西學和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化交流”。在張灝的論述中，梁啓超的意義在於其“可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經世致用傳統和當代尋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紐帶”。此說經過日後數十年的反覆檢驗，如今已然成爲共識，但在當初立論的北美學界，卻堪稱“創見”。

在“二戰”以後北美的近代中國研究中，費正清建立的“衝擊-反應”的闡釋模型一家獨大。這一思路以西方的知識觀念與制度經驗爲現代化的唯一標準，認爲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型是在西方的衝擊下不斷作出反應的產物。而在張灝看來，費正清模式對於中國自身的能動作用與更新能力的估計嚴重不足。而梁啓超作爲儒家經世致用傳統的當代傳人，其一生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屐痕正顯示了中國文明本身具有的潛質與活力。

《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既是一部梁啓超研究的力作，同時也是張灝個人學術生涯的起點。在完成梁啓超的個案之後，他又對同一時期的康有爲、譚嗣同、章太炎與劉師培進行了深入研究，集成《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1890-1911）》。兩書合而觀之，其反思西方“現代化”理念的用意便十分明顯。道德精神與超越意識是在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發揮過重要作用兩種價值內涵，但爲西方“現代化”理論奠基的韋伯的“理性化”概念則在其中無處容納，而在梁啓超等人身上這些面向正有集中體現。

此後，張灝又相繼推出了《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與《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兩部中文本著作，以梁啓超研究發端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論述大致完成。如果說“中國思想的過渡”是梁啓超以“歷史中人”的身份對其所處的歷史進程作出的敏銳感知，那麼張灝即是以同樣具有歷史意識的方式對此進行了認真重審。其間有學術推進與思想創穫，也有作爲海外學人的家國情懷與遙深寄託。

《新民叢報》於1902年由梁啓超創辦於日本橫濱，至1907年停辦共出版九十六期，是梁啓超宣揚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重要陣地。初創時，梁啓超所撰長篇政論《新民說》分期刊載。《新民說》的發表使人們意識到“新民”對於“新國家”的迫切與必要。

狹間直樹之考辨：以“細密”功夫綴合歷史現場

在《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再版推出之際，日本學者狹間直樹的《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也在同月問世。兩者儘管一再版、一新刊，但在追尋梁啓超這一“過渡時代”的意義座標，且從歷史經驗中抉發當代啓示的層面上卻是異曲同工。同時，兩者之間跨越近半個世紀的對話關係，更是饒有意味。

狹間直樹

狹間直樹是日本“京都學派”在“二戰”之後的重要代表人物，以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班（1993-1997）、出版報告論文集《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參與日文版《梁啓超年譜長編》的編注工作而著稱。《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是其2012年秋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所做“梁啓超紀念講座”的講義。全書計有正文八講，附錄三章，原題“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以梁啓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係爲中心”，所有內容緊密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凸顯了這位日本學者的學術敏感與研究專長。

講座評議人張勇稱道狹間直樹治學具有一種“細密”功夫，而這也正是學界對於高水平的日本學者的普遍印象。此書在這一方面自然堪稱“本色當行”，其首要貢獻便是在若干梁啓超生平與思想的關鍵問題的考辨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例如，梁啓超在戊戌政變以後流亡日本，不久他便開始從康有爲的思想覆蓋中獨立出來。對於這一現象，學界通常以其逐漸形成的“國家主義”主張與康有爲的“世界主義”理想發生衝突進行解說。但狹間直樹通過校勘梁啓超其時撰寫的兩種《譚嗣同傳》——《清議報》本與國民報社的《仁學》單行本，發現“康梁關係演變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層圍繞譚嗣同的糾葛”，從而將兩人的思想角力落實到了現實層面。這是以往梁啓超研究中少被提及的關節。

再如，狹間直樹經由考察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的筆名使用情況，揭示了其散落在不同欄目中的文章原本具有的有機聯繫，整合出了其在這一時期以《新民說》爲主體的思想體系。他進而作出判斷，伴隨着“中國之新民”這一主要用於寫作《新民說》的筆名被棄用，後期的《新民叢報》“已經不是刊登《新民說》時候的《新民叢報》了”，不但欄目進行了調整，“性質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還有，在細讀梁啓超完成於東渡期間的國家構想時，狹間直樹十分注重辨析其使用概念的實際意涵。他發現，梁啓超筆下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等詞彙的含義不僅與當時及此後的一般用法不同，在其思想演進的不同時期也存在差異。具體而言，梁啓超此時提及的“帝國主義幾乎相當於今天專業術語的絕對主義”，而“民族主義大約等同於國民主義”。這些發現對於準確理解梁啓超的國家觀與國民觀無疑十分關鍵。

對於梁啓超爲何在1906年選擇遷居須磨，長期未有恰如其分的解釋。須磨是位於神戶郊外的偏僻村落，遠離當時日本的政治中心東京。作爲寓居日本的中國政界的核心人物，梁啓超此舉可謂反常。在狹間直樹看來，這與其祕密爲“出洋五大臣”代擬憲政折稿直接相關。在淺原達郎與夏曉虹的研究基礎上，他指出“梁啓超移居須磨，對應的是與預備立憲一起產生的他與清政府關係的變化”，賦予了這一事件以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凡諸此類妙筆，在《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啓超》中還有很多。狹間直樹善於見微知著的學術功力，由此也可見一斑。此書通過細節處的考辨與闡釋綴合了梁啓超思想展開的歷史現場。在梁啓超的思想探索、個人出處、時代語境與歷史進程四者之間，狹間直樹建立起了一種有效的內在關聯。這也就使得全書在立意與用心上超越了一般意義的考據之作，其背後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追求隨即呼之欲出。

新民叢報

過渡時代的開放：從“思想史”到“文明史”

狹間直樹認爲“如果用一句話來介紹梁啓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稱他爲將中華的傳統文明改造爲近代文明的功臣”。這一判斷無疑與張灝所見略同。而這也就使得在《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的延長線上閱讀《東亞近代文明中的梁啓超》具備了可能。

張灝的研究策略是通過整合梁啓超的個人著述建構其思想世界的“內部視景”。儘管他已經注意到，晚清思想改良運動得以成爲“一場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文化運動”得力於“一種新式報紙的出現”等外部因素的催化作用，但由於興趣及學術條件等方面的緣故，他並未對此展開考察。待到狹間直樹處理這一問題時，“內外兼修”已經成爲必由之路。

當然，報章媒介與域外資源等角度的引入，並不僅是策略層面的調整。例如，狹間直樹對於“梁啓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係”的探討，就遠未止步於開掘梁啓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雖然梁啓超的“文明改造”工作在很多時候都以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近代文明爲觸媒，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卻並非只有“影響-接受”的簡單對應。梁啓超的“過渡”作用既體現爲呈現了世界史視野中的“近代”是“西方文明領先並影響世界”這一基本態勢，更突顯了東亞在這一潮流的激盪之下發生的更爲複雜的實際狀況。狹間直樹對此加以重新認識與發凡的努力，表現爲他從張灝式的“思想史”研究到自家的“文明史”框架的移步換形。

狹間直樹從中日兩國“語言和文字、文章”的等級秩序出發，將“東亞近代文明史”劃分爲了“始發期”、“發展期”、“成熟期”與“決裂期”四個階段。梁啓超的主要活動集中在1895至1919年間的“成熟期”，但他與“發展期”和“決裂期”的興替也具有重要關係。前者是中日各自發展的歷史階段，這也就決定了置身其中的梁啓超在學習日本的“洋學”時，旨歸其實是在對抗兩國共同面對的“西學”帶來的壓力。因此他對於“洋學”的理解與接受自然受到其“西學”想象的很大影響。而梁啓超在民初調整了對日態度，從“覺日人之可愛可欽”轉向“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也對1919年後“決裂期”的悄然來臨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梁啓超的個人選擇，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東亞近代文明史”的走向與展開方式。

需要說明的是，狹間直樹既超越了現代國民國家的理論視野，立足於東亞文明的整體視景中對梁啓超加以審視與考察，同時對於中日之間在文明層面上的對話與互動也多有觀照。例如，與梁啓超改變對日態度相伴生的，是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在“一戰”以後對於本國侵略政策的支持。而狹間直樹卻注意到，在這一情形下，仍有吉野作造等人堅持應“以更大的同情和尊敬對待支那的事情”。在狹間直樹看來，“‘同情和尊敬’是現代化人際關係的根本。由於吉野確立了這一基本精神，所以他在中國的革新運動中發現‘活着的精神’的時候，能夠與這些運動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所謂“活着的精神”，指的正是其時活躍在中國政壇上的包括梁啓超在內的“青年支那黨”的力量。狹間直樹的發揮，儼然是在追尋一種思想經驗的當代啓示，從而對其自身感應到的時代命題作出鄭重回應。

“過渡時代”的魅力在於其面向未來無限開放。而梁啓超在百餘年的中國思想與東亞文明的歷史實踐中得以始終“在場”，憑藉的正是其包孕的思想能量。在近半個世紀中，從張灝到狹間直樹的不斷閱讀與闡釋，對於這一能量而言，既是汲取與釋放，也是累積與涵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