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雲：“蒙以養正，聖功也。”對矇昧無知的小孩子進行教育，首先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正”，若能如此便是立了一件大功。矇昧無知的小孩子，還不能分辨善惡，在發矇的過程中，不僅要讓小孩子學習知識，也要藉此讓小孩子能夠區分善惡並能從善拒惡。幼年養成的道德情感，將成爲一種習慣，對成年之後的人生歷程起到關鍵的作用。

因此，古人十分重視對小孩子的教育，對於教育的內容要精心選擇。孔子可謂這方面的典範。《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從庭院中快步走過，被父親叫住，父親問他學了《詩》嗎，“不學《詩》，無以言”。孔鯉於是去學《詩》。又過了幾天，孔鯉又被父親叫住，父親問他學了《禮》嗎，“不學《禮》，無以立。”孔鯉於是又去學《禮》。我們常說的“詩禮傳家”便是源於此。

孔子有一回還說過學《詩》具有很多好處，“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所謂“興觀羣怨”，後來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有自己的解釋：“感發志意”謂之興，讀《詩》能激發我們對美好的意緒與志趣；“考見得失”謂之觀，讀《詩》能使我們得知民意並藉此知道政事之得失；“和而不流”謂之羣，讀《詩》能使我們如君子一樣仁和友善，但又不像小人一樣同流合污；“怨而不怒”謂之怨，讀《詩》教會我們在批評社會的不公正時恰到好處，避免情緒激烈。

以詩禮教育小孩子是古人的一項悠久的傳統，到明代大儒王陽明這裏，他發現當時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而改教小孩子只背誦美文佳句。王陽明批判這種教法失去了“古人立教之意”。他認爲“古之教者，教以人倫”，教育小孩子具有正確的道德觀，比教育小孩子爲了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而背誦美文佳句更有意義。爲此，王陽明開出了一個“栽培涵養之方”——“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

王陽明從小孩子的天性出發，小孩子活潑好動，硬要讓他枯坐房中唸書是起不到教育效果的，對於小孩子的天性，“舒暢之則利達，摧撓之則衰痿”。因此王陽明說，之所以要用詩歌來誘發小孩子，不獨是誘發他的志意，也有讓小孩子旺盛的精力與善變的情緒，宣泄於歌詠與音節之中的功能；而教小孩子練習禮儀，也不僅是要端正儀態，也有“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的功能。

要之，古人認爲教育小孩子要“正”，不僅身體上要“正”，心靈上也要“正”，並且身正與心正是緊密相連、相互影響的。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年5月31日，作者：陳彧之，原文標題《蒙以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