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文匯，作者：夢菲　袁佩紅。

9月9日，對一代偉人毛澤東來說，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日子。他的生命定格於1976年的這一天，他一生中許多重要事件都發生在這一天。

這一個個“9月9日”，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偉人波瀾壯闊一生的大致軌跡。從投身革命至1949年9月9日前後，是他參與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任務、成立新中國的奮鬥歷程；到1965年9月9日的一系列“9月9日”，則是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努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基礎；再到逝世的諸多9月9日時間串裏，當是他着重於鞏固政權而搞了“文革”，當然其中仍穿插着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努力。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也正是這天，遭遇了唯一一次被捕，後機智逃脫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據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領導和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這天，是毛澤東開始走上軍事家征程的日子。

參加起義的主力有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的農民軍，湖北崇陽、通城的部分農民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等。起義部隊合編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共5000餘人。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易禮容任行動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

9月9日，起義從破壞粵漢鐵路北段開始發動。11日，起義軍分別從江西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進入湖南境內，會合平江、瀏陽地區的起義農民，準備會攻長沙。起義軍先後取得老關、醴陵、瀏陽、白沙東門市等戰鬥的勝利，佔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由於強敵反撲，起義軍在戰鬥中相繼失利。毛澤東迅速命令起義部隊第一、三團與第二團餘部，到瀏陽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開會議。

毛澤東根據客觀形勢做出了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並於20日帶領部隊撤離湘東地區，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29日，起義部隊1000人左右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經過改編，起義軍從一個師縮編爲一個團；黨在部隊中建立了各級組織，特別是把支部建在連上，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10月27日，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創建以寧岡爲中心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

就在9月9日這天，毛澤東還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他被當地清鄉隊抓住，在押送去團防局準備處死的路上，僥倖機智逃脫。在一個水塘邊的密草叢裏躲到黃昏，才死裏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帶領南昌起義的部分隊伍與毛澤東帶領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從此，毛澤東爲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這一條路漫長、曲折，充滿艱難險阻。

這一條路讓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最終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及至1945年到重慶談判，毛澤東已闊別城市18年。

1930年9月9日，中共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隨後誕生了“毛主席”。這個稱呼，直至被愛戴尊稱到永遠

婦孺皆知，不僅中國人民而且世界人民都尊稱毛澤東爲“毛主席”（Chairman Mao）。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都是毛澤東。因此，通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是毛澤東。從此纔有了“毛主席”這個稱呼。

此次大會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爲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朱德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爲副主席。1931年12月，周恩來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會議和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把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聯繫在了一起。從此，這三位現代中國的偉人互相支持、並肩戰鬥了46年，直至1976年在同一年裏相繼逝世。

1935年9月9日，紅軍長征走到最艱難的時刻，張國燾卻密謀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另立中央

中央毛爾蓋會議後，1935 年8 月底，右路軍（中央紅軍）穿過草地到達四川班佑、巴西一帶，等待與左路軍會合。中央政治局於8 月24 日將毛兒蓋會議決定電告張國燾。

但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四川阿壩後，看到自 己率領的紅四方面軍人數多，裝備精良，便準備解決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自己做黨的主席。

他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爲此，9月9日，張國燾給與右路軍在一起的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發了份密電。

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此電文。

他識破了這一陰謀，立即報告了毛澤東。

9月9日晚，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紅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周恩來、王稼祥、李維漢等人蔘加會議。

毛澤東等與會同志一致認爲，張國燾依仗優勢兵力，妄圖凌駕和危害黨中央；在這種危急關頭，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會議決定，立即率紅一軍團、紅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

9月10日凌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巴西地區，同時發佈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爲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黨中央和毛澤東率紅三軍團、軍委縱隊和紅軍大學一部，於11日晚陸續到達甘南俄界（今甘肅迭部縣高吉村），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團會合。12 日，黨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會後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並再次電示張國燾要他改正錯誤，率領部隊北上。但他卻頑固地堅持錯誤主張，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於10月間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腳木足）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劉伯承等堅持全黨團結，在艱難處境下與張國燾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進行鬥爭。

這樣，毛澤東提議召開並起了主導作用的巴西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難中解救了出來。它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

這一天，堪稱毛澤東政治軍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後來也回憶稱，革命生涯中經歷過多少坎坷，多少困難，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心情沉重。

1943年9月9日，開會對王明路線的錯誤進行徹底清算

在中共歷史上，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王明路線對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時間最長。直至1943年9月9日，纔開始對王明路線的錯誤進行徹底清算。這一天，中共中央開會批判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1931年初，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在同年1月至9月間成爲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9月，作爲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了莫斯科，博古（秦邦憲）成爲臨時中央總書記，此後他充當王明代理人的角色，繼續推行“左”傾路線。毛澤東被剝奪了軍隊的領導權。1933年，王明路線的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慘敗，紅軍被迫長征。1935年1月， 遵義會議終止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毛澤東成爲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實際領導人。

1937年抗戰統一戰線建立後，王明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後任中共長江局書記、中央統戰部長，在抗戰初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1943年9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連續三次舉行會議，批判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

這三次會議對於確立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路線在中央的主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此後直至1962 年七千人大會，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再未受到任何嚴重挑戰。

1945年9月9日，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於談話中說了句著名的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經過長達8年浴血抗戰的中國民衆強烈渴望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一心想打內戰的蔣介石近10天之內即向延安連發三封電報，假意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爲了國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爲表示對和平的誠意，全然不顧個人生命安危，於8月28日下午飛抵山城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

舉世矚目、關係着未來中國前途命運的和談雖然危機四伏，但毛澤東除忙於談判事宜、接受採訪、出席各種聯歡會與宴會外，還頻頻會訪國民黨的諸多政要，各黨派民主人士及文化界、藝術界的宿舊名流等。

9月9日這天，毛澤東在紅巖村專門會見了後來成爲親密詩友的郭沫若、於立羣等，並與他們共進晚餐。魯迅逝世後，郭沫若成了國統區進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幟。一個是開啓白話新詩道路的泰斗，一個是重鑄傳統詩詞輝煌的巨匠，均系深得毛澤東推崇的良師益友。

當談到郭沫諾在文化界應採取的態度時，毛澤東認爲態度應該強硬些，要有鬥爭，並且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且耐人尋味的着名話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句話，頗富哲理，以至被後人常常引爲至理名言而指導人生中的諸多事宜。這一天，郭沫若送給毛澤東一塊瑞士產的歐米茄手錶。過去不願戴手錶而只揣懷錶的毛澤東馬上把禮品戴在腕上。此後30餘年裏，表雖然一再修過並換過多次錶帶，毛澤東卻一直戴着它，直至去世。

與詩友的會見，啓發了毛澤東要用詩詞贈給重慶談判和未來中國的想法。10月7日，毛澤東將一生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詞《沁園春·雪》題寫在給柳亞子的紀念冊上：“……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的當天，此詩發表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立即轟動政壇並引起一場罕見的文化風雲。

這個9月9日，還是中國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9時整，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受降儀式上下令，將日軍降書交付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閱讀簽字。這標誌着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及其軍隊爲中流砥柱的中國抗戰，勝利結束了。

1948年9月9日前後，在西柏坡主持召開自1947年3月中央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

爲適應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確立新的戰略任務，黨中央和毛澤東於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它是抗戰勝利後召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重要的中央會議，也是自1947 年3 月中央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主持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關於國際形勢、戰略任務以及加強黨的組織紀律性等問題的報告。一是確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任務。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二是制定了進行戰略決戰的正確部署。會議重申了城南莊會議的計劃，即在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殲敵主力於長江以北。毛澤東對此解釋說：“我們一時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進攻，也不要緊，如果在長江以北殲滅敵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則五年左右還是一樣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三是規定了加強紀律性與健全黨委制度的措施。毛澤東在會議總結中強調了加強組織紀律性的重要性，指出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會後向全黨全軍發出偉大號召：“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會後，黨中央於9 月20 日發出《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明確規定：“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會議還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分區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四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重要思想。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中作了深刻論述：“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

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問題的提法在我們黨內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不同。

我們有廣大的統一戰線，我們政權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要打倒，我們要打倒他們的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按照九月會議的戰略部署，華東人民解放軍執行中央軍委“攻濟打援”的指示，於9 月16日開始全面展開了濟南戰役，經過八晝夜的激烈攻堅戰，一舉攻克濟南。這表明，人民解放軍開始突破帶決戰性的攻堅戰這一關，由此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12日至11月2日，東北人民解放軍勝利地進行了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遼瀋戰役。這樣，就使中國的軍事形勢達到一個新的轉折點，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據此，毛澤東指出：“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爲縮減。……現在看來，只需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有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歷史已經證明，這一英明預見已如期實現。九月會議之後，從濟南序幕之戰到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是一個有機的戰局整體，它們一環扣一環，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地向前發展。

1949年9月9日前後，在籌建新中國的百忙中，多次下工夫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25日抵京後在香山雙清別墅住下辦公。6月15日起開始在香山、中南海兩地辦公。9月中旬，毛澤東正式搬進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在9月9日前後，毛澤東潛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即當時新中國的“臨時憲法”。以迎接新國家的誕生。

《共同綱領》草案，是由周恩來負責起草的。9月3日至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一起討論修改這個草案，毛澤東至少對《共同綱領》四次草案稿作過200餘處精心修改。不僅如此，他還親自校對和督促印刷。他作過的多次修改、寫過的重要批語，雖未全部保存下來，但僅從1949年9月的五次批語即可從一個側面反映他對《綱領》起草的關心指導與細緻修改。其中，他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各級政府機關爲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爲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在忙於修改審定《共同綱領》的同時，毛澤東還時刻關注並謀略着前方解放戰爭的戰事。9月9日這天，針對攻殲白崇禧部的部署問題，他爲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鄧子恢電：“陳賡、鄧華兩兵團，第一步進佔韶關、翁源地區，第二步直取廣州，第三步鄧兵團留粵，陳兵團入桂，包抄白崇禧後路。陳兵團不派任何部隊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處。”“程子華兵團除留一個軍於常德地區，另一個軍已到安化地區外，主力兩個軍，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個軍，經湘潭、湘鄉攻殲寶慶之黃傑匪部，與程子華出芷江的兩個軍擺在相隔不遠的一線上。”13日起，林彪、鄧子恢指揮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採取大迂迴作戰方針，分三路南進，並於10月6日至16日在衡陽、寶慶地區殲滅白崇禧第七軍和第六十八軍等部47000餘人，解放衡陽、寶慶、芷江和大庸等城，爲之後進軍廣西和第二野戰軍入川創造了條件。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這是毛澤東在進北平不久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兩句。它最恰如其分地描繪了毛澤東在9月9日前後的心境。

1951年9月9日，作出“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決定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農村問題處理得好不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全局性影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又是一項極其艱鉅而複雜的任務。要把中國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爲與國家工業化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其困難可想而知。新中國誕生後，迅速進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階級被打倒了，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

毛澤東認爲，土改後，要使廣大貧苦農民能夠迅速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實現工業化，要鞏固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就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

1951年9月9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並於12月發給各級黨委試行。《決議》指出，土改後農民中存在發展個體經濟和實行互助合作的兩種積極性，黨一方面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件而穩步前進的方針，在農村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並於26日公佈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說：“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

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中心。”10月15日和11月4日，他兩次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纔行。”

爲了實現農業集體化，從1951 年9 月起至1956 年底，中國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是中國農村自土地改革之後的又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幾億農民開拓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偉大嘗試。到1956 年底，入高級社的農戶已達10742 萬戶，佔農戶總數的87.8%。至此，全國提前實現了農業合作化，我國農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農業集體化的實現，解放了生產力，大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1958 年，毛澤東喜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唱出了讚揚農民和全國人民的最強音：“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1956年9月9日前後，全身心投入籌備八大，並着重多次認真修改審定《政治報告》

1956年9月9日，毛澤東用心修改關於黨發展方向的八大《政治報告》。

從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傾注了極大心血，多次逐字逐句認真推敲和反覆修改。在保存下來的80 多份修改稿中，經他修改的就有21 份。

到8月22日，劉少奇提交給七屆七中全會討論修改的《政治報告》文稿仍然長達9萬多字，離毛澤東提出的縮減到3萬字的目標差距還很大。此後，毛澤東會同周恩來、陳雲、張聞天等繼續反覆修改。9月初，報告起草委員會根據多方面的意見，對社會主義建設部分再次修改調整。

這一個時期，周恩來正忙於《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的起草和修改，但由於責任重大，從9月6日起也參與進行《政治報告》的修改工作。

7日晨，毛澤東派人將《政治報告》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兩部分，送去給周恩來修改，並在信中說：“政治報告頭幾部分修改了以後，請你繼續修改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兩部分。這幾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畢，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譯，否則就來不及了。”8日，周恩來改完這兩部分，立即送毛澤東過目。上午，毛澤東轉送劉少奇，並在周恩來改稿上批示：“恩來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處均可用。如你同意，請飭人將改處準確地抄在一個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譯。”類似的來往信件和批示還有不少，都是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審定《政治報告》的見證。

毛澤東對《政治報告》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在如下幾處：一是關於黨的中心任務。經毛澤東的認真推敲和斟酌後表述更爲精確到位：“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 二是看了原文的某段話感到沒點出問題的實質原因，便在一旁批註道：“要講一講理由：即爲了不要個人突出。”本着這個精神，“黨的領導”一節中加強了關於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的論述，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把防止對於個人的神化作爲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重要內容。三是在修改“國家的政治生活”一節時，加寫了兩段十分重要的話：“解放臺灣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

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昭示了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四是對“國際關係”一節反覆作了修改。曾加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基礎的。爲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支持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今後還應當做更多的工作，爭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們更加發展，以有利於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於我國的建設。爲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願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係。

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要做到的。”這段重要思想，在修改定稿後的《政治報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

與此同時，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南海勤政殿、懷仁堂主持召開七屆七中全會第一、二、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對大會的有關事項作出決定。

在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先講了一下文件準備情況和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預選情況。會議對《政治報告》和其他幾個文件進行討論後，基本通過。

在談到八大文件的修改過程時，毛澤東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麼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的，不講什麼人，對事不對人。”八大預備會議也從8月30日至9月12日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講話。在對會議議程作了說明後，就八大的目的和宗旨、繼承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經濟建設等問題發表了意見。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在團結、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先後結束，爲9月15日至27日順利召開八大作了各方面的準備。

重中之重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1961年9月9日，爲江青所攝照片題詩“無限風光在險峯”

1961年9月9日這天，毛澤東爲江青拍攝的照片作詞《七絕·爲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峯。”

李進，即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漢附近深入土改時用的化名。1959年和1961年中央在廬山召開了兩次會議，江青都上了山，她十分喜歡廬山的自然景色，對拍攝風景照表現出極大興趣。

毛澤東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將風雲變幻的形勢濃縮於此《七絕》中，從中可以領略到他積極主動迎接挑戰的宏偉氣魄和悠然自得的超凡風度。這首詩最早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面臨着複雜嚴峻的處境。國際上，中蘇兩黨分歧擴大影響到兩國關係，蘇聯單方面撤走全部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並挑起中蘇邊境糾紛。國內，經濟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東南沿海一帶面對着所謂“新月形包圍圈”，西部、北部邊境也存在安全威脅。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領導全國的毛澤東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但他依然鎮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的詩句，與其說毛澤東是觸景生情，倒不如說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歷史年代的情懷寄寓在題照詩中。

1965年9月9日，曾使用一國兩制模式來解決其問題的西藏自治區成立

1965年9月9日， 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經過近10年的籌備，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國務院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議案獲得批准。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拉薩召開，大會選舉阿沛·阿旺晉美爲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至此，全國五個省級自治區全部成立，百萬農奴的翻身掀開西藏曆史的新篇章。

毛澤東曾使用一國兩制模式解決了中國對西藏統一的問題，曾爲了建立團結、統一、穩定的西藏而嘔心瀝血。

1965年9月9日這天，新生的西藏實現了他心中的一項目標。

1970年9月9日，九屆二中全會後離開廬山

1970年9月9日這天，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離開廬山。

下午兩點半，毛澤東乘車來到牯嶺飯店門前，下車後沿公路步行至隧道口。他滿面笑容，頻頻向羣衆揮手示意，沿途接見廬山軍民。

在這次會議上，林彪集團改變原定的議程，利用“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挑起事端，製造混亂；毛澤東隨即挫敗了林彪的陰謀活動。

毛澤東離開廬山後，顯然開始與林彪分道揚鑣，隨後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又對林彪集團採取“搬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辦法，瓦解了林彪控制的軍事力量。

1971年9月9日，果斷令專列離開杭州，粉碎了林彪集團佈下的死劫

1971年9月9日，對毛澤東來說，應是驚心動魄的一天。一路南下巡察的他於9月3日到達被他稱爲“第二故鄉”的杭州。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卻得到消息說，有人提出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的運營線上“影響飛機起降”，使直覺敏銳的他意識到處境嚴峻。

9月9日這天，毛澤東當機立斷把自己的專列立即轉移到紹興附近，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大張旗鼓地向杭州西部進發，將行李與書籍向另一方向運輸；自己卻祕密地留在杭州不動。10 日凌晨6 點，他突然調回專列離開杭州直赴北京。

事後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林立果等人決定馬上啓動蓄謀已久的“五七一工程”（即武裝起義諧音的代號工程），欲以空中炸彈、地面火力突擊加害毛澤東，並立即把謀害毛澤東的地點選在杭州——南京之間，且派於新野當晚趕到杭州，向直接負責毛澤東在杭州期間警衛工作的陳勵耘佈置任務，希望在9月9日那天將毛澤東驅離杭州前往上海，以便行動。

正是毛澤東9月9日的決策，使林彪集團的謀害方案沒有得逞，從而避免了極爲可怕、極具災難性、不堪設想的後果；迫使野心勃勃而惱羞成怒的林彪於9月13日選擇了叛逃出國，赤裸裸地將其篡黨奪權的本質暴露無遺。至此，這個緊隨毛澤東身後、手持“紅寶書”的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卻成爲最反叛、欲置毛澤東於死地的千古罪人。這或多或少預示了毛澤東晚年非常看重的“文革”是沒有前途的。這給他以極大的打擊，轉年的1972年初，他病倒了，是其晚年僅有的兩次病危之一，另一次爲逝世前。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逝世，舉國哀悼；聯合國會上140多個國家的代表肅立默哀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帶着鄉愁情思逝世，享年83歲。當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出《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通告了這一噩耗，並高度評價毛澤東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中國人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將永遠照耀着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9月11日至17日，弔唁活動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各機關、部隊、廠礦、企業、商店、農村、學校、街道等一切基層單位也都舉行了弔唁活動。9月18日，首都工農兵各界羣衆參加的百萬人追悼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華國鋒致悼詞，緬懷和頌揚毛澤東在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中建立的豐功偉績。200多個國家、政黨和組織及其領導人發來唁電、唁函，向中國黨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9月21日，聯合國第31屆大會開幕式上，與會140多個國家的代表爲悼念毛澤東肅立默哀。

葉落歸根。原本，依照毛澤東8月提出的要乘專機回湖南韶山滴水洞休養的要求，並經政治局同意：爲保安全，該專機在航線上已多次試飛，並把動身日期定爲9月15日。就在9月8日中秋節那天，湖南省領導張平化將任務通知了滴水洞管理員，並說晚上要親自來檢查準備工作的情況。但在北京，這一天零時起，毛澤東身體狀況開始惡化，血壓高壓180、低壓80。11 點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點，插上鼻咽管。晚上8點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輸液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插着鼻咽管的情況下，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加起來有近3個鐘頭，由於手上插着輸液管，文件和書得由別人用手託着才能閱讀；同書和文件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毛澤東，最後一次閱讀是9月8日下午的4點37分。

9月9日，巨星毛澤東隕落，而回家鄉這個最後的願望，他已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