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下来”与“养起来”的政策

周恩来在1956年说:“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 其中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 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 约占三分之一左右。”[1]P17就此推算, 建国初期的高级知识分子约为7万人。“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 学文法的为多, 学理工的较少。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较富有的家庭, 在农村中是地主士绅, 在城市则为私营工商企业者或政府官员家庭, 但是就职业而言, 他们比上一代更依赖政府的雇用。他们主要分布在政界、文教界、新闻出版界, 以及国家政权机关, 仅小部分在科技界和工业界”[2]P658。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 非党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

建国初期, 新政权对国民党时代旧工作人员的使用有明确的政策。1949年4月, 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 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 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4]P258新华社1949年9月16日社论《六评白皮书》谈到:“新政权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 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 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 一概予以维持, 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 饭匀着吃, 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 收回成命, 给以饭吃。”[5]P115-116毛泽东特别指出:“关于新华社9月16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 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 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 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 (北京万余人, 沪宁二万余人) 的错误, 不要重犯。”[5]P115-116在新政权看来, 由于国统区公立大学的知识分子属于旧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指示对国统区知识分子也是起作用的, 这是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政策的法律性依据。官方对于新政权知识分子政策的正式表述是“争取、团结、改造”。

对此, 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有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对知识分子, 要办各种训练班, 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 要使用他们, 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 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 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 七十几岁了, 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 就把他们养起来。”[6]P259

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之前, 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侧重点是执行“包下来”。周恩来在1950年6月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 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 又是‘殿军’。”周恩来还说:“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 使人心悦诚服, 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7]P275周恩来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是有一定差异的, 但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前, 没有经历政治风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更多的, 恐怕还是和风细雨的一面。

通过“包下来”的政策, 新政权成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1949年以前经常吃不饱饭的作家、艺术工作者, 被纳入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 不但不用缴纳会费, 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 “按照评定的等级领取薪金和津贴, 而不是依靠作品的收入生活”[8]P78, 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 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 也不用担心饥寒冻馁。原本在高等学校教书的, 仍旧教书, 原来在机关任职的, 也维持原状。

对于著名的知识分子更是尽量使他们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的住房有79间房的四合院[9]P3, 即使在1958年被化为右派后还有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9]P87。罗隆基一个人生活, 也享受四级干部的部长级待遇, 拥有一个秘书、一个厨师、一个司机、一个护士、一个保姆、两个警卫, 外加一部汽车, 以及前北大校长住过的四合院[2]P661。许多著名学者都还有小洋楼住, 像陈寅恪等人生病了学校还配给护士。

除了优裕的经济待遇, 政治上也可得到一定的地位。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政策, “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7人中, 民主人士占3名, 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 非共产党人士几乎占50%;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26人中, 非新政权人士占了14人。其他各部、委、署、院中, 非共产党人士约占1/3, 有的部委占1/2以上, 并且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当了部长或主任。21个部中担任部长副部长的非新政权人士有26人之多”[10]P241。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希教授任林垦部长。重庆时期因为反对蒋介石曾遭到囚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195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春任命陈寅恪为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 陈不去, 竟先后派许多人去劝说。陈寅恪说:“1954年春, 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 又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 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 1954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 他特地写信来劝我去。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 因公来广州时, 都来看我。也劝过我。”[11]P158据1955年统计, 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中, 其中民主党派成员2118人;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中, 民主党派成员占到三分之一左右[3]P804。

同时, 尽量让知识分子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 这固然有让知识分子接受教育的效果, 也未尝不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毛泽东说, 状元三年一考, 土改千载难逢, 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 我们才做。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应该欢迎民主人士、校长、教员去参观视察。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 看看农民的欢喜[3]P723。毛泽东还亲自指示几个大区的负责人说:“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 应放手让他们去看, 不要事先布置, 让他们随意去看, 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 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 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 影响很好。”[12]P173当毛泽东看到1951年3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后, 给胡乔木写信说吴的文章“写得很好, 请令人民日报转载, 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13]P198。

毛泽东对江西省委说:“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 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 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 是则是, 非则非, 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 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14]P95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北京民主人士土改队领队李俊龙由湘返汉, 向民主人士作了参观土改的报告, 反映甚好。经验证明, 对民主人士参加或参观土改, 我们必须主动, 让他们下去做工作, 使他们了解指导农民的难处及我们指导运动的观点和方法, 明白告诉他们运动的真相, 及我们纠正偏向的决心和办法, 对他们的家庭, 又主动地依法予以照顾, 这样做可换得他们主动和我们站在一边去反对无理叫嚣。”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对民主人士应采取积极态度, 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各项工作, 有极大益处。”[15]P119-1201951年3月30日, 毛泽东再次指示各地:“请你们计划一下, 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中, 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 教授, 教员, 资本家下乡去参观, 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 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 不要向他们戒备, 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 都让他们去看, 让他们纷纷议论, 自由发表意见,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 更要让他们参加。”[16]P203同日, 毛泽东还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李维汉:“今年还有九个月, 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 到南方各省 (主要是华东、中南, 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 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意去的都让他们去。”[17]P205

此后, 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参加了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广大知识分子亲身参与了开大会、划分阶级、斗争地主和没收土地、农具的过程, 土改后又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

二、“自责、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态

1949年以前, 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经过抗战和内战的双重打击, 绝大多数处于贫穷的困境。大学教授在大学里上课都无法维持生活。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念田是著名学者黄侃的儿子, 他回忆说:“我完全靠一张聘书生活, 有它, 就有钱, 就有饭吃, 没有它, 便一切都完了。‘家’对于我, 便是头上的‘枷’。这个‘枷’上站着七、八个孩子, 使我只好向环境低头。因此我脑筋里始终盘旋的是‘聘书’、‘饭碗’、‘钟点费’、‘稿费’, 说来说去, 归根到底是一个‘钱’字。”[18]P40黄念田除了在四川大学上课外, 还要在外兼课, 一周竟然要上40个小时。大学教授领到手的工资“一个小时后, 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 换美元, 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里攥上几个大头时, 心里便暖乎乎的, 仿佛感到了安全感”[19]P202。“因内战日厉, 生活艰困, 清华各院的住宅本装有水汀, 1947年的冬天因经费短绌, 校方无力提供暖气, 需住户自理。寅恪向来怕冷, 此时又发现有心脏病, 无钱购煤, 只好把珍藏的东方语文书籍卖给北京大学, 但所得之款仅够一个房间的炉火之用。当时寅恪已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 可说是国内第一等学者, 仍然窘况如此”[20]P155。相反, 在被“包下来”的政策下, 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全部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 生活稳定, 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和1949年之前相比, 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一定的变化。没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 尽管出身的阶级并不符合新政权胃口, 但由于新政权强调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组联合政府, 而很快摆脱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热烈支持新政权。有一些海外知识分子, 因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更自愿回到中国大陆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些认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 多半有强烈的自责心情, 后悔自己未能及早认识马列主义的真理, 更后悔自己未能参加此时已经在他们心中史诗化的新政权革命[2]P660-661。

著名作家绿原回忆:“1949年全中国的解放,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 包括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内, 激起了热烈、诚挚而持久的感情反应。不像十月革命后俄国同行们纷纷逃往国外, 也不像少数国内同行跟着蒋介石的残兵败将撤退到台湾, 更不像几十年后所谓‘知识精英’, 一有风吹草动, 就往美国大使馆跑, 他们一个个当时不但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还努力寻找机会参加适当的革命工作, 或者进革命大学学习, 积极靠拢新政权。这种一致的积极的政治态度并非不可理解, 当事人本身固然有各自不同的主观动机, 但也还有共同的客观根源:一是对反动而又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 二是百年来累累国耻所酝酿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是人民解放军的辉煌胜利之不可否认的魅力。”[21]P393

季羡林回忆:“解放初期, 政治清明, 一团朝气, 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 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 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 反观自己, 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 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 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没有屈服德国法西斯。但是, 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 浴血奋战, 壮烈牺牲的时候, 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 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 沉痛内疚, 觉得自己有罪, 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彷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深信‘原罪’的说法。”“就这样, 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 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 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19]P203-20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选善说:“我虽然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内心是一向表示不满的, ……但是始终没有足够的政治觉悟, 缺乏足够的勇气, 跳出蒋管区的范围, 直接参加到革命阵营中去。不, 不是没有直接参加革命, 而且在蒋管区内民主的运动也没有亲身参加过, 仅仅是同情而已。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愧悔交集!”[22]他认为,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革命思潮、有能力阅读马列主义书籍, 但是却对国内外的革命思潮革命运动完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反自以为清高, 是难以原谅的。

黄念田说自己“连续十二年为反动派传播反动文化, 毒害青年, 因而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我曾错误地认为从事教育事业很清高, 其实我在反动统治下的大学当教授, 就是变相的做反动政府的学官”[18]P40。

1949年10月5日, 冯友兰写信给毛泽东, 表态说以前自己讲封建哲学, 帮了国民党的忙, 决心改造思想, 学习马克思主义, 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950年2月又发表文章说, “著书立说”不仅妨碍了自己的进步, 也妨碍了别人的进步。自己对国民党的拉拢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 不离就是“即”。自己的新理学等著作阻碍了革命[23]。

周一良说:“1948年以后的三十年中, 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经历了不少, 前后变化也很大。从政治上讲, 我开始既悔且恨, 悔的是当初没有参加革命, 也未去后方, 而是跑到当时号称天堂的美国去读书;恨的是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在这些压力之下, 我决心改造自己, 力求进步, 这也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情况。当时确实一心一意跟着党走, 力求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不太懂, 也未深究过。”[24]P111

1950年11月, 著名画家徐悲鸿致信好友陈西滢, 劝说他早点回国。徐悲鸿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新政权的看法:“解放以来, 不通音讯已经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 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 未能进入巴黎, 在捷京会后即归, 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 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 惟觉此时之政治, 事事为人民着想, 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 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 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 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计, 尔时必惆怅无已。”[25]P21-22

著名作家沈从文写信给香港的侄儿黄永玉说:“解放军进城, 威严而和气, 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 早知如此, 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你应速回, 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 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奉献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 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 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 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 甚欢慰, 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 不忽然倒下, 则尚有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黄永玉说, 这种谈工作、谈如何得意的信有一连串[26]P82。

著名历史学家丁则良在伦敦大学留学期间, 1949年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据何炳棣晚年回忆:“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 内中非常激动地说, 英国费边 (Fabian) 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 就要建国的新政权有光有热, 他已急不能待, 放弃论文, 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27]P188

清华大学政治系研究生罗应荣1950年正在美国留学, 何炳棣回忆:“可喜的是他研究国际公法极邀导师 (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 Kelsen老教授) 青睐, 两篇研究班论文皆获A++殊荣, 博士学位半年至10个月可望完成。……6月底接到他的来信, 说韩战爆发, 已立即买了船票回国以图报效。我想快信劝他慎思已经来不及了。”[27]P179

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契曾在民国政府财政部当过简任秘书、专卖事业司司长、关务署副署长, 他说:“在解放以后, 人民政府不但不追究我过去的历史, 而且给我适当工作, 使我在南大担任经济系系主任, 任命我作南京市财经委员、市政建设委员。新政权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争取改造, 真可谓仁至义尽。新社会并不是没有专门人才, 所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是教我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 并在工作中改造自己。而我完全不体会这种仁至义尽的争取和改造政策, 还要自高自大, 不但太不虚心, 而且没有丝毫为人民服务的观点。”[28]P62

费孝通在1950年说:“一个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开, 一切使我低头。”“我愿意低头了, 但是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 立刻就惶惑起来, 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 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 点石成金似的, 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 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 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 加以清除的。一年, 二年, 十年, 二十年, 是这样一个路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 抛去一个包袱, 是走了一步, 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地走。”[29]费孝通的“包袱”就是季羡林说的原罪意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人生道路、教育背景、职业选择, 甚至知识自身, 在新社会中都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标签, 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 需要在新社会中改造,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心态。

三、“同情了解、观望与沉默”的少数

但是, 对新政权也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抱自责、愧疚的心态。少部分知识分子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陈寅恪是一位纯正的学人, 从来没有与任何实际政治方面的瓜葛, 在1949年前后, 他对国民党已经十分失望, 对共产党则是在无可奈何中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他对新政权抱着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 与政治保持很远的距离, 以野老自居。在1950年的一首诗中写道:“绛都赤县满兵尘, 岭表犹能寄此身。……千里报书唯一语, 白头愁对柳条新。”[30]P452余英时认为“柳条新”指新政权, 一个“愁”字说明了他的心态[31]P398-399。1951年, 陈寅恪作了一首名为《文章》的诗, 他写道:“八股文章试帖诗, 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 眉样当年又入时。”[32]P72这显然是对以陈垣为代表的一批急于表态的学者们的讥讽。

1950年6月, 吴宓在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授课, “值一学年告终, 毕业班学生纷纷以纪念册, 求各位教授、教员书写临别训言。诸多教授皆写了新时代、新国家之理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教导。宓独写出四句, 如下:每日必读书, 读书欣自得。至理通古今, 含情守渊默。”[30]P453吴宓的这种做法, 无疑表达了对新时代的不认同态度和对某些知识分子的鄙视。

此年, 吴宓的另外几首诗把这种感情表达得更为显白, 他写到:

马列精思理独真, 千年历史铸从新。美吾仇敌苏吾友, 战是和平暴是仁。固有诗书封建毒, 西来礼俗欲魔津。朝朝团坐学时事, 目注心营考问频。 (1951年1月22日) [30]P457

卅年教授有微名, 解放潮来尽倾倒。急卷诗书随呐喊, 初工色笑巧逢迎。课程精简难新样, 薪级评低耻旧荣。留美昔吾尤恨美, 学生今吾是先生。 (1951年1月22日) [33]P457

参军助学评议频, 依样葫芦坐夕晨。重矢忠诚仇美帝, 未容惨死哭慈亲。窥书买橘皆为罪, 破产无衣最乐贫。我已非人人性绝, 专心服务向人民。 (1951年1月27日) [30]P458

斯巴达国古时雄, 千载流风被亚东。力拓霸图修武备, 为储军食重农功。半年只上三周课, 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 鲜卑伏事语当通。 (1951年2月14日) [30]P458

尊师重道五千年, 下伍佣工倍怃然。劳动胼胝能创世, 逸居诵说岂为贤。欣遵马列精深教, 愧受人民血汗钱。业务课轻别有责, 推行政令助宣传。 (1951年2月22日) [30]P459

以上所引吴宓1950年至1951年的诗作, 已经可以充分说明他这一段时间的心态。吴宓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一边倒的对苏政策、对过多的政治学习和学生荒废学业表示反感。其诗作并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用曲笔, 而是相当直白。

杨绛说:“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 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 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是我们也明白, 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 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果要逃跑, 不是无路可走……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 跑出去仰人鼻息, 做二等公民, 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 爱祖国的文化, 爱祖国的文字。一句话, 我们是倔犟的中国老百姓, 不愿做外国人。”[33]P122

但是, 像陈寅恪、吴宓、杨绛这样态度的人毕竟是少数, 多数人即使有也不会表达出来。默认甚至支持“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 乃至主动要求改造以求进步, 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主导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