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下來”與“養起來”的政策

周恩來在1956年說:“目前全國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化藝術和其他方面的高級知識分子根據估計約爲十萬人, 其中解放以後增加的數字, 根據一部分材料統計, 約佔三分之一左右。”[1]P17就此推算, 建國初期的高級知識分子約爲7萬人。“這些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 學文法的爲多, 學理工的較少。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較富有的家庭, 在農村中是地主士紳, 在城市則爲私營工商企業者或政府官員家庭, 但是就職業而言, 他們比上一代更依賴政府的僱用。他們主要分佈在政界、文教界、新聞出版界, 以及國家政權機關, 僅小部分在科技界和工業界”[2]P658。高級知識分子當中“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七, 非黨知識分子佔絕大多數”

建國初期, 新政權對國民黨時代舊工作人員的使用有明確的政策。1949年4月, 中國人民軍事委員會發表“約法八章”的佈告, 內稱:“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爲或嚴重劣跡者, 人民政府當予分別錄用。”[4]P258新華社1949年9月16日社論《六評白皮書》談到:“新政權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 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 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 一概予以維持, 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 飯勻着喫, 房子擠着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着者, 收回成命, 給以飯喫。”[5]P115-116毛澤東特別指出:“關於新華社9月16日《六評白皮書》社論中所稱對待舊人員的原則及辦法, 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 全國各地黨的組織、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必須一律遵照執行, 必須避免過去北京上海南京等處粗魯地不負責任地遣散大批舊人員 (北京萬餘人, 滬寧二萬餘人) 的錯誤, 不要重犯。”[5]P115-116在新政權看來, 由於國統區公立大學的知識分子屬於舊工作人員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指示對國統區知識分子也是起作用的, 這是對知識分子採取“包下來”政策的法律性依據。官方對於新政權知識分子政策的正式表述是“爭取、團結、改造”。

對此, 毛澤東在1950年6月6日有了明確的表述。他說:“對知識分子, 要辦各種訓練班, 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 要使用他們, 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那些唯心論者, 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他們講上帝造人, 我們講從猿到人。有些知識分子老了, 七十幾歲了, 只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 就把他們養起來。”[6]P259

在強制性的思想改造之前, 新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側重點是執行“包下來”。周恩來在1950年6月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強調:“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導, 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經濟、政治變革之後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鋒’, 又是‘殿軍’。”周恩來還說:“我們對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誘, 使人心悅誠服, 要用這種精神來團結全國教育工作者。”[7]P275周恩來和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是有一定差異的, 但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前, 沒有經歷政治風雨的知識分子感受到更多的, 恐怕還是和風細雨的一面。

通過“包下來”的政策, 新政權成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1949年以前經常喫不飽飯的作家、藝術工作者, 被納入文學藝術界的社會團體, 不但不用繳納會費, 反而像進入政府機關一樣, “按照評定的等級領取薪金和津貼, 而不是依靠作品的收入生活”[8]P78, 作品也有該團體的刊物可供發表, 甚至一年半載沒有創作, 也不用擔心飢寒凍餒。原本在高等學校教書的, 仍舊教書, 原來在機關任職的, 也維持原狀。

對於著名的知識分子更是儘量使他們過上優裕的物質生活。民盟中央的章伯鈞的住房有79間房的四合院[9]P3, 即使在1958年被化爲右派後還有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祕書[9]P87。羅隆基一個人生活, 也享受四級幹部的部長級待遇, 擁有一個祕書、一個廚師、一個司機、一個護士、一個保姆、兩個警衛, 外加一部汽車, 以及前北大校長住過的四合院[2]P661。許多著名學者都還有小洋樓住, 像陳寅恪等人生病了學校還配給護士。

除了優裕的經濟待遇, 政治上也可得到一定的地位。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中就充分體現了這個政策, “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7人中, 民主人士佔3名, 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 非共產黨人士幾乎佔50%;政務院從總理到委員、副祕書長的26人中, 非新政權人士佔了14人。其他各部、委、署、院中, 非共產黨人士約佔1/3, 有的部委佔1/2以上, 並且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當了部長或主任。21個部中擔任部長副部長的非新政權人士有26人之多”[10]P241。南京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希教授任林墾部長。重慶時期因爲反對蔣介石曾遭到囚禁的經濟學家馬寅初, 1951年被任命爲北京大學校長。1954年春任命陳寅恪爲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所長, 陳不去, 竟先後派許多人去勸說。陳寅恪說:“1954年春, 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擔任科學院第二研究所所長。我貪戀廣州暖和, 又從來怕做行政領導工作, 薦陳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廣西教書時和他很熟, 1954年中央要我擔任歷史二所時, 他特地寫信來勸我去。我沒有聽他的話。自悔負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張奚若都是清華老同事, 因公來廣州時, 都來看我。也勸過我。”[11]P158據1955年統計, 全國教授、副教授7499人中, 其中民主黨派成員2118人;在全國高等學校正副校長、系主任以上的領導人中, 民主黨派成員佔到三分之一左右[3]P804。

同時, 儘量讓知識分子參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 這固然有讓知識分子接受教育的效果, 也未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信任。毛澤東說, 狀元三年一考, 土改千載難逢, 土改一項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都沒有做過, 我們才做。有什麼怕人家看的呢應該歡迎民主人士、校長、教員去參觀視察。讓他們去聽聽農民的訴苦, 看看農民的歡喜[3]P723。毛澤東還親自指示幾個大區的負責人說:“民主人士及大學教授願意去看土改的, 應放手讓他們去看, 不要事先佈置, 讓他們隨意去看, 不要只讓他們看好的, 也要讓他們看些壞的, 這樣來教育他們。吳景超、朱光潛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 影響很好。”[12]P173當毛澤東看到1951年3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的吳景超的文章《參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後, 給胡喬木寫信說吳的文章“寫得很好, 請令人民日報轉載, 並令新華社廣播各地”[13]P198。

毛澤東對江西省委說:“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 有益無害。是我們叫他們去的, 不是他們自己要求的。他們到了, 是則是, 非則非, 老老實實地向他們講明白, 他們不會妨礙土改的。”[14]P95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北京民主人士土改隊領隊李俊龍由湘返漢, 向民主人士作了參觀土改的報告, 反映甚好。經驗證明, 對民主人士參加或參觀土改, 我們必須主動, 讓他們下去做工作, 使他們瞭解指導農民的難處及我們指導運動的觀點和方法, 明白告訴他們運動的真相, 及我們糾正偏向的決心和辦法, 對他們的家庭, 又主動地依法予以照顧, 這樣做可換得他們主動和我們站在一邊去反對無理叫囂。”毛澤東在此報告上批示:“對民主人士應採取積極態度, 引導他們參加土改等各項工作, 有極大益處。”[15]P119-1201951年3月30日, 毛澤東再次指示各地:“請你們計劃一下, 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鎮反工作中, 從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幾十批組織各民主黨派, 民主人士, 教授, 教員, 資本家下鄉去參觀, 或參加工作。只要他們願意去, 就要歡迎他們去。不要怕他們去, 不要向他們戒備, 因爲他們不是反動派。好的壞的, 都讓他們去看, 讓他們紛紛議論, 自由發表意見, 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至於城市中的鎮反工作, 更要讓他們參加。”[16]P203同日, 毛澤東還指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李維漢:“今年還有九個月, 應從北京天津兩市組織四五批至七八批參觀團或參觀組, 到南方各省 (主要是華東、中南, 如有飛機也應去西南) 去參觀土改和鎮反工作。各民主黨派的中央一級人員凡願意去的都讓他們去。”[17]P205

此後, 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參加了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廣大知識分子親身參與了開大會、劃分階級、鬥爭地主和沒收土地、農具的過程, 土改後又參加了“三反”、“五反”運動。

二、“自責、愧疚、摘了桃子”的心態

1949年以前, 在國統區的知識分子經過抗戰和內戰的雙重打擊, 絕大多數處於貧窮的困境。大學教授在大學裏上課都無法維持生活。四川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念田是著名學者黃侃的兒子, 他回憶說:“我完全靠一張聘書生活, 有它, 就有錢, 就有飯喫, 沒有它, 便一切都完了。‘家’對於我, 便是頭上的‘枷’。這個‘枷’上站着七、八個孩子, 使我只好向環境低頭。因此我腦筋裏始終盤旋的是‘聘書’、‘飯碗’、‘鐘點費’、‘稿費’, 說來說去, 歸根到底是一個‘錢’字。”[18]P40黃念田除了在四川大學上課外, 還要在外兼課, 一週竟然要上40個小時。大學教授領到手的工資“一個小時後, 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 換美元, 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裏攥上幾個大頭時, 心裏便暖乎乎的, 彷彿感到了安全感”[19]P202。“因內戰日厲, 生活艱困, 清華各院的住宅本裝有水汀, 1947年的冬天因經費短絀, 校方無力提供暖氣, 需住戶自理。寅恪向來怕冷, 此時又發現有心臟病, 無錢購煤, 只好把珍藏的東方語文書籍賣給北京大學, 但所得之款僅夠一個房間的爐火之用。當時寅恪已被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 可說是國內第一等學者, 仍然窘況如此”[20]P155。相反, 在被“包下來”的政策下, 建國初期高校知識分子全部被納入國家體制之中, 生活穩定, 又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和1949年之前相比, 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一定的變化。沒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儘管出身的階級並不符合新政權胃口, 但由於新政權強調與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共組聯合政府, 而很快擺脫了忐忑不安的心情, 熱烈支持新政權。有一些海外知識分子, 因爲強烈的國家認同感, 更自願回到中國大陸去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這些認同新政權的知識分子, 多半有強烈的自責心情, 後悔自己未能及早認識馬列主義的真理, 更後悔自己未能參加此時已經在他們心中史詩化的新政權革命[2]P660-661。

著名作家綠原回憶:“1949年全中國的解放, 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 包括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內, 激起了熱烈、誠摯而持久的感情反應。不像十月革命後俄國同行們紛紛逃往國外, 也不像少數國內同行跟着蔣介石的殘兵敗將撤退到臺灣, 更不像幾十年後所謂‘知識精英’, 一有風吹草動, 就往美國大使館跑, 他們一個個當時不但興高采烈、歡欣鼓舞地迎接人民解放軍進城, 還努力尋找機會參加適當的革命工作, 或者進革命大學學習, 積極靠攏新政權。這種一致的積極的政治態度並非不可理解, 當事人本身固然有各自不同的主觀動機, 但也還有共同的客觀根源:一是對反動而又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失望, 二是百年來累累國恥所醞釀的愛國主義情懷, 三是人民解放軍的輝煌勝利之不可否認的魅力。”[21]P393

季羨林回憶:“解放初期, 政治清明, 一團朝氣, 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 盪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 幸福來到了人間。”“但是, 反觀自己, 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爲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 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 也沒有加入國民黨, 沒有屈服德國法西斯。但是, 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 浴血奮戰, 壯烈犧牲的時候, 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 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我左思右想, 沉痛內疚, 覺得自己有罪, 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佛變成了一個基督徒, 深信‘原罪’的說法。”“就這樣, 我揹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 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 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19]P203-204。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陳選善說:“我雖然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內心是一向表示不滿的, ……但是始終沒有足夠的政治覺悟, 缺乏足夠的勇氣, 跳出蔣管區的範圍, 直接參加到革命陣營中去。不, 不是沒有直接參加革命, 而且在蔣管區內民主的運動也沒有親身參加過, 僅僅是同情而已。到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愧悔交集!”[22]他認爲, 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有機會接觸到革命思潮、有能力閱讀馬列主義書籍, 但是卻對國內外的革命思潮革命運動完全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反自以爲清高, 是難以原諒的。

黃念田說自己“連續十二年爲反動派傳播反動文化, 毒害青年, 因而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計的。我曾錯誤地認爲從事教育事業很清高, 其實我在反動統治下的大學當教授, 就是變相的做反動政府的學官”[18]P40。

1949年10月5日, 馮友蘭寫信給毛澤東, 表態說以前自己講封建哲學, 幫了國民黨的忙, 決心改造思想, 學習馬克思主義, 準備於5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1950年2月又發表文章說, “著書立說”不僅妨礙了自己的進步, 也妨礙了別人的進步。自己對國民黨的拉攏採取不即不離的態度完全是錯誤的, 不離就是“即”。自己的新理學等著作阻礙了革命[23]。

週一良說:“1948年以後的三十年中, 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經歷了不少, 前後變化也很大。從政治上講, 我開始既悔且恨, 悔的是當初沒有參加革命, 也未去後方, 而是跑到當時號稱天堂的美國去讀書;恨的是自己出身剝削階級。在這些壓力之下, 我決心改造自己, 力求進步, 這也是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的共同情況。當時確實一心一意跟着黨走, 力求做到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並不太懂, 也未深究過。”[24]P111

1950年11月, 著名畫家徐悲鴻致信好友陳西瀅, 勸說他早點回國。徐悲鴻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新政權的看法:“解放以來, 不通音訊已經一年。弟因曾無違反人民之跡, 得留職至今。去年曾被派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 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歐友好, 未能進入巴黎, 在捷京會後即歸, 不及兩月。”“兄等須早計, 留外終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 惟覺此時之政治, 事事爲人民着想, 與以前及各民主國不同。一切問題儘量協商, 至人人同意爲止。故開會時決無爭執, 營私舞弊之事絕跡。弟想今後五年必能使中國改觀, 入富強康樂之途。兄等倘不計, 爾時必惆悵無已。”[25]P21-22

著名作家沈從文寫信給香港的侄兒黃永玉說:“解放軍進城, 威嚴而和氣, 我從未見共產黨軍隊, 早知如此, 他們定將多一如我之優秀隨軍記者……你應速回, 排除一切干擾雜念速回, 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爲之奉獻工作……我當重新思考和整頓個人不足惜之足跡, 以謀嶄新出路。我現在歷史博物館工作, 每日上千種文物過手, 每日用毛筆寫數百標籤說明, 亦算爲人民小作貢獻……我得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條件, 甚歡慰, 只望自己體力能支持, 不忽然倒下, 則尚有數十萬種文物可以過目過手。”黃永玉說, 這種談工作、談如何得意的信有一連串[26]P82。

著名歷史學家丁則良在倫敦大學留學期間, 1949年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據何炳棣晚年回憶:“1949年秋冬之際接到他致我的最後一信, 內中非常激動地說, 英國費邊 (Fabian) 式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無光無熱, 就要建國的新政權有光有熱, 他已急不能待, 放棄論文, 馬上就要回國報效了。”[27]P188

清華大學政治系研究生羅應榮1950年正在美國留學, 何炳棣回憶:“可喜的是他研究國際公法極邀導師 (維也納學派奠基人Hans Kelsen老教授) 青睞, 兩篇研究班論文皆獲A++殊榮, 博士學位半年至10個月可望完成。……6月底接到他的來信, 說韓戰爆發, 已立即買了船票回國以圖報效。我想快信勸他慎思已經來不及了。”[27]P179

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朱契曾在民國政府財政部當過簡任祕書、專賣事業司司長、關務署副署長, 他說:“在解放以後, 人民政府不但不追究我過去的歷史, 而且給我適當工作, 使我在南大擔任經濟系系主任, 任命我作南京市財經委員、市政建設委員。新政權共產黨對舊知識分子爭取改造, 真可謂仁至義盡。新社會並不是沒有專門人才, 所以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是教我好好學習爲人民服務, 並在工作中改造自己。而我完全不體會這種仁至義盡的爭取和改造政策, 還要自高自大, 不但太不虛心, 而且沒有絲毫爲人民服務的觀點。”[28]P62

費孝通在1950年說:“一個大千世界莊嚴地在我眼前展開, 一切使我低頭。”“我願意低頭了, 但是究竟還是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旦打擊了自大的心理, 立刻就惶惑起來, 感覺到自己百無是處了, 夢想着一種可稱爲‘魔術性’的改造, 點石成金似的, 一下子變爲一個新人。”“知識分子的包袱是重的, 傳統的思想是深刻的, 這個包袱是要一個一個暴露出來, 加以清除的。一年, 二年, 十年, 二十年, 是這樣一個路程指出一個思想根源, 拋去一個包袱, 是走了一步, 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地走。”[29]費孝通的“包袱”就是季羨林說的原罪意識。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人生道路、教育背景、職業選擇, 甚至知識自身, 在新社會中都被貼上了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標籤, 成了知識分子的原罪, 需要在新社會中改造, 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人。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心態。

三、“同情瞭解、觀望與沉默”的少數

但是, 對新政權也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抱自責、愧疚的心態。少部分知識分子採取的是觀望的態度。陳寅恪是一位純正的學人, 從來沒有與任何實際政治方面的瓜葛, 在1949年前後, 他對國民黨已經十分失望, 對共產黨則是在無可奈何中採取一種觀望的態度。他對新政權抱着一種“與人爲善”的態度, 與政治保持很遠的距離, 以野老自居。在1950年的一首詩中寫道:“絳都赤縣滿兵塵, 嶺表猶能寄此身。……千里報書唯一語, 白頭愁對柳條新。”[30]P452余英時認爲“柳條新”指新政權, 一個“愁”字說明了他的心態[31]P398-399。1951年, 陳寅恪作了一首名爲《文章》的詩, 他寫道:“八股文章試帖詩, 宗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 眉樣當年又入時。”[32]P72這顯然是對以陳垣爲代表的一批急於表態的學者們的譏諷。

1950年6月, 吳宓在磁器口四川教育學院授課, “值一學年告終, 畢業班學生紛紛以紀念冊, 求各位教授、教員書寫臨別訓言。諸多教授皆寫了新時代、新國家之理論,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教導。宓獨寫出四句, 如下:每日必讀書, 讀書欣自得。至理通古今, 含情守淵默。”[30]P453吳宓的這種做法, 無疑表達了對新時代的不認同態度和對某些知識分子的鄙視。

此年, 吳宓的另外幾首詩把這種感情表達得更爲顯白, 他寫到:

馬列精思理獨真, 千年歷史鑄從新。美吾仇敵蘇吾友, 戰是和平暴是仁。固有詩書封建毒, 西來禮俗欲魔津。朝朝團坐學時事, 目注心營考問頻。 (1951年1月22日) [30]P457

卅年教授有微名, 解放潮來盡傾倒。急卷詩書隨吶喊, 初工色笑巧逢迎。課程精簡難新樣, 薪級評低恥舊榮。留美昔吾尤恨美, 學生今吾是先生。 (1951年1月22日) [33]P457

參軍助學評議頻, 依樣葫蘆坐夕晨。重矢忠誠仇美帝, 未容慘死哭慈親。窺書買橘皆爲罪, 破產無衣最樂貧。我已非人人性絕, 專心服務向人民。 (1951年1月27日) [30]P458

斯巴達國古時雄, 千載流風被亞東。力拓霸圖修武備, 爲儲軍食重農功。半年只上三週課, 博學何如一技工。歌唱遊行書勿讀, 鮮卑伏事語當通。 (1951年2月14日) [30]P458

尊師重道五千年, 下伍傭工倍憮然。勞動胼胝能創世, 逸居誦說豈爲賢。欣遵馬列精深教, 愧受人民血汗錢。業務課輕別有責, 推行政令助宣傳。 (1951年2月22日) [30]P459

以上所引吳宓1950年至1951年的詩作, 已經可以充分說明他這一段時間的心態。吳宓對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對一邊倒的對蘇政策、對過多的政治學習和學生荒廢學業表示反感。其詩作並不像陳寅恪先生那樣用曲筆, 而是相當直白。

楊絳說:“鄭振鐸先生、吳晗同志, 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 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是我們也明白, 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 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我們如果要逃跑, 不是無路可走……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 跑出去仰人鼻息, 做二等公民, 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 愛祖國的文化, 愛祖國的文字。一句話, 我們是倔犟的中國老百姓, 不願做外國人。”[33]P122

但是, 像陳寅恪、吳宓、楊絳這樣態度的人畢竟是少數, 多數人即使有也不會表達出來。默認甚至支持“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需要改造, 乃至主動要求改造以求進步, 是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主導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