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閱讀文獻：鍾人傑叛亂》（Reading Documents）和《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Entering China’s Service）這兩本著作，是費正清與傑出學者合作的成果，主要涉及兩個領域：爲中國歷史教學準備專業參考資料，以及整理和分析相關檔案。但是《閱讀文獻》爲我們展示了自費正清1952年發表第一本文獻著作以來，中國歷史研究發生的巨大變化。

從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這大約三十年的時間裏，費正清是美國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獨領風騷的大家。儘管現在已經退休，不再擔任哈佛大學教授一職，但他的影響力仍然不減當年。費正清編輯、撰寫或者合著的大量著作涵蓋了中國外交、制度史、傳教史、共產黨組織、軍事史和對美外交政策各個方面，我們可以肯定，這些研究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具有相當的價值和可讀性。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足以功成名就了，但是費正清卻還要另闢蹊徑，用個人回憶錄的方式將之記載下來，這便是《費正清中國回憶錄》。這是一本值得尊敬的回憶錄，運用難以界定的混雜文體，記載了費正清那光榮的人生旅程。這本回憶錄兼有三種文體特徵——文學、歷史學和自傳，卻又不像文學著作那樣創作自由，不像歷史學著作那樣講求史料，不像自傳著作那樣審視自我。但是費正清非凡的素質，讓他能夠成功地完成這樣一本回憶錄：超人的記憶力；珍藏了每一張備忘箋和每一封信件；古稀之年仍然思維敏捷如常；從休倫、南達科他，到威斯康星、哈佛及戰前的北平、戰時的重慶，費正清的閱歷相當豐富；對於學術具有非凡的熱情和不可動搖的信念，堅信自己所做的是一項興趣盎然的事業，並且傳播給每一個人。如此一來，便造就了這本令人欽佩的回憶錄——妙趣橫生、無拘無束、言無鉅細、驚喜連連。

《費正清中國回憶錄》

和很多傑作一樣，書中費正清所描述的也是一段旅程——一段走向外面世界的旅程。在此期間，費正清從一個視野寬廣、雄心勃勃的青年人，靠着超於常人的不屈不撓和勤奮努力，靠着福星高照和無可挑剔的文化交流，成長爲一個眼界更爲開闊、依然滿懷雄心的中年人。到了七十四歲的高齡，費正清讓我們心悅誠服地相信了他的凌雲壯志已經得以實現。但是，他仍然保持了一份年輕冒險者的超然和熱忱，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陷阱，堅信法律勝過道德，並且宣稱厭惡“非理性的信仰”。費正清寫道：“我所取得的信仰是哈佛以及它在世俗的世界中堅持的東西。也就是說，我相信我們那些致力於培養思想自由的制度。”

費正清的回憶錄包括七個部分：負笈求學（1907—1931），我們首次發現中國（1932—1935），學會當一名教授（1936—1940），二戰時期的中國，中國地區研究及與麥卡錫主義戰鬥，建立哈佛東亞研究中心（1953—1971）和越南戰爭，晚年的反思及70年代再次訪華。

費正清

或許是由於所關注的是早年時光——也因爲更容易理解，且經歷了時間的沉澱——我發現前面四個部分更加引人入勝。它們非常有感染力，甚至偶爾充滿了抒情的情調（這並不是費正清通常的風格）。無論是早期的哈佛執教，還是在牛津大學獲得羅德獎學金研究中國學，抑或在戰前的北平邂逅了他年輕的新娘費慰梅（Wilma），費正清的表現一直都非常出色。其間還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例如，拜訪了聲名顯赫的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結識了魏爾特（Stanley Wright）、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及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不過，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文章還是在講述中國的朋友——在費正清看來，這些友誼是他人生當中最爲重要的一部分，讓20世紀三四十年代絕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成爲他事業的巨大動力。這裏，在衆多美妙的記憶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蔣廷黻的細緻描述，對年輕而才華出衆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愛情的記載（林徽因曾是才華橫溢的浪漫派詩人徐志摩的戀人，梁思成是改革家、哲學家、學者梁啓超的兒子），還有在難忘的戰爭歲月中結識的“萬能先生”陳松樵。

實際上在我看來，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未來史學家來說，這本回憶錄最有價值的部分當屬有關重慶的記載，以及北京高校的教師紛紛流亡西南，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殘酷而短視的政策下，在昆明窮困潦倒的點滴着墨。

通過他的戰時遊歷，費正清帶領我們清晰地、我相信也是坦誠地見證了他意識形態變化的過程：他漸漸成長爲一個成熟的稍稍偏左的中間自由派人士，越來越不欣賞國民黨，而對於不太瞭解的共產黨心存善意和好感。費正清對國務院的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警惕有加，對他的副手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心存懷疑——費正清崇敬謝偉思（John Stuart Service）和範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的現實主義和悲憫情懷，在麥卡錫主義盛行之時，這兩人因爲正直而遭受攻擊、事業受挫，費正清更是如此。

對於我來說，費正清對麥卡錫主義肆虐的黑暗歲月的記載出奇地平淡——大概是傷口仍然太深（而且一些不受歡迎的人依然健在），從而不可能無所隱晦地率直而言的緣故吧。但是費正清確實也暗示，他的表現不可能一直如己所願。他機智地揭示出，麥卡錫主義的致命傷害在於，它不斷地迫使自由主義者進行不必要的道歉，迫使他們表現出既空洞又虛僞的意識形態上的“純粹性”，迫使他們完整地採取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自保方式，而這正是他們所謂的民主所試圖攻擊的。

但是，對於學生對越戰的憤怒、這種痛苦對他們思維和事業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東亞研究中個體之間越來越大的斷裂，費正清的處理似乎有些草率和漠然。對於這一代大多數人而言，1960年代末期與費正清的友人所生活的50年代早期同樣苦悶。“我一一做了回答，其他人也參與進來，我們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討論。”費正清在《亞洲學者集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上回憶起那些辯論。但是，這代人的苦悶遠遠不止於此。我發現試圖接受這種情感非常困難，戰爭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它的後果在於沒有人能夠富有遠見地在哈佛開展越南研究。在這一點上，費正清過於自責了。

當我仔細地閱讀這本非同凡響而又引人入勝的回憶錄時，一個聲音反覆迴響在腦海。當費正清有趣地自嘲，靈巧準確地擊中目標，避免與敏感的感情問題正面衝突，談到長期目標和對人類命運的奇思妙想，堅持努力的重要性的時候，我腦海中的聲音便尤其響亮。幾乎是到了文末，我才突然明白了赫德先生的話的含義。赫德是1860年代到20世紀初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也曾被這些細枝末節所困擾。“我希望這是有意義的，”赫德曾經寫道，“思想指導了工作，也促使了這些工作的成功；否則，我看不到這些工作的回報，也不認爲這些思想有什麼意義。”赫德沒有必要擔心他的工作和聲望，費正清也沒有必要擔心他四十餘年的努力。這是值得的，成就是永恆的。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不會再有另一箇中國研究的“總稅務司”了。

《美國與中國》

費正清的第一本著作《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出版於1948年。此書將中國的制度史、外交史結合起來，在試圖從中國歷史來理解現實的美國人中間引起了轟動，很快便聲名鵲起。在之後的六年中，隨着共產黨政權的穩固、朝鮮戰爭的爆發，中美關係中斷。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費正清一連出版了五本著作，以驚人的數量奠定了他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首席學者的地位。在這五本著作中，一本是中國近代史的主要文獻介紹；一本是中國共產黨從建立到掌權的文獻彙編，附有詳細的翻譯和註釋；一本是介紹如何分析和翻譯中國歷史文獻的教學手冊，對於研究生特別有用；還有一本是重要的兩卷本專題論文，是在費正清早期在牛津大學的博士生論文基礎上完成的，關於1842年到1854年外國列強迫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的過程。

這些成就非凡的著作，一方面得益於費正清毫不懈怠的充沛精力，另一方面得益於費正清慧眼識英傑，與他合編、合著的研究者都具有出色的才華。此後，從19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費正清和學者持續不斷地合編、合著或自撰了有關遠東的教科書，關於中國軍事史、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儒家思想和實踐，以及傳統清代官僚的作品等數卷論文集；還出版了更多帶有註釋的文獻彙編，整理彙編了大量的赫德信件，並分別出版了五卷本《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如果查看一下費正清1983年到1986年間的作品，研究者可能會感到震撼，但並不會驚訝，此間費正清至少出版了六部作品，當然還有其他並未記錄的學術作品。這都不足爲奇。到了八十歲高齡，費正清仍一如既往地勤勤懇懇、筆耕不輟。

在他最近的六部作品當中，費正清的研究依然覆蓋了很多學術議題，如同他剛開始學術生涯時一樣。與蘇珊娜·巴內特（Suzanne Barnett）合編的《中國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hina）一書，就收錄了很多現代學者對於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早期著作的評論。費正清總是提醒中國研究的學者，不要忽視教會檔案中關於中華帝國晚期的資料，爲保護和研究這些檔案，他還孜孜不倦地尋求經濟上的資助。這本書中彙編的文章證實了費正清的觀點：教會資料能夠幫助我們釐清中國社會，特別是對於社會陰暗面的研究，例如，在傳統儒家禮教邊緣的中國教派和祕密社團，以及受過一點教育的文人想通過繼續深造來擺脫社會底層地位和繁重勞動的循環。名落孫山的洪秀全，受到了梁發散布的基督教小冊子的影響，後來一舉成爲19世紀五六十年代聲勢浩蕩的太平天國反清救國運動的領袖。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影響還是默默無聞的，思想的交流僅僅侷限在很小的範圍，勝利也很小，抑或是欺騙性的。正如費正清在前言當中所反思的那樣，傳教士先驅“對西方思想界的影響可能要比對中國宗教的影響大得多”。

從牛津歲月起，費正清便開始關注西方同中國的貿易往來。與歐內斯特·梅（Ernest May）合編的《美國對華貿易的歷史回顧》（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是現代學者研究茶葉、絲織品、菸草和石油貿易的傑出代表作。費正清在這本書的開篇便指出，貿易的雙方几乎沒有從中獲得任何實質性的利潤，但是在感情交流上卻意義重大。非常矛盾的是，費正清認爲只有看到了貿易盈利是多麼微乎其微，才能夠估量“在美國想象中”的中國的分量。

《美國對華貿易的歷史回顧》

《閱讀文獻：鍾人傑叛亂》（Reading Documents）和《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Entering China’s Service）這兩本著作，是費正清與傑出學者合作的成果，主要涉及兩個領域：爲中國歷史教學準備專業參考資料，以及整理和分析相關檔案。這也是費正清非常重視的部分。但是《閱讀文獻》爲我們展示了自費正清1952年發表第一本文獻著作以來，中國歷史研究發生的巨大變化。在這本書中，費正清主要着眼於外交政策，着眼於中國滿漢官員如何理解、應付令人困惑的西方侵略者，以及如何處理隨之而來的海洋問題。到1986年，編纂者的目光轉向了中國地方史，開始研究農村的艱難困苦、土地稅的形式、婚姻和親屬血緣、對不公正的抗議、小規模非法招兵的形式，等等。中美關係的改變，一直是費正清的核心議題，在這本書當中更是引人注目。本書首次收錄了很多北京明清第一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獻照片和相關資料。

如果說《閱讀文獻》是一本專業性的著作，未能展示費正清的真實風采，那麼《步入清廷仕途》則完全體現了大師風範。此書收錄了中國清朝海關的締造者羅伯特·赫德（後稱羅伯特爵士）的大量日記，由費正清、凱瑟琳·布魯納（Katherine Bruner）和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共同編纂。這些文字今天看來，不免有些惡作劇和諷刺。費正清喜歡使用雙關語和俏皮話，顯示出對人性缺點的寬容。如同在《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我們所認識的費正清一樣，這本書爲我們展示了一個更加寬容歡快的學者形象。在兩句很有個性的話中，費正清總結了他與年長的中國海關末任外籍總稅務司李度（L.K. Little）的交往。李度已經解甲歸田，移居新罕布什爾州，他非常關注赫德日記的出版工作。正如費正清所言，“李度先生性情開朗好動，期望能在一年後將其印行，但實際工作一做就是七年”。

《赫德日記》

赫德日記原稿現存於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圖書館，並有抄本——這本身就是一項豐功偉績了。根據日記手稿錄製的磁帶——常常伴以刺耳的槍鳴，聽到陣陣的爆炸——之後被送到了哈佛大學，供費正清及其合作學者研究整理。費正清整理的赫德日記從1854年到1863年，這段時間赫德先後擔任英國領事館官員、中國海關官員，後來成爲負責收繳西方進口物品海關稅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當然，中國海關當時是在西方國家控制下）。這些年，赫德獲得了中國人的信任，後來成了清朝頗具權勢的人物。考慮到赫德的字跡辨認相當困難，口述磁帶錄音的效果不夠清晰，整理出來的手稿中出現了很多錯誤，所以當這批手稿被運回貝爾法斯特時，又一一對照原稿進行了校正。費正清對於史料及其用途一直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種細枝末節的活兒他最喜歡了。

對於赫德日記的史料編纂還存在其他問題，因爲赫德在華生活早期階段的資料部分或全部遺失。經過仔細研究，編者們發現空缺的這段時間正好就是赫德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子阿姚婚戀的時間，其間他們育有三個孩子。1860年代中期，三個孩子被赫德送到了英格蘭，從此便與親生母親分離了，赫德後來的新娘也無從知曉他們的存在。1866年赫德與他的新娘海絲特·簡·布里登（Hester Jane Bredon）在貝爾法斯特成婚，並將她帶到中國。在後來公開的日記當中，已經刪掉了這段感傷的經歷。編者評論說——這確實是費正清的風格——今天的歷史學家覺得他們有必要去考察並記錄這段被刪除的感情：

在赫德時代，按照維多利亞女王時英國的雙重標準，有些被稱作放蕩和見不得人的事，在20世紀末葉的傳記作者看來則是有意義的經歷。我們只能遺憾地說，舊時代的道德標準和實際需要使我們看不到赫德作爲中國居民長大成人的記載，包括1859年初期在廣州領事館工作和1859年中期到1863年中期在海關工作的開頭幾年。

編者所遺憾的，並不是三個孩子的命運，亦非造成這一切的社會環境，而是指喪失了19世紀外交史上珍貴的文獻資料。

赫德畫像

這本書中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是關於赫德與海絲特的婚姻逐步被披露的過程，直到1870年代末才爲世人所知。編者用一連串尖銳的問題重塑了這些瞬間，然後讓讀者自己去思考這些問題的真實性。這讓我們再一次領略了費正清的風格：

赫德於1878年夏天在巴黎和妻兒會面。博覽會後，他們有段時間去奧地利的巴特伊霍，再由那裏去巴登—巴登。赫德正在忍受着令人無法工作的頭痛症——全面衰竭的那一種，其原因一直也沒有弄清。他是否工作過於辛苦，過於專注？是不是在中國事務中有什麼不可預見的危機使他煩惱不安？是迅速擴大的中國海關業務已非一個人所能管理？是越來越看清楚他的婚姻從來未能成爲一種親密的伴侶關係？——而這或許只能歸咎於他那傳奇式的天真的求婚，以及對虛有其表的婚姻simplistic acceptance。問題的答案到底是什麼我們無法得知。我們甚至無法知道這些問題是否提得正確。

海關總稅務司署

提出正確的問題一直是費正清作爲歷史學家的終身目標，也是他力求通過書評來達成的志願。他的書評與論文一樣出色，《觀察中國》（China Watch）便是一本囊括了二十六篇短論文的集子，其中大多是爲《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寫的文章。但是，費正清並不是簡單地將這些書評放在一起；相反，他重新編輯、刪減、重寫和重新組織了段落，使得這些文章能夠放在不同的主題之下，因而其價值遠非簡單的論文之和。論文集的五個標題確實涵蓋了中國近代史的主要方面：新帝國主義觀、毛時代中國之內幕、中美關係“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和美國樂觀主義的破滅。

當然，對於怎樣提出有價值的問題以及從何處尋找答案，費正清有着自己獨到和清晰的見解：從歷史當中找尋答案。他耗費了大半生來論證：只有從中國的歷史當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他將此作爲自己畢生的使命。那些受到他嘲諷的人，往往是因爲他們對於自己所研究事情的來龍去脈一知半解。費正清並不認爲社會科學的近期研究成果有助於理解中國，他也不同情那些新加入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研究者（new practitioners），即使他最近合著的《閱讀文獻》讓他注意到新一代學者所能夠獲得的豐富史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史料實在是汗牛充棟，”費正清寫道，“對於政治學家來說，史料又實在是紛繁複雜。”

那麼，費正清認爲歷史學家應該着眼的有價值的課題是什麼呢？例如，對於西方社會相當普遍的人權問題而言，他是人權相對論非常堅定的信仰者。他相信中國在處理個人和集體的關係中有着不同的方法；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更加重視和諧而非鬥爭的觀念；中國人對歷史上的領袖和時機也有着不同的見解。費正清試圖展示，這些不同源於一系列歷史因素，包括中國的農業生產模式、官僚體制的本質、統治和皇權的理論，以及史料記載本身的影響。我想費正清的意思是，正是因爲我們忽視了這些不同和根源，才導致了美國在過去兩百年中對華傳教、商業、外交和軍事冒險的失敗。（在這本引人入勝的集子中，最好、最睿智的論文當屬關於麥克阿瑟和史迪威的文章，費正清從容地思考了二者的自負、對中國的無知和狂熱之間的相互作用。）

但是，當費正清試圖將過去與現在相聯繫的理論運用到具體的實例時，也會遇到一些麻煩。比如說，以下是費正清對“大躍進”根源的分析。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場1958年到1959年的“大躍進”給中國農業、工業和民族士氣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所有的這一切，根源何在？這種輕率的浪漫主義，不可能調動美國法爾戈、弗雪茲諾或普羅沃這些地區農民的積極性。“大躍進”是革命熱情的一種奇特的喜悅，這一喜悅實在難以置信，因此人們希望有內容充實的歷史書籍，把它同中國歷史上的先例聯繫起來。遺憾的是，有關中國的制度史仍然不發達，治理國家（經世）的偉大傳統（即官僚們如何慣於組織和操縱民衆）被忽視，歷史學家們現在都紛紛研究社會史，認爲這種研究更適合當前的要求。

從體制和歷史的角度分析“大躍進”，首先必須從研究與經濟有關的歷代王朝史着手。這些歷史著作詳細記載了新政權在統一中國後，是怎樣普遍使用徭役修建大型公共設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盡），例如在農民中實行“均田制”，並把他們組織成相互監督、相互負責的小組。歷代王朝所用的巧妙方法有幾十種，其中包括各地的“常平倉”和在邊境上利用兵士開荒屯田。這些防範雖有歷史記載，但卻無人研究。至於學者型官僚的這些巧妙方法在實踐中究竟效果如何，至今基本上沒有答案。這些學者型官僚，代表着統治者實實在在的特權，他們通過身體力行、制定管制法規、進行道德規勸和給予應得的懲罰等方法，來組織人們的生活。

當然，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在字裏行間還蘊含着深意。但是，人們可以爭辯，正是那些“一窩蜂”進行社會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讓我們最好地理解了過去和現在的關聯性。之所以如此，不過是因爲他們能夠從儒家官僚體制下的經典文獻中跳出來，開始真正地發現土地所有制的模式、宗族組織、中國城市的寄居者、爭取社會公平權利的婦女團體，以及大量的地方現象、價值觀，從而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爲什麼衆人願意臣服於這種統治模式。

《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正如費正清在這本書的空白頁漫不經心地寫道， “漢學就是吹毛求疵者的天然棲息地”；而人們之所以欣賞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這些語句，不過是因爲費正清激發讀者去深入思考更復雜的歷史因素及其影響。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書的開篇，費正清更是直接挑戰他的讀者，引發更多讀者對被義憤激盪的中國近代史的興趣。它婉轉地暗示，只有費正清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與中國的過去相聯繫。但是，他確實是一位機智的學者，認識到了作爲“一位退休教授，他不用關心任期，也不用在意聲望”，他的下一步任務就是充當“下一代學者的階梯”。費正清的這本“家釀”沒有任何註釋，因爲他覺得註釋會“引起誤解、討厭和不當”；這本書也沒有任何參考書目，因爲費正清已經花了大半生的功夫來整理文獻，“已經夠多了”。除此之外，費正清還按照個人偏好使用了羅馬拼音系統，因爲沒有任何現存的拼音系統讓人滿意。簡而言之，這像一場鬥志昂揚、知識淵博、妙趣橫生且時而令人憤慨的中國革命歷史之行。顯然，費正清很享受寫作的過程，讓讀者也樂在其中。

儘管費正清儘量避免讓《偉大的中國革命》顯得過於學術，但這本著作確實是學術界最新的成就，這與費正清編纂或合編了歷史跨度從19世紀、20世紀到1979年的《劍橋中國史》不無關係。爲此，他閱讀了大量傑出的漢學家對於這段冗長複雜的歷史的總結。爲了表達他的敬意，費正清將這本書獻給這些學者，並且在附錄中羅列了相關文獻。這本編年史涵蓋的議題非常廣泛，包括在西方衝擊之前中國原生的商品經濟、對抗國家政權的地方分權勢力的崛起、漢族自由主義精英的形成，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人身羞辱的意味。費正清一次又一次敏捷地捕捉了這些經歷。例如，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奇恥大辱，費正清寫道：

對於極講面子的中國人，在包括許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內的冷嘲熱罵的羣衆面前捱打和受辱，就像剝他的皮一樣。

如此簡潔的語言強而有力，頗能感染人。所以，用簡短的語言描述特別複雜的社會現象是一種技巧，從而讓讀者隨着文字感同身受。

太監們多半來自華北，割去了睾丸和陽具，然後用塞子堵住尿道傷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後尿出來了，這個太監就有用了，否則他很快就會死去。

像這樣生動的旁白，常常能夠吸引讀者——費正清是否擔心讀者會走神？——即使並沒有證據來支持這一論斷。關於嬪妃是如何被送上龍牀的細節，費正清告訴我們，這都是“民俗學”。臭名昭著的好色軍閥的陰莖大小也有記載，儘管“這些資料都沒有得到證實”。試圖驗證這些史料的做法，顯然會貽笑大方，也會太學究氣了。

《偉大的中國革命》是費正清五十年來不斷閱讀和思考中國的過程中，震撼他的、愉悅他的、激怒他的和吸引他的所有精華。他促使我們去思索“革命”——無論偉大與否——正如朝代更替的週期一樣，是永恆變化着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籤是我們的，並非深藏於中國社會，而我們使用時就要後果自負。確實，中國一直在試圖“逃脫歷史的羈絆”，但即使是一場革命，可能也難以實現這一目標。費正清在此書的開篇就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節奏、歷史進程的濃縮及歷史在地理上的集中，讓人難以想象，由此也難以正確地估量：

中國四千年所有的歷史居址都緊靠在一起。對於我們來說，那就好比使徒摩西在華盛頓山上接過了經牌，希臘的帕臺農神廟建築在波士頓附近的邦克山上，漢尼拔跨過了阿勒格尼河，愷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於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禮，梵蒂岡俯視着紐約的中央公園一般。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學者如費正清這般完成如此多高質量的漢學著作。而今他仍然筆不停輟，沉浸在他喜愛的議題中，讓讀者甚感欣喜。

（本文摘自《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史景遷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轉自：明清史研究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