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得罪谁了？同年集团党同伐异断送了登莱防务

在论及袁可立在天启年间的被辞职风波时，有文章对那段历史这样总结道：“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毛文龙与袁崇焕（中）》）而本文内容所及，由多名进士同年抱团集中攻击袁可立迫其离职就是明末教科书式“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的经典历史事件。

登莱巡抚原为“三防布置”牵制后金而设，但在袁可立莅任后，渐渐成为对后金发起攻势的强大海路基地，使登莱战略布置大大前移。天启三年十月，袁可立策反后金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发动的未遂政变使明朝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复南四卫战略要地，袁可立也趁此机会加紧排兵布阵进驻各岛，孙承宗和袁可立欲借此筹划更大的战略攻势。这时就突然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同年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所产生的矛盾抱团轮番攻击袁可立，最终导致其下台，从此登莱防务走向衰败，直至土崩瓦解。袁可立离任后，一生叱咤风云的抗倭名将沈有容心灰意冷，直接辞职随袁可立而去。

民族英雄黄道周感叹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i]公传》）1首辅孔贞运更是直接指出在袁可立离开后“登州从此多事矣”。

尽管这场风波开始之际天启帝对这伙抱团攻击袁可立的言官们旗帜鲜明地给出了明确的斥责：“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但这股势力并没有因此作罢，反而越做越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研究晚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言官势力相当厉害，一旦抱团结伙，对朝政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甚至会对正常的军政事务构成骚扰和威胁。

这些参与攻击袁可立的利益集团集中联合了至少六个人以上的老同学或同乡，其中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兵科给事中方有度，其余五个是各道的御史。这个小团体的组成十分耐人寻味，依次发起攻击的是兵科给事中方有度、广西道御史宋师襄、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和山东道御史宋祯汉，上述这五人全部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的进士同年，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老同学或者战友。其中除了宋祯汉是个著名阉党外，其余都是活跃的激进东林党成员。从中不难看出，为了攻击袁可立，不但是同年联手，而且是东林和阉党也抱起团来。

另有一个参与攻击袁可立的四川道御史李乔仑和上述五人并非同年关系，这个李乔仑没有考上进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中举后直接步入仕途的，但这个李乔仑是陕西西安高陵县郭下里(今鹿苑镇)人，和上述五人同年中陕西铜川耀州城（今铜川市耀州区）籍宋师襄的家相距43公里，放在全国看已经算是近老乡。《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确指出这个举人出身的李乔仑加入到这个言官团伙中来攻击袁可立完全是受其同乡宋师襄唆使和操纵，原文是“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

人员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也值得注意，就是李乔仑和宋师襄两人和袁可立去职后继任者临潼阜广里广阳屯(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广镇堡)的武之望也都是近老乡。宋师襄的家距武之望的家只有42公里，而李乔仑距武之望的家仅仅19公里。现所知道袁可立和武之望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同年，其他关于二人的关系并不知道太多，这种隐藏在历史资料里的各种巧合和关联内容也颇耐人寻味。

种种迹象显示，这种亲密连带关系结成轮番攻击袁可立的小团体幕后肯定被某种巨大利益裹挟着，或者说他们必定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强烈存在着。当时全国科道风纪官员多达上百人，而攻击袁可立的言官们全部集中在一个由同年或老乡抱组成的小团体圈子内，即使经历数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小团体的人员构成也未免显得难看和动机不那么单纯，难道其他那么多不是同年或老乡的科道风纪官员们就没有一个有先见之明和尽职尽责岗位责任心的。当然，几百年后的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证据和理由来举证说这么多的同年组合成一个小团体来攻击一个正欲大有作为的战区巡抚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袁可立去职后给登莱海防所带来负面影响和结果却不可小觑，直到毛文龙被杀以至后来的登莱兵变使登莱防务彻底瓦解。崇祯六年，闻变后的袁可立心力交瘁，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才算告一段落。

天启三四年间正是东林和阉党斗争的高潮开始时期，袁可立这个登莱巡抚的位置究竟挡了谁的路笔者并没有理出十分清晰的头绪，只是好奇和纠结于这一反复被恶意和轮番攻击的事实。但有史料明确记载“天启三年闰十月十二日，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大学士叶向高等为毛文龙请发帑金。”（《熹宗实录卷之四十》）说明这个时候的毛文龙和东林党的关系也是十分融洽的，至于后来毛文龙被袁崇焕指责偷偷在岛上为魏公公塑冕旒像的真与假则远不在本篇内容漫议之中。

袁可立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在苏州为推官六年，又在北京做巡按御史二年，为民请命，斩杀弄臣，平反冤狱无数，被百姓称为“袁青天”、“长安真御史”。苏州府名宦祠入祀有历代著名清官狄仁杰、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况钟、海瑞、袁可立、于成龙、林则徐等，其中袁可立是明清两代二百多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被入祀的一位小推官，夹在诸多督抚大吏中间有点扎眼。晚年复出后又遭遇辽东危局，临危受命出任登莱巡抚，收难民，练辽兵，又成为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支撑危局全力经营“征东军务”的“袁军门”，能受到登州百姓如此抬爱祭拜着实不易。卒后父子双双又入祭家乡睢州的乡贤祠。也许正是这种耿直任事不营党派的作风和性格才是造成其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深层次原因。

同年抱团攻击袁可立奏疏选录

一、方有度奏疏

●天启三年十月（初五）壬戌，兵科给事中方有度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言“毛文龙塘报金州之复、满浦昌城之捷，可立应有特疏而杳无一言，沈有容塘报所言金州事即代为具报。可立将以满浦一事为伪也，则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正宜明告，君父亟行显罚。如其真也，恐以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克，为有容保奸，可立罪可诛也。”上，报已有旨。（《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九）2

● 天启三年十月初十日丁卯，在馆，见工科方有度题，迄今不遗一矢，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袁可立当有特疏，而何以于有金州一事代为具报，于文龙满浦之事，无一言也？将以满浦为伪也，则文龙此举，千古未有之谎。正反明告，亟行显讨，以为边臣欺诳之诫。以为真也，则自当驰告朝廷，遣使慰犒，以鼓孤军之气。可立可付之不见不闻乎?是谓庸劣之臣，可罢也，仍敕山东巡按据实查勘，以听朝堂处分。③（摘自朝鲜《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6册第302页。事见朝鲜使臣李民宬《癸亥燕行录》）

这件事情发生在天启三年十月，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里，也有毛文龙自己相关作战的报告，两方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毛文龙告诉我们，这一战，他在“不遗一矢”的情况下消灭了后金精锐部队大概几万人。《天启实录》记载：“三年十月辛酉（初四），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疲，自相践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

就是毛文龙这个“不遗一矢”就令“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自相践踏而死者二万余人”的战报，因为袁可立认为有水分没有及时为他上报请功，就招致了毛文龙对袁可立的怨恨。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对方有度的这个弹劾做了这样的记载：“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口方给事触公。”④这段记载清楚说明，早在方有度弹劾疏之前，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战报已经派出“使者往覆东江”查勘了，并因此遭受“毛遂怨望”。其实对于毛文龙这个战报的水分和夸大之词，身为一线总指挥的袁可立心里比谁都清楚，同时他也知道毛文龙的东江镇长期因缺粮断奶吃不饱的营养不良，也可能是毛文龙想把长期的欠薪一下子多要点，所以就撒了这个弥天大谎，把袁可立弄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现实的诸多无奈迫使袁可立更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件以维持登莱防务大局，可方有度对袁可立的高调攻击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个事件添油加醋吵得沸沸扬扬推向巅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按照方有度的话说，毛文龙“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这样的千古奇捷你袁可立竟然不向朝廷报功，你如果认为“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就应该“正宜明告”。如果认为“满浦、昌城之捷”战报是真的而故意瞒报，那就是袁可立想“以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克，为有容保奸”。就是说袁可立在拿毛文龙的千古奇捷来为沈有容掩饰护短，“可立罪可诛也”。按方有度的意思，如果毛文龙说了瞎话提醒报告一下就行了，但如果是袁可立说了瞎话，就该直接把袁可立杀了。

署名谈剑冷觉秋在文章《毛文龙（天启三年）》中在记录这件事时如是写道：“十月初五，立刻有兵科给事中方有度，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说毛文龙报告金州之复，满浦昌城之捷，你袁可立身为巡抚一声不吭。沈有容现在说金州得而复失，满浦是冒功，如果所说属实，那毛文龙真是为千古未有之谎。如果是沈有容造谣诽谤，你袁可立就是纵容党护，都够得上杀头了。……袁巡抚心里清楚，但不好明说，只好打马虎眼，老毛、老沈说的都没错，有个时间差，误会误会。”

再说当时的一线军情之艰危，也远不是后方喷子愤青所能随意想象的，从孙承宗和袁可立的羽书飞递中可略窥一二：“世人喜掩耳盗铃，而耳竟不可掩也。……以大将军（沈有容）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以展错为酌计，海上诸兵如淮远之兵，俱可授之立图大计。”（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⑤当时受制于长年战乱捉襟见肘的国力，沈有容手下这三千兵卒投之于广大海域各岛间分兵布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袁可立调度之难，爱将之切，上报了沈有容金州之功，而没有上报毛文龙的“满浦、昌城之捷”反成了授人以柄的喷唾。这些不知者无畏的同年抱团攻击，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兵部的方寸和布局，从孙袁二人书信中，也可看出痕迹种种：“庙堂以此鹘突了事，真可浩叹。登饷岂可去，司马曹胸中无九边，而瞠目臆谈若斯矣！”（孙承宗《答袁开府节寰》）6连大学士孙承宗都认为这些外行看官整天在瞪着眼说瞎话。

袁可立为了保护毛文龙，在当时作了这样一个模糊又无奈的结论：“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就是几百年后现在的一些毛黑们也会认为袁可立这明明就是在保护毛文龙呀。本来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有水分的战报是有意想低调处理过去的，毕竟他更知道东江镇的难处，自己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期为东江镇奔走呼号才算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这下毛文龙和方有度联手唱双簧非要高调逼着袁可立为其请功，就把袁可立逼到了非常尴尬的死角。几百年后今天的我们是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个无奈又令人窒息的命门死角，毛文龙自己不知道，但袁可立心里清楚得很，而且更大程度上也是毛文龙自己的命门，却让毛文龙自己给亲手打翻了，害了自己，断送了登莱。

按《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方有度的弹劾状很快经过明皇帝御批送达到相关部门，最后的回复结果很明确：“上，报已有旨”。说白了就是方给事所奏内容与实际不符，不予采纳，按原圣旨办。王铎在《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中对方有度的这个攻击状也做了这样明确的记载：“反以勋陟少司马。皇子生，畀三世诰，荫一子枢。”显然方有度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天启皇帝不但没有因此杀袁可立，反倒因为有功给袁可立加了兵部侍郎官衔，赐给他褒奖三代的纶诰。

以下附出比方有度奏疏早一天的毛文龙、沈有容塘报内容，还有袁可立对两位总兵的奏报题本。●“天启三年十月初四日辛酉，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之死，遣张盘潜师夜起遂复金州，今欲据金州以图三卫。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疲自相践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

总兵沈有容塘报：三月内统兵出海，已见奴贼毁弃金州不守。又报六月内有张盘风飘至麻洋岛，船坏寄居，又报九月初二日奴贼知金州有人，遣人将在城兵二百掩杀殆尽，张盘向住麻洋，奴肆焚烧而毁其城垛城角以去。塘报互异，上谕兵部著该抚查明。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刘爱塔事洩而金州空，沈有容有登兵势寡四不可守之议，而张盘毅然入而据之，此毛文龙所以有金州已复之报也。奴酋闻金州有人率众以至，张盘退居麻洋岛，此沈有容所以有九月初二之报也，此金州复与不复之实也。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上降敕谕奖励，赏文龙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发帑银三万两，劳赏诸将士，并命所司议处钱粮接济。”（《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九》）可见袁可立对两位总兵不同版本的塘报有褒有疑，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明察秋毫，但虚实分明，应对游刃有余，不失一个战区指挥官的全局用兵韬略。方有度（？－？）字方叔，安徽歙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与广西道御史宋师襄、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和山东道御史宋祯汉等为同年。官至给事中。善党争，攻讦无虚日，削籍归，赋闲而终。崇祯初年东林掌权后追复原官。著作有《陛辞疏草》。“……公历朝仅十六阅月，章数十上。”

二、李乔仑奏疏

天启三年十月癸亥（初六日），四川道御史李乔仑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工部侍郎周应秋，言“毛文龙拥数万亡命于孤岛之外，中国输数十万金钱于澎涛之中，文龙报金州复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杀殆尽。闻两家戈矛，先是可立阅（罔）无一言，有抚与无抚同耳，工部衣袄钱粮，一节一堂一中同受窘辱，应秋岂局外人？乃阴阳反覆求见德于中官，宁是须眉丈夫！”得旨，袁可立新经叙功加衔，周应秋佐部亦从无指摘事迹，不必苛求。（《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九）

显然，同年利益集团采取的是疾风暴雨式一波接一波车轮战，仅仅相隔一天，四川道御史李乔仑就步方有度的后尘上了这老调重弹的第二道奏疏，只是内容稍作变动而已。李乔仑的弹劾仍然是沿袭方有度奏疏的基调，说“文龙报金州复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杀殆尽”，说“可立罔无一言，有抚与无抚同耳”，就是说要袁可立这个巡抚没什么用，换做今天的话就是袁可立不作为。“宁是须眉丈夫”说袁可立简直就不是一个男人，这抹黑和攻击的口气已经显得有点恶毒和失态，近乎不像一个进士出身言官身份的正常语言，言语间流露出搞掉袁可立的急切和抓狂。不过，李乔仑的弹劾状经过天启皇帝御批后的查处结果仍然令李乔仑们失望：“得旨，袁可立新经叙功加衔，周应秋佐部亦从无指摘事迹，不必苛求。”圣旨的结果说得清楚明确，袁可立功劳不小，已经按程序升官加衔了，李御史没必要吹毛求疵抓住不放。

李乔仑，字孕秀,陕西西安市高陵县郭下里(今鹿苑镇，距耀州宋师襄43公里，临潼武之望19公里）人。万历三十四年举人,为永平府推官，升监察御史。《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六十：“ 天启五年六月辛卯，刑科给事中潘士闻参门户李乔仑、陈必谦、张国绅，俱削职，乔仑仍追夺诰命。乔仑辩攻士闻，士闻又应之：’有臣攻彼门户，乔仑亦指臣为门户中人。臣论彼附赵南星，乔仑亦诬臣为南星之党等语。’得旨：嘉其清谨，著照旧供职。”可见李乔仑非常擅长纠结于门户党争之辩，终日喋喋不休。吴应箕《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确指出李乔仑攻击袁可立完全是受其同乡宋师襄唆使：“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

三、宋师襄奏疏

●天启三年闰十月甲寅(二十八日)，广西道御史宋师襄题:为直纠当去不去不当来冒来之臣，内称谁为当去者不去，如熊尚文、周应秋、袁可立是也。以尚文言之，扬历颇有清望，任事亦见直诚，但病魔缠绵，支离颠踣，虽有报主之心，已无自全之策，所当急允其去，以全高尚者也。以应秋言之，性似和平貌亦谦曲，但生无劲骨饶有机全，少大臣之风，殊类妾妇之态，若再致胪列其秽状，终未免顿丧其生平，所当决允其去以明正是者也。以可立言之，海上之金钱已饱，军门之伎俩全无。见科臣方有度、台臣李乔仑之参，则手忙脚乱，始报毛文龙之功，以掩人耳目。不知海上即有功亦难掩冒饷之愆，至于平妖与可立何与？而可立□□□□□□如是也。之彦以县令改教旋躐工曹，复献千金于刘光复，夤缘转调礼曹。□用医士张君山出入，居间数载，王封恣饱，溪壑厚贿。陆卿荣借名二王婚礼荣升光禄，台臣贾继春参劾几无完肤，公论不容抱头窜鼠，岂以被论家居，仍可累咨序俸豪面复出耶？其不当来一也。纯如为税监，倾害窦子偁致郁郁而死，至今公论不平。当时闽中共事诸臣无不悉知其事，而江北乡绅为子偁请谥公揭，读之当令纯如愧死，其不当来二也。

奉圣旨，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该部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之六）

●天启三年闰十月下（二十八日）甲寅○广西道御史宋师襄疏纠熊尚文病魔缠绵，周应秋生无劲骨，袁可立无功加衔，累被弹劾皆当去而不去。须之彦寅缘转调为台臣贾继春所劾，吕纯如倾害窦子偁致郁郁而死，不当来而冒来。得旨：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

●天启三年闰十月甲寅（二十八日），广西道御史宋师襄论熊尚文病魔，周应秋无骨，袁可立无功，皆当去不去。须之彦寅缘转调，吕纯如倾害窦子称不当来而来。上不问。（《国榷》卷八十五）7

○ 天启三年十一月（初六）壬戌○工部左侍郎周应秋、右侍郎熊尚文各引疾求去，许之。（《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一）

刚刚李乔仑受宋师襄指使上疏弹劾的结果是“袁可立新经叙功加衔，……不必苛求。”二十二天后，授意李乔仑弹劾袁可立的宋师襄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亲自走马上阵，弹章中还把另外两个占着位置不拉磨的非军政人员熊尚文、周应秋和袁可立绑定到一块儿弹劾，以增加弹劾状的共振打击效果。这次宋御史比方有度和李乔仑二人的用词都更加严厉尖刻，先拉出熊尚文和周应秋做铺垫外，迅而将矛头转向袁可立，因为袁可立兼管登莱军饷，宋师襄干脆就直接把袁可立装进经济问题的大框内进行抨击，说袁贪污了很多军饷： “海上之金钱已饱，军门之伎俩全无。”其实古代也和现在一样，宋师襄如果真有证据可以直接向当时的纪检部门提供犯罪线索举报查处，甚至他作为都察院系统的言官自己都应该有移交和比一般人更优先的建议查处等重权。单凭袁可立的推官和御史风纪官员出身班底来看也不大可能出现十分简单的低级错误。他早年在苏州当过六年的司法干部，查处过包括应天巡抚李涞和致仕尚书董份在内的数起高官大案，清廉公正名动天下，并因此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和狄仁杰、范仲淹、文天祥、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再者，袁可立的前任陶朗先就是因为贪赃刚刚遭到罢官查处，而且就在宋师襄攻击袁可立的当时查处前任登莱巡抚陶朗先案的朝廷钦差大员也正是宋师襄的进士好友李春烨，如果真有宋师襄所谓的袁可立贪污军饷事实恐怕袁可立早就被宋师襄的老同学李春烨和陶朗先一锅烩了，根本用不着宋师襄们在台前幕后喋喋不休大造舆论。至于宋师襄所谓袁可立在登莱“军门之伎俩全无”，袁可立在登莱策反刘兴祚发动未遂政变，造成敌营汉官伪将近乎悉数被杀，不战而收复辽南，是明末少见的能收复失地的抗清将领。如果宋御史有更多“伎俩”的贤才能士随时可以举荐推定接任袁可立，但在袁可立离职后直到明亡，我们并没有见到比袁可立更适合的登莱巡抚被宋师襄推荐出来在登莱发挥更大的作用，反倒造成了登莱防务的日渐衰败。

至于袁可立平定白莲教纪功加衔一事，至今文献俱在，甚至袁可立的属下官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得到记功升迁。“天啟三年四月丁卯（初八），新升万全都司佥书，周洪谟加都司职銜仍留管文登营守备事。”（《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三》）袁可立从睢州老家去登莱赴任，路过金乡县就遇到了白莲乱军，连自己60岁的夫人宋氏都亲上战场擂鼓助阵，“公填抚登镇，适莲妖东奴交讧，而夫人从公戎马，亲抱桴鼓不以为惧。”（《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当时纪功由各级考功和御史巡按勘覆甚严，其结果并非哪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决定。

宋师襄自己嗾使他人告御状在前，还故作镇定说“见科臣方有度、台臣李乔仑之参”。这样一拨紧似一拨有组织有预谋的抱团攻击终于惹恼了天启皇帝，天启帝对宋师襄的回复有点不客气：“得旨：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这意思说得十分明白：袁可立去留朕说了算，不是多人轮流攻击抹黑就黑的。言官论人不能乱法度，不要一窝蜂为黑而黑。同时可以看到，宋师襄所攻击的另外两人周应秋和熊尚文紧接着在一个星期后就被批准请辞了，而袁可立面对抱团攻击的请辞当时是没有得到允准的，接连七次上疏辞职予告归里则是天启四年的事。

宋师襄字一衷，明耀州城（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距李乔仑的西安市高陵县43公里，距袁可立继任者武之望临潼阜广里广阳屯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 42公里）内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任南乐县令，历官御史。崇祯元年复职，升太仆少卿，以太常卿致仕。十二年召复原职，翌升顺天府尹，因罪被逮入狱，两年后刑满释放。曾嗾使同乡李乔仑攻击袁可立。“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吴应箕《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

四、李乔仑再疏

●天启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九日，四川道御史李乔仑疏为贪抚逞辞遮辨，微臣据寔详剖内称邸报，见袁可立一疏哓哓展辨，而谓臣为误，谓臣为风。闻谓以贪之一字相加，死不任受。臣闻士人之守如女子之贞，女失贞不可以语节，士失守不可以语品。臣何尝误可立政，恐可立攫军糈以润私囊，聚民膏而酿祸乱，徒以一身富贵误皇上封疆大宇事耳。臣疏登州旧额兵虚冐一千余名，饷无安顿亦何不明白开消，而影射支吾，误乎不误乎臣。青、登、莱三府兵数拖前盖后，丛弊难穷，致使饷有馀而兵不足，数既归乌有而文册亦且挂漏，误乎不误乎，应操者已冐一百馀名矣。朗先于每名增新饷九钱，却将原额三钱二分暗扣入已。可立知其当裁即裁之已耳，必欲迁延至今，此真枉尺直寻之曲，巧权毋筭子之奇，登土尨断而兢氷玉之容。可立纵不任受贪，臣何能为可立讳哉。奉圣旨，袁可立已有旨留用不必争论，该部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8

见自己的主使者宋师襄攻击又没有凑效反被天启帝驳回，十天后，沉寂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李乔仑再次接棒对袁可立进行中继轮番攻击，这次的攻击词比他上次的攻击显得急切和烦躁，用词危言耸听，说“可立攫军糈以润私囊，聚民膏而酿祸乱”，用一个外臣所不可能具体知悉的前线涉密情实轻信自己就是抓到了袁可立贪腐的证据，告诉皇上袁可立就是贪污了军饷，如果再不把袁可立抓起来就会“聚民膏而酿祸乱”。

还有李乔仑御史所谓的“青、登、莱三府兵数”，有些在当时都是规定不能传抄的军事机密，不过明朝言官很厉害，只管胡扯八道一通反正不需要交税。

熟悉明末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在明末军政史上有这么一件趣闻，孙承宗被下课后，帝国政府派出高第接替了孙承宗的位置。高第这个刚上任的剿总司令在接管孙承宗的军队后，立马大呼小叫说孙承宗上报的兵数其中有假：“在册兵力11万，实际上只有5万人”，这意思就是上来我先咬你一口，说你孙承宗一直吃着6万人的空饷，贪污罪大了去了，孙阁老今日撞到我手里你摊上事儿了。孙承宗也不作过多解释，不慌不忙回应道：“既然高大人说我只有5万人，那以后你就按5万人兵数给你的士兵发饷就是了”！这个刚当家就知道柴米贵的高第一时尴尬得面红耳赤，知道偷鸡不成蚀把米，给自己挖了个大坑，赶紧改口，“亲自上书，以妄言引罪”。而这个弹劾袁可立的李乔仑御史对登莱一线兵饷的知悉情况自然和剿总司令高第无法相比，充其量也只是受宋师襄指使鹦鹉学舌为黑而黑，因为当时有规定言官是不因言获罪的，所以明末就形成了一些言官抱团结伙为自己或集团利益攻击干扰军政的乱局。

也许是这位李御史用惯了这种攻击模式，早在天启三年九月，李乔仑就因为以耸人听闻的大话参劾官员受到过天启皇帝的训诫提醒：“得旨：大臣得请条奏，公论自明，不得苛求。”（《熹宗实录卷之三十八》）这次对袁可立的重复弹劾经过御批后的回复结果仍然是“奉圣旨，袁可立已有旨留用，不必争论。”

五、庞尚廉奏疏

●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疏为两抚被论已久，去志未决。内称登抚袁可立、蓟抚岳和声者可异焉，被台省论列几无完肤矣。可立之秽状见于臣同官李乔仑之纠参者，确有的据，不必再引以彰丑。说者曰□酋西寇屡报，海上牵制有効，登抚未可裁，可立未可轻去也。夫登抚诚不可裁也，可立竟终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说持为护身之符也？和声之秽状见于臣同官杨建烈之纠参者，风闻事真，亦不必再引以扬垢。说者曰□氛声息正恶，抚赏一著正亟，总督未可缺人，蓟抚未可轻去矣。夫总督诚不可缺也，和声不堪为蓟抚而堪为总督乎？和声去而抚蓟者遂无人乎？奈何以抚掳之说阴为攫取之资也。……。奉圣旨：袁可立、岳和声己有旨留用，余著吏部议覆。（《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见上述同年们的攻击仍然没有搞倒袁可立，不降反升，更没有按照其同年方有度的要求将袁可立杀了，于是六人集团中的又一个同年河南道御史庞尚廉开始跳出来再次接棒奏本，说“可立之秽状见于臣同官李乔仑之纠参者，确有的据”。意思是说袁可立贪污是有证据的，我的同事李乔仑的举报信中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查呀？甚至进一步直接攻击朝廷在保护袁可立“夫登抚诚不可裁也，可立竟终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说持为护身之符也？”这意思就是说即便登莱巡抚不可以裁撤，也应该可以换上比袁可立更合适的人选来干呀，不一定非得让这个不称职的袁可立呆在这里不走呀，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裁撤登莱巡抚，就是要搞掉袁可立而已。

见袁可立被诸位同年久攻不下，这位庞御史上来就是一顿猛攻痛陈，除了接着复述前几个同年的老调外，还增加了不少其被认为有问题官员的内容以增加攻击袁可立的含金量和力度，而且按耐不住急切的情绪对准朝廷胡乱开火，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再说。 “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究竟是袁可立之外的哪个人把“不可裁之说持为护身之符”了。这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查《明实录》见东林大佬孙承宗在稍早前曾有过这样一段奏疏并且得到了天启皇帝的批复和首肯：“ 天启三年十二月（初七）上○壬辰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言：国家以全辽设一廵抚，內与薊抚统于一总督，以两抚各提数道。臣与鎮协各治其地，其两地款防各责成于两抚。……

目今文龙累有捷报，既成牵制之功，再得登镇与觉华为备，则其势更大。伏乞皇上敕该部分部两镇汛地，酌给登镇（沈有容）兵丁，敕登莱抚臣（袁可立）用心料理，仍令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仍查有容果否可用，早为定夺，则权有攸归人心自定。

得旨，登莱巡抚官（袁可立）料理海上岂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尽心任事。其两镇分部事宜，著该部作速奏行。 ”（《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

我们可以看到，是皇帝说“登莱巡抚官（袁可立）料理海上岂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尽心任事”的，是孙承宗这位剿总司令大学士说了以上从辽东全局出发的大战略建议，而且以后的历史证明也没有见到庞尚廉及其同年们所说的“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的更优秀人选，直到大明灭亡也没有见到他们推举出来。我们只是从历史文献中得知，袁可立在轮番攻击下不得已经过七次上疏得以辞官，然后换上了新任登莱巡抚武之望，这位以妇科名医著称的武巡抚一上任就开始和毛文龙爆发尖锐矛盾互掐起来，吵闹不停不可开交，严重影响到三方布置和登莱海防牵制大计。无法开展工作的武巡抚很快就被朝廷强制调离，从此登莱防务再也没有恢复到袁可立时收复辽南大部的盛况，登州兵变事发，登莱防务彻底崩溃。直到大明灭亡，这帮人都没有停止吵闹。最后是树倒猢狲散，降的降，死的死，才算消停。

皇帝对庞御史的弹章针对其攻击的真实目标仍然是袁可立这一事实丝毫不回避及时做出回复：“奉圣旨：袁可立、岳和声己有旨留用，余著吏部议覆。”搞掉袁可立的目的再次落空。

庞尚廉，字国维，河津人，万历丙辰四十四年进士，授内黄知县，拜河南道御史，转河南佥事，遂引疾告休。祀乡贤。

六、李应升奏疏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八（梁本）天启四年春正月庚午（十五日）福建道御史李应升言今赏罚不明···万有孚何以卖款议叙，力争国本之何士晋且吝援黔之赏，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衔？内臣之荫袭满志矣。而转移愈难，坐视直臣之锢，老成之拂衣屡见矣！

继庞尚廉奏本半个月后，迎来了农历甲子年的新春元宵佳节，六人同年中的新面孔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开始对袁可立接棒弹劾，毕竟人数和次数也是一种力量，就像今天的上访告状一样，有事没事只要有多人一直坚持进京上访，无休止的纠缠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李应升的奏本抛开以前那些子虚乌有没有证据的贪污不说了，直接说“袁可立何以安坐加衔”，意思是说我的老同学们这么集中地对袁可立进行连续几个月的频繁举报，皇上怎么还能在这个时候对袁可立这个“问题”官员升官加衔呢，这让我们这帮老同学情何以堪。（袁可立平莲纪功加衔一事在前边宋师襄疏后已有说明）

李应升（1593年～1626年），字仲达，号次见，南直隶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进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天启三年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四年密修阉党魏忠贤十六罪状，天启五年遭阉党弹劾为“东林护法”而削藉归里。天启六年三月遭逮，当年闰六月被杀于狱中，年三十四。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

七、阉党宋祯汉奏疏

●天启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山东道御史宋祯汉疏称登莱廵抚袁可立指斥已鲜完肤。尚宝司少卿曾用升点缀殊多责备，乃两冐温纶而后竟未闻补牍，以陈笑骂。由人徘徊恋栈，不亦羞节鉞而玷清华之甚耶！至部属马鸣瑞、刘继孔、陈明晰等赃迹败露，显有据凭而犹未见按法处分直穷到底，或逍遥于四牡之遗，或觊觎于一线之留，士类共羞，官邪奚警，臣所谓去邪之法当迅也。抚按握激扬之柄脱，一方官毗政，则不时当即参处，无待旁观启当局之明，所以贞宪度也。……率属之权抚按最重，有权而不慎把握，至令居中者为之代操，则其事权转轻，宜严饬一番，俾各多方密访，按月精覈，庶几无媿纪纲之命，吏乎臣所谓纠参之职当明也。……

奉圣旨该衙门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前边五位同党连续上疏都没有把袁可立搞颠，这位丙辰科的同年著名阉党宋祯汉开始出场了，他的弹章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将矛头对准袁可立，除了鹦鹉学舌沿袭庞尚廉的言论“被台省论列几无完肤矣”说“登莱廵抚袁可立指斥已鲜完肤”外，还洋洋洒洒发表了一篇文采很好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鸿篇高论，并着重强调了自己御史职位的重要性，是诸多奏疏中调门喊的最高的。而这位大言“士类共羞”的道德高人宋祯汉究竟是何许人也？

“ 宋祯汉，颂美。淮南建瞻德祠，会疏同祠谀颂。（此见《剥复录》三卷中）。“总漕巡抚郭尚文、巡按宋祯汉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熹庙哀昭已颁，其孝等哭临毕，仍脱衰绖易吉服，相率往拜，还复易服哭临。旁观者咸为咋舌云” ⑨（《先拔志始》）。这段记载是说宋祯汉给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的生祠还没有建好，天启皇帝就驾崩了，这位高喊“士类共羞”的宋御史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穿上丧服为明熹宗哭丧，一会儿又换上喜庆的大红袍为魏公公祝拜生祠，喜服过后再换孝服，丧毕再喜，循环往复不已，可把这位宋御史给忙坏了，旁边观看的人都惊呆了。就是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宵小之辈，为了共同的利益，也加入到了这个轮番攻击袁可立的同年阵营。后来阉党倒台，这位宋祯汉又为了利益急转风向，加入了倒阉阵营，还真是应了他自己高论中所谓令“士类共羞”。

宋祯汉，字尔东，号荆璞，福建莆田人，阉党。明万历丙辰（1616）进士，历任宁波府推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太朴寺卿。天启七年在应天巡按任上，给魏忠贤建生祠。阉党倒台后三参宦官魏忠贤，又请恤故工部郎中万燝，籍田尔耕、孙云鹤、张体乾、杨寰、许显纯诸家。

八、宋师襄再疏

●天启四年三月三日丁巳，广西道御史宋师襄言：“终日筹边务矣，饬吏治矣，弭盗贼矣，而终不能行也。何则？台臣条上，即云尽职，而条奏之行否勿问。阁臣票拟，即为丝纶，而票拟之行否亦置勿问。皇上励精图治，日览章奏，日下严旨。而某事能行，某事未行，谁还报皇上也！上固毅然更始，愤然立行，臣敢望之皇上，并以责之臣工，报可。（《国榷》卷八十六）

登莱巡抚袁可立罢。（《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国榷·卷八十六》）

●天启四年三月十七日广西道御史宋师襄疏陈力行二字，内云终日筹边务矣，而终不能行之于边也；终日饬吏治矣，而终不能行之于吏也；终日计民生矣，而终不能行之于民也；终日弭盗贼矣，而终不能行之于盗也。所以然者，盖台谏以进言为责，条奏一入，即云尽职，而条奏之行否置勿问矣；部臣以题覆为事，看议一上便可了事，而看议之行否置勿问矣；阁臣以平章为任，票拟一定即为丝纶，而票拟之行否亦置勿问矣。即皇上励精图治，凝神勤政，日日览章奏，日日下严旨，而某事之能行某事之未能行，其谁为还报皇上也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虏，不在水蔺，而即在数百年休飬生息之赤子中也。积病之根源不止于七年蓄艾之方，断宜决于今日，故毅然更始，愤然力行，臣敢以望之皇上焉，敢并以责之臣工焉。又云事例一途，……自乞恩穵选之例一停，人人抵掌称快窃幸，可挨年待选，而岂知守候阙下者，不铨数十年不尽……

奉旨，知道了。乞恩穵选已停，事例还照行，该部知道。（（明李长春纂修《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中）

从天启三年十月初五方有度首疏攻击袁可立，到天启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阉党宋祯汉弹章，历时五个月，一直都没有把袁可立搞掉。天启四年三月，宋师襄再上“台臣条上，即云尽职，而条奏之行否勿问。阁臣票拟，即为丝纶，而票拟之行否亦置勿问。皇上励精图治，日览章奏，日下严旨……”，上述所录宋师襄条陈未见提及袁可立姓名，但显是和宋师襄“天启三年闰十月下（二十八日）甲寅○广西道御史宋师襄疏纠……袁可立无功加衔，累被弹核皆当去而不去。”(《熹宗实录》)所上内容是连贯的，期间是否还有我们所未及见到的史料更不得而知。这次宋师襄的条陈一改往日一味攻击的色厉腔调，穿插了为天启皇帝调胃口掏耳刺的“皇上励精图治，日览章奏”马屁语句，接着就有“登莱巡抚袁可立罢”的记载。

从这帮同年进士天启三年十月方有度首疏攻击袁可立到次年三月离职，又因为等待继任官员履职，一直拖延到天启四年五月袁可立还没有离开登莱，前后达半年之久。期间袁可立连续上疏七次请辞，但直到天启四年方“得旨予告”。袁可立的传记资料对此也有详细记载：

“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公请告，疏凡七上，始得奉俞。及归之日，角巾野服，口不言功。灭迹岁用，无少侘傺，得大臣退居之体。”（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⑩

“公抗疏乞骸，上意尤难其去，至七恳始得旨回籍。”（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⑪

“请告，凡七上，乃得归。”（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明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⑫

袁可立去世后，包括首辅孔贞运在内的当世朝官在给袁可立所做的传记及行状文里，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袁可立在遭受由东林和阉党同年抱团攻击的半年时间里，连续上了七疏向天启皇帝请辞，可惜迟迟没有被批准，最后是第七次请辞被批准了。《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记载李乔仑的攻击完全是“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在后始谢归”。袁可立自己在至今现存的山东蓬莱阁《甲子仲夏登署中楼观海市》诗文刻石自序中也明确记载了“甲子春，方得旨予告”一事，离职登莱巡抚的时间是明白无误的。

同年集团和毛文龙在袁可立离职风波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于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一说，多种资料是明确记载了兵科给事中方有度的首疏袁可立是受毛文龙嗾使的，后来言官抱团相继跟进的动机就耐人寻味了，《剥复录》记载御史李乔仑是受其同乡宋师襄指使才参劾袁可立的。

一向对毛文龙有很高评价的董其昌对此也有微言：“毛文龙者，公（袁可立）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数辇貂参于奥援，求增饷金，求宽海禁，无复吞之意。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

“会毛帅恃功暴横，满蒲、昌城之捷，诞忘殊甚。公曰：‘吾餙报而邀功，扶同以欺君，父臣子义不敢出也！’于是移檄东江，覈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方有度）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后以议觕(cu)毛文龙有蛰公者，夫人欲与归，因公首功，以少司马晋公秩，得诰封三世。封淑人，荫其子。”（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⑬

上述多种由当事朝官所作的传记资料反复在佐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袁可立离任这一问题上，与毛文龙确有干系，尽管袁可立的被迫离任给毛文龙本人带来了大麻烦和后来的不测，可以说毛文龙是袁可立离任登莱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给蒸蒸日上的登莱防务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然这些结果在当时是毛文龙和大明朝廷所始料未及的。

还有一份历史文献和袁可立的多种传记资料可以互为印证吻合，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皇明天启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晴。……都督使门子请宴，馔品极丰，优戱具呈，盖示其接遇之厚也。杯酒间，都督（毛文龙）言：‘皇子已于六月薨逝，而登州抚台袁可立与俺不相能，致有科参，新抚台武之望已替其任云。’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⑭朝鲜使团这种流水账式的实录记载，详尽而具体，尤其是还和后来这些袁可立传记资料内容不谋而合。从中可以看出，毛文龙对袁可立奉旨核查满蒲、昌城战报受到攻击被迫离职一事还颇有得意之色，然几个月后随着新任妇科名医武之望巡抚的到任就让他知道啥叫悔不当初了，这个武巡抚让他尝尽了苦头，这时候即便再想起袁可立的好处也已经是噬脐莫及了。

上述记载还同时注明了朝鲜使官自己的意见，从“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这话来看是不相信单凭毛文龙的力量就能把登莱战区长官袁可立赶走的，“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也只能说明大抵证实了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这回事，当时朝鲜使官未必就知道有至少六名进士同年结伙抱团趁火打劫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龙和袁可立的矛盾，连续轮番多次攻击袁可立长达半年之久，更不可能知道这多名同年结成团体攻击袁可立的真实目的何在。

现在看来，袁可立在很大的压力下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报使二人产生矛盾并被人利用发酵最终导致袁可立下台，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无一赢的结局，甚至可以说自此成为辽战总局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也不为过。所以即使是总体肯定毛文龙战绩的董其昌在谈到袁可立离任登莱这个事情上对毛文龙也是持有非议的，至少毛在策略和结果上都是全盘皆输的。因为袁可立是前后几任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最大的一任，袁可立一直为东江毛帅鼓与呼，募兵筹饷，殚精竭虑，到下台八个月后还在朝中为毛文龙摇旗呐喊。他说道：“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346页）⑮从上述记载时间看，天启四年十二月，已经是袁可立离任登莱巡抚八个月后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呼吁。甚至连满人在“文字狱”中编修的《明史》都对袁可立褒贬道：“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⑯

天启三、四年正处于东林和阉党矛盾总爆发的前期，毫无节制的党争和言官妄自攻击的激烈程度已经严重干涉到了正常的军政秩序，有观点说明亡于党争症结就在于此，不愿意参与党争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攻击成为必然，或者说已经是有人为党争盯上了登莱巡抚这个位子要除之而后快。核查毛文龙战报也许只是导火索而已，袁可立在外臣压力下例行公事对毛文龙战报进行核查，但毛文龙误判形势反映过度没有和袁可立抱团应对危机却丛勇个别言官扩大事态弹劾赶走袁可立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也许是处于重大危机之下二人勾通和处理危机的瓶颈出现了问题，于是毛文龙对袁可立采取了防卫过当的激进反弹，结果就造成了袁可立的离任和毛文龙自己的下坡路局面。袁可立离开登莱八个月后冠带闲居，仍然没有忘记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耳闻目见，言辞恳切，至今读之虽历经数百载仍令人动容，也许是他担心自己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朝堂能帮到这个他亲手扶持起来的东江毛帅，也许是他已经听闻到了新任登抚对毛文龙的多方刁难威胁到了他苦心经营过的登莱防务，于是在拼尽最后力气上了这个替毛文龙背书“屡获奇捷”的请功题本，足可见袁可立对登莱和东江毛文龙的纵深布局和抱负之大，这样从袁可立的意犹未尽看来无可奈何的离任对登莱乃至辽战总局都是一个重大损失。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登莱不能没有袁可立，东江也不能没有毛文龙，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就是有这种特殊作用，类似于自然界的天敌现象，这是不能以口号和情绪来代替的客观存在。后来的己巳之变和登莱兵变的后果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偶然，就是打乱东江制衡的直接结果，就像我们身体的关键部位得了病在技术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只能采取保守治疗一样，毛文龙不能大动就是当时的一个命门和死穴。明崇祯六年，就在那天崩地解的登莱兵变结束当年，闻变后心力交瘁的袁可立死于老家河南睢州。

至于在袁可立离任这个事情上毛文龙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后来那些别有用心的同年言官们扩大化利用了袁毛二人的矛盾做文章则是毛文龙自己也根本控制不了的，说是引火烧身毫不为过。史料表明袁可立在任期间登莱防线一改之前颓势，竟然罕见地向前推进了数百里。登莱巡抚原本是为牵制后金而设，袁可立诱降刘爱塔发动的未遂政变却收回了后金占领多年的南四卫大片土地，实际上已经将登莱战区变成了紧邻后金腹地的一个前沿根据地，这在明末与后金交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在此无意于纠缠太多毛文龙的其他是是非非，但袁可立离任登莱后毛文龙祸不单行直至身死非命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毛死后紧跟着后金就兵临北京城下，这是自明与后金交恶十年来第一次悍然兵临京师，毛文龙的东江牵制作用亦不言自明矣！朝鲜沦陷，登莱兵变直至防务土崩瓦解，却是一连串相互连贯的因果事件。至少从结果上已经非常明白地形成了这个结点，而这个结果也再次明白无误地证明前后几任巡抚和袁可立在登莱的作为相比是高下立见的。袁可立是一个重海防顾大局敢交战的战略型人才，同时从现存孙承宗文集书信记录看袁可立和孙承宗二人有很好的私交，如果袁能在登莱再多坚持几年，就能看出其战略纵深。迹象显示，有他在登莱镇守，后金就不敢深入腹地一步，甚至是被逼得往后步步退出南四卫，望阙京师则更是痴心妄想。

这些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组成的的利益集团疯狂攻击袁可立，必然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利用了毛文龙和袁可立的矛盾并且做大推波助澜，而毛文龙却蒙在鼓里以为失自己是赚大发了，卖了自己还帮别人数钱。为什么只有这一年的同科进士抱团在一起，其他年份科别的进士们为什么没有参与进来。还有山西籍的宋师襄嗾使自己老乡李乔仑对袁可立发起攻击，而这两个晚辈同乡又都是袁可立的继任者武之望的近老乡，这中间的诸多连贯和巧合之处充满了太多的趣味和未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缺乏更具体明确的文献资料来加以深度证实和梳理其中的脉络内涵。

前时见今日头条有篇署名文章《如何评价明四朝元老袁可立？》，对袁可立的军工政绩评价颇高，但在收尾处却不无遗憾地抱怨道：“在国家危难多事之秋，（袁可立）七次请辞，选择功成身退，对国家的的战略大局造成消极不可挽回的损失与影响。如在他请辞之后，战功赫赫的登莱水师统领沈有容也同时选择身退，致使明军罕有的忠诚猛将张盘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应该说，这篇文章对袁可立在此处的抱怨从结果上是符合史实的，袁可立七次请辞确实存在，并在其请辞离职后给登莱防线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但袁可立的请辞按照当时的常规和礼制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和背景，这在本篇里可找到多处注脚，这也正是本篇的主题所在。当时言官一窝蜂轮番攻击造舆论，开始阶段是天启皇帝出面为袁可立打了抱不平顶回去，但袁可立如果在此事上没有点姿态在当时官场似乎也说不过去。尽管皇帝和当时的登莱防务需要他继续留任，但同年言官的轮番轰炸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任了，请辞是唯一的选择，只能说当时的恶性党争确实是误国的。

袁可立身陷东林和阉党两面攻击的尴尬

从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的弹章“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看，当时其所攻击的目标就已经包括东林大佬孙承宗“伏乞皇上敕该部分部两镇汛地，酌给登镇（沈有容）兵丁，敕登莱抚臣（袁可立）用心料理，仍令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的战略总局主张，包括丧服和喜服换着穿给喜宗哭丧又给九千岁拜祠两不误高喊“士类共羞”的著名阉党宋祯汉也一并加入到攻击袁可立的队列中以捞取我们迄今都未能详知的某种政治利益，说明这帮人关键时刻可以放弃党派之争，实现搬倒袁可立这个共同的现实愿望对他们则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袁可立在辽东是少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的战略指挥官，在登莱三载，他继承了戚继光“水师先习陆战之法”，经常组织明军对后金进行奇袭和登岛夜战，可以称之为中国“海军陆战队”的鼻祖，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袁可立打造的艅艎大舰已经非常先进了。在收复金州和旅顺后，后金占领的南四卫已大部收归明朝版图。在海上开辟了辽东第二战场，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成一线，把后金封锁在狭隘的陆地疆域内，无法在海防线上威胁到明王朝的国防安全，形成了一道新的军事屏障，令明朝两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和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大大向前推进了战略布置。有东林身份的首辅孔贞运在为袁可立所作的墓志铭中评价其“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可以看出这个崇祯年间的首辅对袁可立在崇祯初年没有复出任事是深感惋惜的，这惋惜，是来自对大明江山的殷殷之情，因为后来这位进士第二名出身的孔相爷在崇祯自尽后因哀痛哭死殉国了。

袁可立一生正直立朝不结党，是古代社会典型的清官廉吏，在苏州和登州两府的名宦祠中都供奉着他的牌位。可在天启三年秋，我们发现攻击袁可立的人中既有东林也有阉党，而且是东林党占居多数。要说魏忠贤一党因为违制干政和袁可立不能相容还可以理解，而在明末最终掌握话语权自我标榜占领道德制高点的东林党为什么也和袁可立过不去呢。从东林党的人员构成看不少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工商业和大地主贵族阶层利益的，私人团体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这可能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袁可立公正立朝，严峻的辽务形势使他厌烦党争，是根本不赞成或者也没有精力参与激进党争的清流实干派人物。

袁可立早年在苏州为官七年，对江南地主阶级垄断国家资源巧取豪夺的弊端是有充分了解的，当年轰动朝野的著名湖州大案富豪劣绅董份案就是他主审的。其中涉及到盐铁之利由朝廷专营这一条更是他胸中酝酿多年的方案，他在晚年复出后所极力主张的“朝廷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九边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可能就已经触犯了一些代表大地主和商业财团利益的东林党，要知道盐铁、药品、矿产这些战略资源，在当时是很多富豪权贵的滚滚财源，袁可立要求国家专营这些资源就等于是和权贵阶层玩命争利，仅凭这一条东林的激进保守派就会想玩死袁可立。当然，几百年后的我们怎么回放前朝往事都免不了雾里看花，深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谜团正是我们研究的兴趣所在。

晚年的袁可立集中精力于辽务，反对“比非植党”也和为党争而党争忙于选边站队的东林党激进派格格不入，如此种种都形成了东林和阉党利益集团结伙攻击袁可立的原因。而且从袁可立的东林同年朋友高攀龙的书信里，是可以看出东林党人对袁可立的高度看重和争取笼络痕迹的：“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上）》）⑰“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下）》）⑱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袁可立并没有参与到激进党争中来，反倒是以“比非植党者愧”。

随着历史知识借着网络媒介的广泛普及，更多的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袁可立究竟是什么党，为什么两党都来攻击袁可立？

近年来，随着一些被清代定为禁毁资料的先后被发掘，在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一系列问题上掀起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空前争议，袁可立也成了被双方用来攻防的工具性人物，或粉或黑，嬉笑怒骂全凭自己所粉黑的主题而定。粉袁崇焕的人举证袁可立曾经“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以证明毛文龙排斥清流。而粉毛文龙的人则又举证袁可立曾为毛文龙募兵请饷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三朝辽事实录》）且又斥责“会□□（老酋）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并且因此最终被阉党“勒俾致仕”（《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以证明袁可立是从心底支持毛文龙的。崇祯年间的袁可立更是“公自此绝意仕进，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天启帝驾崩后，崇祯帝钦定逆案，发动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铲除阉党运动，按照当时所能追溯到的所有和阉党有关系和交集的记录及蛛丝马迹进行了清算和彻查，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大批和阉党有往来的官员纷纷中枪倒下。而袁可立在这次彻查中不但和阉党没有交集未受到任何牵连，事后还被民族英雄东林人士黄道周称赞为“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但在现今所能见到的东林党籍名录中，也没有找到袁可立的名字。

袁可立的党籍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现今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文献资料记载其在立场上和阉党是对立的。但也有处江湖之远的民间资料《剥复录》记载其和阉党有交集的。在后来的修史过程中，东林占领了制高点和话语权，加上满清的“文字狱”，一些关于东林和阉党的记载是被大大扭曲的，而后来的文人更是随意把阉党问题作为一个脸谱符号发挥到极致，非黑即白，有点类似于上个世纪的文革和右派事件。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记载袁可立“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这可以看作是袁可立反对“比非植党”根本不热衷参与党争的最原始和权威资料。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晚年复出后的袁可立公正立朝，没有私心也没有结党的需求，虽然在基本立场上反对魏忠贤的干政违制，但严峻的辽务形势终使其厌烦党争和埋头实干。

记载其倾向东林党的大量资料

与袁可立同朝为官的董其昌在《节寰袁公行状》中记载道：“丙寅，历升本部左侍郎。三殿大功方兴，兵侍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窃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袁可立）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袁经略遣人为□□ 吊祭，公恨其辱国非计，颺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

东林人士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记载道：“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崇祯年间首辅孔贞运在《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说：“适当阅视三殿大工。逆璫谓其轧己，俾逻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而无可乘借。推南户部尚书，传票致仕。”

清顺治十八年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继而告病归里，于天启六年起升兵部右侍郎，随转左侍郎。未一载，以忤逆珰加本部尚书致仕。”⑲

更有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在与袁可立的书信《答袁节寰中丞（二）》中说：“事穷则变，变则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记载不胜枚举，可以籍此看出袁可立和东林党人士密切过往的痕迹种种。

清代，曾经参与纂修《明史》的总裁官汤斌应该是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尚未经过“文字狱”清洗的部分明代原始档案的，他在自己纂修的《睢州志•袁可立传》中更是记载了袁可立和阉党对抗的言语和细节：“时逆珰窃柄，可立叹曰：‘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廷推南部，珰以可立有意远已，於是加尚书衔，致仕。”20而且这个细节和作为当朝当事人董其昌为袁可立所作的《疏林远岫图》题词“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 21 内容是高度吻合的。

记载其和阉党有交集的仅见一例野史孤证资料《两朝剥复录》

《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天启五年十一月，袁世济升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可立为御史李乔仑劾归，夤缘复起。袁世济无考，疑“袁”字为“唐”字之误也。世济为兵部右侍郎，见上。此自右改左，削升字疑作转，俟考。可立以天启三年为登莱巡抚，宋师襄曾疏论其当去不去。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在后始谢归，又以媚珰故复起用兵侍也。乔仑见上。”

《剥复录•卷之三》：“天启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贤馈遗甚厚，可立见二卷。以刘廷元为南京户部尚书，陪廷元者黄运泰也。廷元说珰谓金陵重地，愿往收其人心，珰喜而用之。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于是忠贤推戴之势成矣。”22

按《剥复录》作者吴应箕是典型的东南籍东林利益中人，且一直居于民间，庙堂事本非其亲身经历，而且上述这两段资料没有按照其书的一贯原则“不去描述事件，而是用各种各样丰富详实的档案材料，主要是群臣的奏疏来说明问题，使清浊自现。”上述关于袁可立的记载并未见其载明消息来源，或源自道听途说或是自己想象亦未可知。

首先是袁可立任职登莱巡抚时间是天启二年四月，并非其所谓“可立以天启三年为登莱巡抚”，并且袁可立在“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癸亥就已经被“叙东省平妖功，袁可立进兵部右侍郎。”（《明熹宗实录》）在当时军事人才奇缺的形势下，由少司马巡抚“用廷推起兵部右侍郎”也太正常了，是不是还需要“以媚珰故复起用兵侍”尚需要有更明确的资料来源加以印证才能成立。

再者是“天启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贤馈遗甚厚”条的记载也明显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国榷》：“十一月二十二日辛卯，刘廷元为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进尚书衔致仕。”《四库全书•东林列传》:“（十一月）己丑，赐魏良卿宁国公铁劵。袁可立致仕，以刘廷元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23这个时间段袁可立正任兵部左侍郎，去南京任虚衔尚书也未必就是美差，实际情况是虽然袁可立有南司农之廷推却最终因为忤逆了魏忠贤未实现去南京赴任户部尚书就被魏忠贤“进尚书衔致仕”直接撸官了。

上述这两段资料来源不详又颇多舛误，而作者吴应箕在当时不过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未经贡举，没有亲历和参与天启朝事件的资历，所以我们对这段孤证资料既不能证伪，又和大量当事人既有文献资料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之处，在此只能存疑待考，有待更多的资料去佐证和厘清始末。

袁可立是既非东林又非阉党的清流务实派

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一党作为代表皇权利益炙手可热的实权派，袁可立深处其中没有丧失知识分子大节为魏忠贤“赞导、词讼”甚至“建祠”就已经算是难得的清流了，后世人如果非要去臆测当时的一个督抚枢佐级人物是否和魏公公有过招呼寒暄的情节发生过，那也是后来人的思想自由，况且作为和袁可立同朝共事过的史官董其昌在当时很多当事朝官都还在世的情况下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记载袁可立“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窃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袁可立）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节寰袁公行状》），足以说明袁可立对魏忠贤的违制之举是有高度警惕和避讳的，并最终惹恼了魏忠贤而被再次罢官。

对于袁可立的上述经历，董其昌非常惋惜地感叹道：“不于毛帅、魏珰之世，得独任行意，展布四体，韩、范功名，岂顾问哉！”言下之意就是袁可立如果不是遇到了毛文龙和魏忠贤这样的特殊事件，建立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丰功伟业是不在话下的。

袁可立早年因为锋芒太露遭贬回家二十六年，大好时光成蹉跎。论其一生，“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讨厌党争想干点事也许已经是最接近其晚年人生的真实写照。

也许正因为袁可立不参与党争才引起了到处拉邦结派激进东林人士的忌恨，不过这从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他埋头节镇登莱的最好成绩，从而使其成为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进行特祀的一任巡抚。

天启末年，魏忠贤一党作为当时帝国利益代言人专权到了巅峰状态，袁可立的进士同年高攀龙及大批故交同僚相继遭受迫害，在东林处于极端低潮的危亡关头，与东林党高层交往颇深，甚至东林党魁高攀龙临终前夕在给同年袁可立的诀别信中说“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是有不小遗言和托付性质的，这时候的袁可立又天然具备了东林党特征，最终招致阉党排挤被罢官出局也就成了必然。但仍然不能说这时候的袁可立就是东林党，因为在激进东林党看来不和自己明确站队参与派别斗争中来的袁可立又太像阉党了，这些人是非此即彼的，所以袁可立受到东林激进派的攻击也就不足为怪了。袁可立什么党都不是，却又遭受两党排挤，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正是想沉下心来干点事的袁可立处境的窘迫和悲哀。

同样，从今天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历史小氛围看，袁可立的历史现实环境与天启年间党争时期竟然有惊人的相似和尴尬之处，这种尴尬现象也许会令今天的人们更容易理解袁可立在几百年前历史旋涡中的孤独和难堪处境。袁可立因为反对过袁崇焕议和全力支持毛文龙而受到毛文龙粉的高调拥护，但他最后因彻查毛文龙虚假战报而引起的风波又使一些激进毛文龙粉所难以接受。同理，绝大多数的理性袁崇焕粉对袁可立的积极海防战略和主动敢战精神是予以高度肯定的，但袁可立作为所有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这个结果和角色又使其对袁可立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是是非非，各有所见，但沉淀下来的历史客观却不容易被改变。袁可立作为苏州府明清两代近两百位小推官中唯一被入祭名宦祠和文天祥、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大吏同列于不朽，晚年又成为登莱十四任巡抚中唯一被登州人民祭入名宦祠进行特祀，铸成了袁可立为宦生涯的丰碑和最终定格。而后来陆时化因为收入袁可立行状文遭受清朝毁版和牵连的《吴越所见书画录》又使袁可立的诸多事迹长期被隐晦在历史的沧海中不能为世人所知。

限于所见资料，如果非要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给袁可立选边站队，按照历史科学的原则，我们这些四百年后的人实在无能为力找到更明确的优势资料为其制作脸谱划分党籍。

明亡的原因非一言所能尽，抛开东林和满清“文字狱”左右话语权先入为主的狭隘和片面，让我们重新根据零星的残存资料重新梳理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党争绝对是加速明亡的恶兆和毒瘤引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明亡这一大事件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凭心论事，如果都能像袁可立一样把国家正事放在心上，做到远离“比非植党”，则明朝国祚也许尚不至此。

引用文献资料名录：1明黄道周《节寰袁[ii]公传》 2《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③朝鲜《燕行录全编》 ④明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⑤明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⑥明孙承宗《答袁开府节寰》 ⑦明谈迁《国榷》 ⑧明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⑨明文秉《先拔志始》 ⑩明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 ⑪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⑫明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 ⑬明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 ⑭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 ⑮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346页 ⑯清张廷玉《明史》 ⑰明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上）》 ⑱明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下）》 ⑲清《睢阳尚书袁氏家谱》 20清《睢州志•袁可立传》 21明董其昌《疏林远岫图》 22明吴应箕《两朝剥复录》 23《四库全书•东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