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肃宁人。万历年间自宫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朱由校母王才人典膳。通过巴结王安名下魏朝,使魏朝多次在王安面前夸赞他,“安亦善遇之”。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是定兴人侯二之妻,十八岁入宫,两年后丧夫,与魏朝私下相好。及魏忠贤入宫,又与相通,“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与客氏皆受宠,客氏尤甚。“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子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

朱由校即位后数月的一个晚上,“忠贤与(魏)朝争拥客氏于乾清宫暖阁,醉詈而嚣,声达御前”,接着“俱跪御榻前”听朱由校裁决。朱由校知客氏心向魏忠贤,“乃退朝而与忠贤。忠贤卒矫旨发朝凤阳,缢杀之”,从此魏忠贤“得专客氏”。“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诮责”,于是客氏与魏忠贤“大恨(王)安”。遂决定对之加以打击,以至杀害。王安在朱由校即位时帮了忙,也受朱由校的重用,但不如客氏、魏忠贤更得宠爱,这决定王安在客、魏欲加谋害之时,无法逃脱厄运。在客、魏的活动下,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二日,王安被“降作净军,发去南海子,看守墙铺”。魏忠贤又以太监刘朝任南海子提督,使找机会杀掉王安。刘朝,是李选侍的“私阉”,在李选侍移宫时曾因“盜库”而下狱,后被“宥出”,对王安不满,因而被派担任此事。刘朝到任后,“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时为是年九月二十四日。

此后,客氏与魏忠贤“尽斥(王)安名下诸阉”,朱由校对他们更加深信不疑,“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又受命“总督东厂”,势更烜赫。④客氏与魏忠贤之受重用和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是由于立过战功,也不是因为具有治国才能,完全是由于宠幸所致,因此,当时的正直派官吏对此不予支持,相反,一有机会即加反对,绝不与他们拉拢关系。如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朱由校正式举行婚礼,立张氏为皇后,刘一即借机上言,“请遣客氏”出皇宫。时朱由校“恋不忍舍”,说:“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考(指光宗)大葬后议之。”九月,光宗“大葬毕”,刘一燝马上“请遵前诏”行事,朱由校不得已,“始遭之”。只是由于客氏出宫后,朱由校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才不久“宣谕复入”。

再如魏忠贤为了与赵南星拉关系,“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赵南星却拒绝接受,“麾之去”。与正直派官吏不同,喜爱投机的邪恶派官僚对于客氏、魏忠贤的态度,则往往是尽量投其所好,以便寻求靠山,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如“性俭邪”的东光人、给事中霍维华就是如此,魏忠贤之谋杀王安,就是得到了他的主动帮助。史载:时“(王)安循例告病,拟邀温旨即出,有阉陆荩臣者,霍维华戚也,通信维华,谓(王)安与(魏)忠贤适当水火,有隙可乘。(霍维)华遂出疏参安……(魏忠贤)遂矫旨允告,随降谪南海子,缢杀之”。再如“庸劣无耻”的昆山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顾秉谦,与“阴狡”的南乐人南京礼部侍郎魏广微,也皆在这时“谄附”魏忠贤,遂于天启三年春当上了大学士。

由于正直派官吏及邪恶派官僚对客氏及魏忠贤的态度截然相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造成魏忠贤一开始就与邪恶派官僚勾结在一起,而且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腐朽的政治集团。由于这个集团的首脑魏忠贤是个太监,所以投靠在他周围的邪恶派官僚被称为阉党。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谋取私利,魏忠贤集团从其形成之日起,就不断找机会向正直派官吏发动或大或小的进攻。截止到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这种进攻主要有如下两次:一次是天启元年冬到二年春,由于大学土刘一爆、吏部尚书周嘉谟咸恶霍维华奸邪,“用年例”出之为陕西佥事,霍维华的同党给事中孙杰即弹劾他们,说:“维华三月兵垣无过失,一燎、嘉漠仰王安鼻息,故摈于外。”魏忠贤见疏大喜,“立逐两人。

一次是天启四年四月制造了汪文言下狱之案。在光、熹之际,汪文言通过与王安的关系,继万历末年之后,继续在朝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史称“(是时)外倚刘一爆,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汪)文言交关力为多”,这使“正人颂其功”,而邪恶势力心甚恨。及“客、魏既杀王安”,时任顺天府丞的邪恶派官僚邵辅忠遂劾文言,褫其监生。既出都,复逮下吏,得末减”。汪文言不因此而退缩,此后“益游公卿间,门外之辙愈众”;大学士叶向高用之为内阁中书;魏大中(嘉善人,曾从高攀龙受业,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元年擢工科给事中,天启二年议红丸之时,力请诛方从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论郑国泰倾害东宫罪,后迁礼科左给事中,是著名的东林人物)、韩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皆与往还。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的这一案件,完全是魏忠贤集团为了打击汪文言及与之有广泛联系的其他正直派官吏而蓄意制造的。制造这一案件的主要当事人是怀宁人阮大铖和天启时任给事中、与傅应星及东厂理刑太监傅继教以兄弟相称、先于阮大铖投身于魏忠贤集团的傅櫆。阮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时因老乡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即倚之为重。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于是阮大铖心中怨恨,即通过傅櫆与傅继教等挂上线,加入魏忠贤集团,并通过“中珰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然(大钺)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吏科都给事中之职终于落到魏大中头上,时为是年四月十八日。

对这一结果,阮大铖是难以接受的,他怀疑是左光斗和魏大中暗中捣鬼,遂由他“主谋”,由傅櫆出面,于同月二十二日递上了奏疏加以弹劾;由于抓不住确凿的证据,即在奏疏中以二人与汪文言相“交通”、“肆为奸利为借口而发难。时魏忠贤见疏大喜,认为是广泛打击正直派官吏的好机会,“立下文言诏狱”。但魏大中、左光斗当即上疏力驳,武定人御史袁化中等正直派官吏纷纷上疏为左、魏辩白。大学士叶向高也上疏说:“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暧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并力求速罢其官。面对这些辩驳,魏忠贤难以应付,更“惮向高旧臣”,不便深究,遂“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

最后,汪文言也没有受到过甚的处罚。因为当时魏大中曾请余姚人、正直派官吏御史黄尊素加以营救。黄尊素与掌北镇抚司事指挥刘侨“颇善”,黄受魏大中托后,对刘侨说:“文言不足惜,使缙绅之祸由文言,不可。”“侨颔之”,因而从轻发落,汪文言只被“廷杖褫职”而已。魏忠贤集团在这个案件中虽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但已经显露出其广泛罗织、打击正直派官吏的狠毒意图,这反映出这时它已是严重威胁正直派官吏的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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