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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建立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之初就經常強調，要建立強有力的反間諜關係，要廣爲選擇，大膽使用，各盡其才，在可控的工作實踐中考驗。即著名的“拉出來”手段，設法將敵方重要部門人員爭取過來，爲我提供祕密情報。

中央特科成立不久，他便根據彙報，認真研究並批准特科在國民黨專業反共中樞機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此時還是密查科）中，拉出了中共情報系統中第一個重要的反間諜關係，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溫（鮑君甫）。楊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關係，多次提供了國民黨特務行動部署和隱蔽在中共內部的叛徒、奸細情報，幫助被捕的任弼時、關嚮應等同志獲釋，對保衛黨中央、清理內奸、打擊敵特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爲中共情報偵察系統歷史上爭取、運用祕密反間力量的一個最早的成功典範。

楊登瀛

鍛造了一支堅強的隊伍。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周恩來對進入特科的工作人員不僅嚴格考察，歷史上進行了兩次整頓，純潔了隊伍，並把一批經過長期訓練和鬥爭考驗、對黨絕對忠實的優秀同志補充進來。爲不斷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素質和對敵鬥爭能力，周恩來還在條件極爲險惡的情況下，爲特科舉辦了訓練班。他親自爲學員作政治報告，講對敵鬥爭政策原則、祕密工作紀律，並對學員進行祕密技術的訓練。通過訓練，學員提高了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他們具備了事業無限忠誠、勇於獻身的政治和業務素質，成爲以後中共祕密工作的骨幹力量。

對中央特科的性質和特點，至今仍衆說紛紜。

“接近中國幾世紀來祕密團體慣用的形式”（〔英〕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1898-1998》，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更多的是說特科是“仿造”蘇俄的相關組織機構。但是，如果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我們已知的中共情報系統史料，還是會分析出特科獨具特色的情報保衛組織，是周相直接領導下的中共戰鬥堡壘。

實事求是的說，中共情工戰線的創立確有向前蘇聯學習的一面。周恩來多次回憶過1928年他赴蘇參加黨的六大時，曾爲建立中共情工戰線“取經”，蘇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紹了“契卡”的三項任務和一條原則，即打入敵人內部蒐集情報、籌款、制裁叛徒（訪問羅青長談話記錄，1997年6月26日）。但是，特科絕不是蘇聯特工的翻版。在工作實踐中，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將俄國地下組織的成功經驗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摒棄了蘇俄情報工作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錢美女誘惑的一些做法。可以說，作爲黨的情報保衛工作專業機構的雛形，周公對中央特科的領導，是卓越絕倫的，和中國馬列主義實踐一樣異曲同工，融入了本國人文和黨務特色。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政治、軍事上獲得迅速發展，決策中樞需要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掌握情報資料。因此，黨的情報工作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形勢與任務，也逐漸發展變化，具有了不同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雖然特科後期在南京和紅軍根據地所在各省建立了軍事政治情報據點和情報關係，但主要還是在上海與幾個敵特機構打交道。與此狹窄範圍相比，抗戰爆發後，中央先後新建或擴建了按地區劃分的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報工作機構，情工據點和人員都大大增加。

1939年2月，組建中央社會部。

1941年9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中央情報部。周恩來作爲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整個情報戰略、全盤領導了中共的情報工作。

​中共情工戰線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情報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在抗戰特定歷史條件下，周恩來運用唯物辯證法思想，深入分析了蔣介石的歷史與現狀，掌握了其本質和發展規律，指出：因爲蔣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統一戰線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開法定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頁）。所以，雖然抗戰時期中共是合法政黨，但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及時瞭解各方面情報，對於實施黨的抗戰主張、保障中共的統戰思想深入人心的政治形勢爲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時機，也爲情報工作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因此周恩來在通觀全局，全面分析了鬥爭形勢和敵我友各方力量對比後，提出了廣交朋友，“以統戰帶動情報”、“寓情報於統戰中”的思想（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8月。轉引自呂榮斌:《周恩來在國統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周相爲中共的隱蔽戰線任務賦予了新的意義。

整個抗戰時期及以後，中共的情報很大一部分便是來源於贊同中共統戰政策，對蔣介石統治不滿的國民黨中上層人士及社會各界朋友。因此，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周恩來後來曾回憶說：我在重慶時還不是做情報工作。我經常到蔣介石、馮玉祥、賀耀組家，我就從中看出李德全、倪斐君是進步的。。。周相這些思想和他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方針指導下，中共的統戰、情報兩項工作有機協調，相輔相成。使中共獲得更多同情、支援，有效地推動了統一戰線的同時，也瞭解到許多重要情況。楊尚昆在紀念中共情報戰線傑出負責人李克農誕辰90週年時曾引用了他生前對自己的一個評價:“我一生不外乎做了兩件事，一是保衛黨中央的‘警衛員’，二是統一戰線的‘尖兵’。”（《紀念李克農文集》，北京時事印刷廠1989年印刷，第1頁）

​此外，周恩來對派出的擔負特殊任務的同志，大都親自談話、做具體指導。與派到白崇禧身邊後任其機要祕書的謝和賡面談，後又指示，設法將對中共抗戰主張頗爲贊同的桂系代表劉仲容安置在白崇禧身邊工作，做謝和賡的助手，周恩來還當面對他們二人的工作配合做了具體指示。這樣，劉可方便地利用桂系代表的公務身分傳遞謝和賡獲取的機密情報和他自己獲悉的廣西統戰活動的情報。在李宗仁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任中校參謀的楊德華，周恩來曾向他介紹過中共抗戰主張並介紹他去桂系工作。1938年楊利用到漢口參加戰區代表會等機會，幾乎每月一次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等人彙報第五戰區所指揮的50萬地方軍概況，每隔兩三月送一次戰區作戰計劃。這些，對黨及時掌握敵、我、友動態，推動統戰工作起到重要參考作用。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逐步形成了中共情報工作與統戰相結合的獨特風格。

中共地下工作經驗之豐富和成果舉世罕見。抗戰時期，周恩來根據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發展了十年內戰時中央和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具體地、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這是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對情工人員意義尤其重大。

“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職業化。在國統區，情工人員如果沒有職業掩護，不可能做到社會化、合法化，更不用說長期埋伏、獲取黨所需要的情報。周恩來要求每個祕密工作人員都以固定職業作掩護，並按照職業要求扮演各種社會角色，一切言論、行動、服飾都要同本身的職業地位相稱。他指出:“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只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63頁）。

顧順章叛變後專爲培訓國民黨特務寫了《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其中說到了如何從外表破綻及住房外的報警標誌等識別共產黨員，周恩來指示情工人員透徹研究此書，有的放矢地改進隱蔽方法。爲使身分社會化，深入敵特內部，周恩來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對打進敵人內部的情工人員，周恩來要求他們具備、利用自己過硬的專業技術。

傳奇地工女傑沈安娜曾專修速記，又練得一筆好字，於1938年接受周恩來指示，“抓緊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任機要速記。當她提出去延安學習的要求時，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她談話，指出:你有速記專長，別人無法像你這樣打入國民黨核心機要部門。要從革命大局着想，長期隱蔽埋伏下去。“爲了情報工作需要，要甘當無名英雄”（《中國共產黨情報史資料彙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第2837頁;訪問沈安娜談話記錄。1997年7月16日）。沈安娜在險惡環境中艱苦奮戰10餘年，在國民黨此階段歷屆中央全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軍政會議上，她都負責速記，曾記錄過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及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機構的報告，取得了很有價值的情報。如19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加緊策劃第一次反共高潮。會前，她就看到《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關於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的草稿，立即摘要抄送組織。文件正式通過後，她又及時將油印原件送交組織。這兩個文件後公佈在中共《摩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上，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陰謀。（未完待續）

《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部分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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