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雨中的大宋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其疆域东临黄河西抵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至萧关（今甘肃环县西北），北靠大漠，共三十二州。时宋仁宗驭宇，军队承平，中原士卒早已不复昔年柴荣北伐之骁勇，公元1040年三川口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三战三负于西夏，损失惨重。

西夏立国之初一度在对宋作战中连获大胜，这对于自立国之始便生活在北方阴影下的宋朝来说，不啻再西面又树强敌，如果说契丹问题的无法解决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但让党项崛起无论如何都是赵官家自己的错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痛苦、屈辱、求变、图强的声音从喧嚣地方到响彻朝堂，改革似乎势在必行，但问题在于改什么？谁来改？改多少？改掉谁？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来自仁宗一朝，践祚之初的皇帝赵祯就收到了大臣宋祁的奏章，尖锐的指出"三冗三费"之弊，即官员数量多、厢军耗饷多、事务开支多。先看冗官，宋代官制"官、职、差遣相分离"，"官"定品级和俸禄，"差遣"则是实际所在岗位，"职"则是给高级文臣所加的头衔。以包拯为例，公元1056年他出任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其中"右司郎中"是"官"，"龙图阁直学士"是皇帝赏赐的"职"，"权知开封府"才是实际工作岗位。这种制度的好处是皇帝可以用这三套系统灵活赏罚升降，坏处同样明显——人太多了。真宗朝有个差遣的文武官员尚不满万，到仁宗朝就增至一万七千余，英宗时更是突破两万四千人，加之朝廷允许通过恩荫、捐纳、胥吏出职，甚至娶宗室子女等方式来申请没实际差遣的官位，整个官僚机构显得重叠肿胀且效率低下。人数和花销一向是成正比，朝廷除了要支付工资还要承包高官的茶、酒、炭、盐、柴、米甚至随从人员的衣粮，品官的家庭也都成了"形势户"，可减免税收、司法优待、荫补子弟、吸纳田产等，哪怕品官离世其家庭依然享有特权。地主们往往会和官户交易达成共识后，就诈称把田产典卖给官户借以逃避差役、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在这种恶性循环里江河日下，国库空虚地方厢军开始难以为继，军队就开始出现逃漏，军官则隐瞒不报冒领空额工资，时间一长，厢军就只剩虚构的士兵和残存无几的老弱伤病了，这时节若地方一番太平倒还好说，可一旦出现盗匪、流寇、民变、起义，那么厢军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禁军，遗憾的是，论"吃空饷"的本事禁军比厢军玩的更为老练，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哪怕是最精锐的部队都会缺员两到三成，一旦上峰派人来装模做样的检查，底下就临时招募一批百姓、壮丁来顶包，等检查一结束分分钟故态复萌，大把的军费在燃烧，大量的士兵却停留在账面上，西方战事一起，兵不堪战将不堪用，被昔年认爹赐姓的党项人反过来打得哭爹喊娘。

二、兴致太平无太平

庆历三年（1043年）被内外交困弄得焦头烂额的宋仁宗，起用名臣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知谏院以求"兴致太平"。范仲淹时年54岁，此前久在地方任官，因不满权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上书直谏，吕夷简倒打一耙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将之贬黜。遭逢厄运却断不了脊梁，他在致朋友的《灵乌赋》中以报凶乌鸦自比说"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夏战事告急，范仲淹被调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主张坚壁清野，修筑坚城，并招降请求归附的羌族显然是想徐徐而进，但另外一位副使韩琦、统兵将领任福，以及安抚使夏竦都主张迅速反攻，范仲淹苦劝无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好水川一战损兵万余，而趁战乱流落西夏的不得志士人后投西夏凭好水川一战出谋划策官拜国相的张元望着昔年同胞的尸山血海兴致大发的赋诗一首嘲讽宋军"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而范仲淹虽遭牵连降官但仍滞留前线阻敌，眼看宋夏和议，宋廷每年要"赏赐"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每逢节日还要另行"赠予"，在这种背景下再看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下阙"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背后是多少百姓苍生苦痛。而一来二去反倒是这个身体羸弱的文官屡屡逼退元昊，名动朝野。如今朝中改革，仁宗虽不见得喜欢这个诤臣，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才具将之召回京师，范仲淹雷厉风行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确赏罚、缩减恩荫、丈量官户、发展农桑、休整武备等十条纲领，仁宗采纳建议并颁行全国号为"新政"，旨在改变官户把持人才选拔和地方赋税的局面，但也正因改革指向了庞大的官僚阶层，触及了财产、权力分配的问题，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巨大反弹，原本推荐范仲淹的声音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弹劾奏章，把范、富、欧等人斥为"朋党""奸邪"堆满了仁宗皇帝的书案，原本改革的念头在滔天的反对声中开始动摇、改变、覆灭，短短一年后庆历朝臣悉数贬黜，新政宣告失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革新派按理想的政治蓝图设计改革，一上来直接与庞大的士绅集团正面碰撞，结果仓促落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尾大不掉，抱团扎堆地捍卫着权力与财富。庆历六年（104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被贬河南邓州的范仲淹在淫雨霏霏的时节里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再也没有等到后半句实现的那一天。

三、百年无事皆为事

当短暂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北宋富国强兵的步伐一度停滞，重新开启局面的人想来世人皆以熟知——王安石。自幼聪颖，青年为官，勤政爱民，心怀天下，人生的前三十五年他仿佛是个标准得过了头的士大夫，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仁宗嘉佑年间他已由地方知州调入三司任度支判官，和一批年齿相仿的青年官员交情甚笃，比如宰相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参知政事韩亿之子韩维，天章阁待制司马池之子枢密使庞籍的爱徒司马光等，他们并称"嘉佑四友""往往谈燕终日"如果一切正常，这批人将构成二十年后北宋高层班底协力为政。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王安石也没有混日子的心，他给仁宗皇帝上了道《言事书》指出国朝为政之弊在于各级官僚执行中存在问题"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想要强国必先洗刷吏治，可惜仁宗皇帝已时日无多，很难下决心再兴一场改革，奏疏也石沉大海，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官回家守丧，直到神宗赵顼继位锐意进取他才重回朝堂，这个尚未弱冠的年轻天子御极之初，就顶盔贯甲来到祖母曹太皇太后那里"显摆"自然是想有一番作为。他下诏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以师徒之礼相待，后者投桃报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份名称看起来如此佛系的奏章比之多年前仅停留在吏治层面上的《言事书》更加犀利，而今大宋对外"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国内每逢"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庙堂之上"监司无检查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这哪里是"百年无事"分明是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的掩耳盗铃罢了，想要解决必要改革，必须变法。

之后的事情便家喻户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年）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推行全国，结果庆历年间的戏码再次上演，庞大利益群体开始反弹，吊诡的画面一幕幕上演，放高利贷的大户指责给农民低息贷款的青苗法是"与民争利"，垄断地方物价囤积居奇的商户咒骂跨区调控经济的均输法是"唯利是嗜"，占据地方半数以上田产的官户弹劾清退占田厘清税赋的方田均税法导致了"讼牒纷如雨"，总而言之一句话：新法妨碍他们捞钱了。"嘉佑四友"中的另外三人皆世家出身，此时自然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司马光更是写下《与王介甫书》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要求恢复"祖宗之法"。面对昔年老友撕破脸的文字，王安石回了一封《答司马谏议书》称"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不为侵官；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他痛陈满朝衍衍诸公"不恤国事"却"汹汹然"反对变法革新，这时节倒是久任宰执的文彦博一语道破天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事实证明可能连皇帝也认同这种说法，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次年虽短暂复相但指向官户、大户、商贩的新法皆步履维艰，很快再度下野。虽然离开京城时带着看似荣耀的"舒国公"头衔，但三年后改封"荆国公"却暗合《诗经·鲁颂·閟宫》中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宣告这位改革者正式退出朝堂。

相应的神宗赵顼自己走上前台开始调整改革方向，他一边推行推动官制改革缩减不必要的官饷支出，一边对外用兵。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帝与太后爆发矛盾后被囚禁，神宗认为这是机会，点起大军五路伐夏，仿佛只要正常进军怎么会输？事实证明这位年轻的皇帝想的太简单，其一，战争并非人越多越好，部队基数上去，粮秣转运后勤补给就成了难题；其二，五路军队指向不同的战略目标各自孤军深入，缺乏照应但都求功心切；其三，西夏作战最喜欢设伏，而今又在主场，自然先诱敌深入再伺机反扑。宋廷的决策者们当然不会蠢到想不通上述问题，只是对于胜利的渴望胜过了警惕，结果虽然边路拿下了一下要塞但直捣西夏王城的部队被敌军决堤放水杀的大败，西征宣告终止，本来信心很大的皇帝在噩耗下一蹶不振很快撒手人寰，太后高滔滔垂帘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等到小皇帝亲政，又起用王安石的学生章惇重复新法，是为"绍圣绍述"。北宋就在这来回党争的飘摇里等待新的危机。

四、如何面对历史的不同的观点

如今，我们回头来看北宋变法，今人仍然对此抱有不同见解，不仅是北宋年间的变法，引申到如今的历史研究，我们也更习惯于从提取事件的原因，分析事件的内容，总结事件的影响意义入手去认识历史。而众所周知，不同史学家的著作中对某些事件会有不同看法，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换言之，如何认识所谓的主要原因呢？

那我们不妨再以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为例。

首先，微观地看，两件事使得介甫相公心灰意冷：爱子王雱（pang音同乓）英年早逝，副手吕惠卿与自己反目，这让他在熙宁九年辞去相位，所以派系内部成员变动是一个要因。其次，我们将视角延展至整个熙宁年间，神宗最初缺乏推动改革的人手，所以选择王安石，随着变法的展开，一批顺从皇帝心意的官僚进入中枢，这让赵煦可以自己主持改革，师徒行君臣合作告终，所以高层格局影响了变化。再者，整体地看，改革指向了庞大的士绅集团，而改革者如皇帝，如王安石，存在的正当性又来自士绅集团，那么改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拿自己开刀，其结果当然不言而喻。最后走向宏观，灌溉农业文明的内驱是资源向心汇聚，如土地兼并，中央集权，其极端是平复鸿沟等级社会，任何个体群体都难以抵挡这股力量，只有当生产结构巨变，人类文明开始转型，才有些许缔造新格局的可能。

综上所述，内部变动、高层格局、改革基础、文明趋势，到底哪个导致了变法失败呢？其实，历史事件处在复杂的因果网络之中，任何因素在其适当范围内都会产生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不同观点，是学者们凭本事各擅胜场的分析，只要没有过度解读或者强行归因，那么大可全都采信，这又不是考试，何必非要有固定、正确、唯一、主要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