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的暢銷，往往會帶來“跟風書”“山寨書”“僞書”等現象的盛行，這已經成爲出版界的某種“潛規則”。隨着市場的變化和法律的完善，又有了更“高級”、更隱晦的模仿。近日，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一套名爲“那不勒斯三部曲”的新書，就惹上了碰瓷兒的爭議。

近兩年，“IP”成爲文化產業中最熱門的概念，其背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經濟利益。當一部作品或一個母題走紅後，隨即就會出現一系列衍生品，影視行業如此，圖書出版業也不乏類似現象。

一本書的暢銷，往往會帶來“跟風書”“山寨書”“僞書”“攢書”等現象的盛行，出現書名甚至封面設計都極其相似的“雙胞胎”或者“多胞胎”圖書。如今這已不是一個新話題，而是成爲了出版界的某種“潛規則”。

這種“潛規則”危害着當前的出版生態，對整個社會的功利化閱讀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惡劣影響。而隨着市場的變化和法律的完善，雖然盜版現象似乎減少了，但卻有了更“高級”、更隱晦的模仿。

近日，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一套名爲“那不勒斯三部曲”的新書，就惹上了碰瓷兒的爭議。

“撞臉”後的“碰瓷”出版亂象

說起近年來的現象級文學暢銷書，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可謂實至名歸。這部講述那不勒斯兩個女人一生命運的小說作品讓全世界的粉絲深陷其中，創造了數百萬冊的銷量。小說不僅爲埃萊娜·費蘭特帶來文學盛名，也帶動了那不勒斯的旅遊熱，許多喜愛此書的讀者紛紛慕名前去觀光，當地的一些比薩店甚至借用作者的名字做噱頭，賣起了“費蘭特比薩”。去年，改編自此書的同名劇集《我的天才女友》也剛剛在HBO播完第一季，反響熱烈。

“那不勒斯四部曲”

《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劇照

該系列的小說中文版於2016年由“九久讀書人”引進出版，在中國亦收穫了大量粉絲，銷量良好。不過，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又出現了一套名爲“那不勒斯三部曲”的新書，使得許多不明就裏的讀者以爲兩套書同屬一個系列。針對讀者關於兩個“那不勒斯系列”是否相關的詢問，九久讀書人給出了明確回應：兩者並無關聯。

這套新“那不勒斯三部曲”的出版方是白馬時光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三部曲的書名分別爲《那不勒斯的螢火》《那不勒斯的天空》《那不勒斯的黎明》，作者是同樣來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作家馬西米利亞諾·威爾吉利奧（Massimiliano Virgilio）。其中，第一本《那不勒斯的螢火》已經於去年出版，原名爲“美國人”（l'americano），封面宣傳語稱其爲“近十年來歐美文壇的‘燈塔’鉅作”，雖然作品本身還算不錯，但馬西米利亞諾·威爾吉利奧本人在文壇並無這樣的地位。另外兩本書的意大利語名爲Piùmale che altro（2008），Arredocasa e poi m'impicco（2014），原名都與“那不勒斯”並無關係。由此可見，此書明顯是在借用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熱度，出版人彭倫在微博上更是直言此書“碰瓷”。

《那不勒斯的螢火》（2018）和Arredo casa e poi m'impicco（2014）封面

而“那不勒斯系列”之所以被宣傳借用，一來是其敘事本身令人着迷，有着良好的口碑，《紐約客》評論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稱埃萊娜·費蘭特爲“當代意大利最著名的非著名作家”，許多知名作家也自稱是費蘭特的粉絲，這自然給並不出名的馬西米利亞諾·威爾吉利奧帶來了聯動效應；二來是埃萊娜·費蘭特的神祕身份。除了出版方，沒有人知道費蘭特是誰，自寫作出書以來，他/她始終保持沉默，不露面、不接受面訪，20多年過去，人們對費蘭特的真實身份依然充滿了好奇。因此，“那不勒斯系列”在讀者心中構成了某種懸疑性。

當然，這隻能算是“碰瓷式”出版的一個小插曲，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據悉，意大利的另一家出版公司曾出版過一本叫做l'apprendistageniale的小說（中文直譯爲《天才學徒》），不僅書名與《我的天才女友》意大利書名l'amicageniale相近，連封面設計元素和風格也極爲相似。而在去年，社會觀察類著作《低慾望社會》“同名撞臉”事件也引起過不小的爭論。

2018年，市場上一度出現了兩本《低慾望社會》，一本是機械工業出版社的《低慾望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危機與破解之道》（2018年8月）；一本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低慾望社會：“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2018年9月），作者都是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雖然上海譯文出版在後，但譯文稱，9月份出版的纔是真正的《低慾望社會》，只是前者獲得了大前研一另一部作品《讓我們趕走老後不安》的授權，出於營銷的考慮，遂將中文書名改爲更加受公衆關注的“低慾望社會”。而因爲晚一個月上市，譯文版《低慾望社會》的發行受到不少阻礙。

機械工業出版社《低慾望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危機與破解之道》和上海譯文出版社《低慾望社會：“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

還有更爲著名的《人類簡史》碰瓷出版事件。《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是以色列怪才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作品，自2012年出版後，很快暢銷全球。中信出版社引進了其中文版權，2014年出版，經張小龍、羅振宇等互聯網名人推薦，成爲那幾年的現象級暢銷書。但是2016年，市場上出現了另一本《人類簡史：我們人類這些年》，作者署名“亞特伍德”。在噹噹、京東、亞馬遜等各大售書平臺上，兩版《人類簡史》往往出現在同一頁面或相鄰推薦位置，版式設計類似，主標題一樣，英文副標題僅一詞之差，中信版英文名是A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九州版是A shorthistory of humankind，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大量讀者因此被誤導，購買後才發現不是赫拉利的那本《人類簡史》，而是個筆名叫“亞特伍德”的中國人寫的。

類似的書名“碰瓷”書籍還有赫拉利的另外一本書《未來簡史》，霍金的《時間簡史》，阮琦的《魔鬼搭訕學》，都曾有過同名書的混淆事件。前兩年電視劇《羋月傳》大火時，市面上出了一本叫做《大秦宣太后·羋氏傳奇》的小說，很多網友都將其誤認爲《羋月傳》的原著小說。天下霸唱的《鬼吹燈》也遭遇過《鬼點燈》的相似困擾。

除了相似的書名，封面設計方面亦有大量撞臉現象，比如《蔣介石：1887-1975》和《民國總統檔案》。《蔣介石：1887-1975》2011年4月推出，封面經設計者潘振宇、作者師永剛及出版方反覆修改而成，出版後有一陣小小的暢銷。而《民國總統檔案》則是2011年8月出版。將兩書進行對比，會發現從顏色、字形排列到豎版的設計，幾乎如出一轍。2015年，《地圖》（人文版）的暢銷也催生了一本模仿之作《中國歷史地圖》，並在網店捆綁《地圖》（人文版），混用作者信息促銷。《算死人不償命：諸葛亮》也曾被指抄襲《卑鄙的聖人：曹操》的封面設計。童書類書籍《酷貓日記》也因爲封面設計模仿套用天天出版社的暢銷書《笑貓日記》，冒用作家金波之名作序，而受到業界的聲討。

《蔣介石：1887-1975》和《民國總統檔案》

《地圖》（人文版）和《中國歷史地圖——手繪中國·人文版》

雖然有如此多的“碰瓷”出版現象，但因圖書封面設計相似而引發的糾紛並不多見。2016年引起較大關注的一則案例是，中南博集天卷將華僑出版社告上了法庭，認爲後者的《願有人陪你風雨同舟》一書與自己設計、出版發行的《願有人陪你顛沛流離》在封面設計、書名、市場定位上非常近似，構成了不正當競爭。雖然中南博集天卷最後勝訴了，但維權過程的成本是巨大的，而賠償額通常也不會很多，這都使得類似的維權看起來得不償失。且國內目前施行的《著作權法》對封面、封底、內文版式設計、書名的相關維權條文並不明確，即使原作者將對方告上法庭，也難以順利維權。

書名和封面都極爲相似的《願有人陪你顛沛流離》與《願有人陪你風雨同舟》

跟風出版萬象大觀：山寨書、攢書、僞書、名著重譯風

從更爲普遍的角度來說，“碰瓷”出版現象在廣闊的圖書市場裏並不鮮見。喜歡逛書市、書店的讀者大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明朝那些事兒》出版後，往往會看到一堆類似的《老北京那些事兒》《水滸那些事兒》《幼兒園那些事兒》；《水煮三國》成爲暢銷書後，一眨眼又是一堆《煮酒品三國》《水淘三國》《燒烤三國》；《後宮·甄嬛傳》成爲宮鬥劇典範之後，出現了一堆名爲《後宮淑妃傳》《後宮懿妃傳》《後宮瓊靈傳》的後宮系列；如果只是想買一本《新華字典》，卻發現《新華字典》的版本也是如此之多，讓人搞不清楚到底哪本是正版，關鍵是它們的封面裝幀還是如此相似，讓人乏味而氣惱。

類似的“搭便車”“蹭熱點”現象層出不窮，甚至以“多胞胎”方式連體推出。以《誰動了我的奶酪》爲例，當年此書引進國內短短几個月，便達到上百萬冊的發行量，隨之便是《我的奶酪誰動了》《我動了誰的奶酪》《誰敢動我的奶酪》《我動了你的奶酪》等書籍的爭相湧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奶酪金字塔的魔咒》（2011），東方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贏在新媒體：誰動了傳統媒體的奶酪》（2007），這些書的內容和《誰動了我的奶酪》基本都沒有太大關係，但都借“奶酪風”造勢，銷量良好。到後來，市面上甚至出現《誰動了我的稀飯》《誰動了我的肉包子》等“衍生品”。

影響無數人的“哈利·波特”系列自然也不能倖免，曾湧現過的奇葩盜版書有《哈利·波特與大漏斗》《哈利·波特與避水珠》《哈利·波特與黃金甲》《哈利·波特與豹走龍》《哈利·波特與瓷娃娃》《哈利·波特與葉利雅》……這些名字如今聽起來搞笑，但在我們天真無知的年代，不知有多人入了坑。又比如澳大利亞暢銷書作家朗達·拜恩的《祕密》出版後，迅速出現了《祕密全集》等8個版本。此外還有“老照片”系列、“厚黑”系列、《狼圖騰》系列、哈佛系列等等。

朗達·拜恩的《祕密》與某一版本的《祕密全集》

這些書，我們稱之爲“跟風”，甚至是“山寨”、“盜版”。“山寨書”多以暢銷書爲拷貝、複製目標，或假借書名，或假借作者，尤以成功學、雞湯學、養生類、家教類書籍爲重災區。我們能想到的工商界著名人物，像李開復、馬雲、史玉柱、柳傳志等，還有卡耐基、喬布斯之類，都有一串同名山寨書。提到“盜版書”，不得不提及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幾乎是我國盜版史上的世界級事件和文學史現象，在正式授權之前，《百年孤獨》的盜版影響了中國一代作家。但這是極爲少見的正面例子，大多數的盜版書還是令人感到氣憤。盜版類書籍常常假借地方出版社之名，比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就常常被冒名爲兒童類盜版書籍的出版方，對此，地方出版社因爲地域的限制無力維權，也很無奈。

關於山寨書鼻祖，也不得不提及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地攤文學經典——金家公子系列“金庸新、金庸全、金庸巨”和草書古龍系列“古尤、佔龍”。想當年，不知有多少人被“金庸新著”所迷惑，以爲是“金庸”的新作，高興地買回家，甚至“津津有味”地看完，其後才後悔不迭地發覺，原來作者是“金庸新”。這個“金庸新”說起來也算是一段童年回憶，雖然其作品遠不及金庸，但還是有廣大讀者心甘情願地主動跳坑，其代表作《九陰九陽》、《大俠風清揚》等，曾一度成爲中小學生課堂傳閱的首選讀物。

“金庸新著”《九陰九陽》

但“金庸新”之類多少還算得上是“原創”，市面上還有更多惡劣的“攢書”和“僞書”現象。

有時候，出版方對熱點的捕捉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往往是，拙劣的模仿者接踵而至，根本顧不上圖書質量。《舌尖上的中國》大熱後，出版界很快誕生了一個龐大的“舌尖家族”，如《舌尖上的江南》《舌尖上的故鄉》等，大多爲資料整理彙編，東拼西湊一些圖片，內容幾近廣告，模式化、複製化生產痕跡明顯，因出書速度快且成本低廉而成爲許多出版商的選擇。這就是出版界的“攢書”現象。有位名叫“斯凱恩”的作者，從2010年起出版數本有關金融學和經濟學的書，且在京東等網上銷售渠道頗受好評，但在豆瓣上，不少讀者質疑其有攢書嫌疑，且作者名字也有和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混淆的嫌疑。

談及“僞書”，2004年機械工業出版社的《沒有任何藉口》是個典型案例。該書在國外有英文原版，但國內這個署名爲費拉爾·凱普的作者，在美國出版商協會查無此人，後來經過證實，費拉爾·凱普實爲北京某策劃公司的自由撰稿人。還有一本名爲《執行力》的書，該書作者、所謂的哈佛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保羅·托馬斯”並不存在，實則是書商憑空製造出來的噱頭。還有本假冒普希金之名的“僞書”《普希金祕密日記》，號稱是普希金生前用密碼所寫，書中內容主要是私房祕聞、性史告白。但據學者考證，其實這本《普希金祕密日記》的真正作者是俄羅斯作家朱哈依爾·阿爾馬林斯基，而非普希金。

在僞書中，有一種現象是“影子作者”。2009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學名著作品，無論原著是用哪種語言寫成，譯者署名都爲“宋瑞芬”。網友戲稱其爲“中國最牛翻譯”，並對其語言能力發出質疑，繼而其身份真實性也受到質疑。這便是翻譯界的“影子作者”，很多作品的署名皆爲同一個不存在的人，其背後是整個槍手團隊。還有“虛擬譯者”，即借用已有譯本，進行中譯中，複製、粘貼、切割、拼湊不同譯文，產生“新的譯本”。如中國婦女出版社的《綠山牆上的安妮》曾因此被譯者馬愛農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告上法庭。甚至有些圖書還會使用假冒的知名譯者姓名，如一套署名“馬愛儂編譯”的世界經典兒童文學名著作品，這個“馬愛儂”與知名譯者“馬愛農”名字極其相似，很容易混淆。

關於“僞書”，也鬧過不少笑話。作爲現象級寫作者，非韓寒所寫、但署名是韓寒的僞書也有不下50本。2014年，韓寒曾發佈微博稱，有個姑娘拿一本署名韓寒的書找他簽名，書名叫《夜店》，並非他的作品。韓寒正要告訴她，沒想到這個姑娘開口說：“韓寒，這是我讀過你寫得最好的一本小說，上一本《春心蕩漾》已經不錯，但讀這本，我哭了好幾次，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人生。”韓寒聽完提起筆，瀟灑地寫下了“韓塞”兩字。當年百家講壇“易中天品三國”熱播之時，市場上除了同題書，出現了一堆不是易中天寫的書，什麼《易中天品金瓶梅》、《易中天品紅樓夢》，甚至還有《易中天品性感內衣》，讓人哭笑不得。

此外，名著重譯風也多少折射出跟風出版的亂象。當一本書產生暢銷效應後，出版社便會跟風翻譯推出譯本。比如托爾金的《魔戒》，自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先後出版過多個譯本，且每個譯本之間的間隔很短。電影《霍比特人》大火後，不過兩三個月就又推出了托爾金的新譯本。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在中國的處境也很有意思，這部名作曾因受到力薦而在一年之內狂出了18箇中文譯本，平均一個月推出1.5個譯本。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文譯本也有至少8個版本，都是近10年出版的，幾乎所有的新譯本都在明說或暗示它們對舊譯本有着顛覆性的超越。但實際上，這種“趕工”出來的的翻譯，精品並不多見，大量粗製濫造的譯作極大影響了原作聲譽，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另外，不少公共版權圖書實際上已經過度出版，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等，版本多得數不清。而在中國，一位暢銷書作家的作品往往由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出版社爭相出版，這也是中國獨特的出版景觀。

跟風背後的無奈與反抗

跟風出版現象在當下顯得尤爲氾濫，但其實，這並不是現代市場的產物，更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跟書”、“續書”傳統。古代書坊主人也有很強的熱點嗅覺，根據當時的流行風尚，會召集寫書人撰寫類似書籍，或者組織出版系列續書。比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後有《二刻拍案驚奇》，《東西晉演義》也叫《續三國志》，還有《後三國志》這樣容易混淆的書，《西遊記》之後更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等，關於《紅樓夢》《金瓶梅》的衍生書籍也是不計其數。清代文人劉廷機在《在園雜誌》中曾有一段關於“續書”的評述：“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

《在園雜誌》劉廷機 著，中華書局，2005年

這與當下的同題衍生出版很是相似，劉廷機在當時就提出了批評意見：“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記》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記》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真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金瓶梅》亦有續書……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於其上。即求媲莢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他是反對續書、反對跟風的。

無論是“跟風”還是“碰瓷”，其實質都是市場利益驅使下的劣幣追逐良幣現象。從古至今都是如此。只不過以前有山寨和盜版，現在則有更高級的模仿。

在今天的出版市場，營銷包裝似乎已經成爲檢驗一家出版機構能力的重要指標。合適、巧妙的包裝與營銷能幫助作品找到更多讀者，打開銷路。但如何包裝呢？像“那不勒斯三部曲”和“低慾望社會”這樣的包裝顯然不是合適的。

曾預言《哈利·波特》將成爲暢銷書的先覺者、日本出版人井狩春男寫過一本看起來很“暢銷”的書《這書要賣100萬：暢銷書經驗法則100招》。他在其中談道：暢銷書分爲偶然奇銷的書和精心設計的書兩種，大多數暢銷書都是精心設計的，成功的封面取決於三大設計要素——書名、書腰、裝幀。在他看來，書名如眼，裝幀如臉，書腰如口。

書腰作爲營銷的物質載體之一，也是近年來跟風營銷的大本營。如今幾乎“無書不封”，腰封已然成爲書籍不可缺少的部分。井狩春男在這本書中也寫道：腰封是爲激發讀者的購買慾而存在的。腰封上的文字，最重要的任務是向讀者“灌迷湯”。中國的腰封設計從日本借鑑而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條腰封，是在1998年的引進版圖書、阿爾博姆的《相約星期二》上。當時的腰封佔據了整個封面近三分之一的空間，大紅底色上簡單粗暴地印着黃白大號字“餘秋雨教授推薦並作序”。彼時餘秋雨聲名正熱，因此腰封對書籍的銷售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只是，經歷了最初的新奇感，今天的中國讀者似乎已經喝不下這碗“迷湯”了。

《相約星期二》，（美）米奇·阿爾博姆 著，吳洪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

有些腰封與圖書相得益彰，有些則惹人厭惡。腰封文案中，最經常出現的就是“最**”“偉大”“世紀”“諾獎”之類的誇張詞語。比如葉兆言的散文集《動物的意志》出版後，其腰封文案上赫然寫道：“中國具備奪取諾貝爾文學獎實力的作家不止一個，除了莫言，至少還有葉兆言。”2009年出版的刀爾登歷史隨筆集《中國好人》的腰封文案寫的是：“中國雜文，魯迅、王小波之後，幸好還有刀爾登”。此類宣傳往往適得其反，讓人感覺用力過猛。

此外，許多營銷編輯喜歡在在書封上堆砌一大幫所謂的名家，殊不知，很多名家推薦起到的是反效果。比如那多的《甲骨碎》，腰封佔去封面一半，卻空列了一羣作家名字，“鐵凝、餘華、蘇童、阿來、陳思和、方方、蔡智恆、安意如、嚴歌苓……”又比如巴西作家保羅·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某版封面，有三位總統的“隆重推薦”，另一版本的封面腰封上則寫的是餘秋雨和胡塞尼推薦，餘秋雨出現頻率如此之高，難怪最終“淪落”成了“腰封帝”。還有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的《空谷幽蘭》，某版腰封內容由安妮寶貝、安意如、陳坤聯袂推薦，讀者“還以爲買錯了”。

還有些比較小衆冷僻的圖書，出版方爲了提高書的銷路，也會在腰封上大做文章。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營銷文案是圖書編輯絞盡腦汁的成果，但成果確實是“費力不討好”。很多讀者抗議奇葩腰封的存在，將腰封故意稱作“妖風”，豆瓣上甚至成立了“恨腰封”小組、“反腰封協會”等等。說到底，厭惡的根由還是因爲腰封文案也走了跟風的路子，早期的簡潔平易變成了誇大其詞、虛張聲勢。

跟風現象的不斷出現，許多時候是利益驅使，但有時也是無奈之舉。畢竟做書之人在一開始都是懷着理想進入圖書出版行業的，只是做了一段時間後，不得不學會向現實妥協。比如攢書，如果編輯不認同攢書的做法，想自己寫一些原創性的作品，自然很好，但一方面會耽誤很長時間，自己掙不到錢，另一方面也會消耗公司成本。

而一本山寨書的出版，也事關圖書出版行業各個環節及利益鏈條上的主體。在我國，一本書必須有書號才能成爲正規出版物發行流通。一本書在上市前，出版社要先把好內容審覈關，而後再評審給予書號。隨着民營圖書公司崛起，出版社與其形成了大量長期合作，合作主要有三種：資本層面合作、版權層面合作，以及出版社僅提供書號、其餘由民營圖書公司一手操辦的模式，目前第三種是最爲普遍的做法。如此一來，書號變成了一種“資源”，買賣書號便成了通行的行業潛規則。從出版社的角度看，相比於策劃圖書不可控的經營風險，賣書號是個穩賺不賠的方式。但這樣一來，市場的壓力就都壓到了民營出版公司頭上，風險也多數由後者承擔，這使得民營公司不得不爲了自己的生存在營銷上使力。而書號的買賣也實際上弱化了內容的把關，給很多跟風書提供了空間。

只是，即使在當前的圖書市場中，暢銷爲王，流行至上，出版者還是要把好自己這一關，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秩序。目前的著作權保護制度也依然存在許多模糊地帶，相關法律仍需完善。而正如一向敢於直言批評的少兒文學評論家劉緒源所說的：“對跟風出版，書評、文藝批評應該負起責任。現在的批評界力量不強，該說話該批評的時候常常一派沉寂，而出版企業需要宣傳產品時，又會一哄而上，叫好聲不斷。批評家應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對於無新意的、明顯跟風的書，應及時作出批評。”如此，碰瓷出版等現象纔會得到遏制，我們的圖書市場纔會朝着一個更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