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蜀中人物」祁和晖 ‖ 杨升庵—为中华民族成长做出贡献的伟大哲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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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升庵在云贵高原耕种中华主流文化并获得丰收

杨慎直接促进着西南边陲各族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向心力。

杨慎37岁参加朝廷群臣“大礼议”触怒嘉靖皇帝，两次受“廷杖”刑罚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从此，负刑罪而终老。72年生涯中除晚岁潜居四川泸州6年，37岁前先后家居北京、成都两地外，长达35年岁月都在滇黔川边地戍所度过。虽然亲友弟子先后为杨慎建筑居宅、书院、别墅栖身，但“刑罪”人员身份直至终身。杨慎70岁时欲按明朝律例申请“以子替役放归”，而遭嘉靖违例否决。

嘉靖帝画像

杨慎71岁时，本潜居泸州。不料10月，时任云南巡抚听信谗言派四指挥使往泸州“械逮”杨慎归云南戍所服刑。这位刁难白头杨慎的“云南巡抚”到底是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是王昺，倪宗新撰《杨升庵年谱》采此说。明简绍芳《升庵年谱》未记“械逮”归戍所事。清孙𫓹“补订”清程封《杨升庵先生年谱》，在杨慎“年七十”下明文记云南巡抚游居敬遣四指挥，于蜀逮修撰还戍永昌。先生作《七十还戍》。

勘校比对各《谱》，应以作诗《七十还戍》之年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械逮”时间点方能说通。但，这位云南巡抚不可能是游居敬。因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王昺以湖广左布政使巡抚云南，杨慎时年68岁。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大内火灾。嘉靖以“殿灾，下罪己诏”。此时，擢升湖广布政使王昺为都察院右护都御史仍巡抚云南。王昺此时职责是“都察”类御史，他揣摩圣意，总得在云南“都察”点能引起皇帝关心的事，于是选择“械逮”衰暮残年的杨慎归戍所服刑。

杨慎70岁时游居敬尚未任职云南，若将“械逮归戍”事件系于杨慎71岁冬天，则王昺已于此年闰七月调离云南，升为南京工部右侍郎。而此年八月游居敬才由山东布政使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然而从游居敬后来所撰《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看，他对杨升庵极为敬服，凶神恶煞“械逮”一位自己敬若神明的师长辈贤者耆人千里“归戍”，这在稍有良知之人都不愿为，游居敬再伪君子也无法撰写出对杨升庵毫无愧色的“墓志铭”。由游氏所撰《升庵墓志铭》中撰者本人无愧无悔的崇敬态度看，“械逮归戍”的云南巡抚只能是王昺，而“械逮归戍”事件也只能在杨慎70岁时发生。

游居敬所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游《铭》）对升庵在云南传播中华文化之功有全面的记述。

游居敬画像

（一）杨升庵在逆境戍所不怨天不尤人，而是奋发学术，精研中华优秀典籍，成果卓著：“居常诵咏古人书，日探索三代以来旧所觌经、史、子集、百氏之言。博而约，粹而弗泥。或发摘隐潜，或裒采菁华；长歌短篇，铿然中金石。摅为记诵序论、铭书赋赞杂著，无虑百千万言，用是以终其身。”

（二）升庵在云南上中下各阶层教化中华学术文化，其教化尤扎根基层，“人有扣，无贵贱，靡不应。时出绪言，以诲掖群髦”。

（三）升庵在滇传播中华文化地域广，人数多，效果巨大：“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问学骄人。藏智若愚，敛辨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相接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者往问难。门下履常满。”

（四）杨慎在滇乡传播中华文化，教化中华风俗，获得滇乡父老由衷敬爱，直接推进、深化了滇乡人民对中华文化、习俗并中华民族母体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滇之人士乡大夫谈先生者，无不敛容，重其行谊、博物云。”“先生居滇，泛昆池，登泰华，游点苍洱水，探奇挹胜，所在有述，人争宝之。又工书法，片纸只字，相传摹拓，殆遍宇内。”

杨慎《丹铅总录》书影

游居敬所志杨慎在滇传播中华文化之功仍属浅表层次的“描写”。今日重审，杨慎“化滇”之功有革命性诱导教化之效。

其一，杨慎身体力行破除云南世袭土官、土司的文化垄断，将读书识字导入土官、土司治下的平民阶层。明初治滇始，即“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各府、卫、所、司、州、县已逐步建立学校”，而土司对治下土民“一律采取愚民政策，只有土官、官族和土目的子弟，才有上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但升庵居滇，却“人有扣者，无论贵贱，靡不应”。

其二，升庵在滇“诲益群髦”，通过化育各族优秀子弟将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心理深耕播种，代代收获。比如升庵居滇教化的“杨门七子”，皆成为我国西南边陲捍卫、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领袖。张含、李元阳、王廷表、杨士云、胡廷禄、唐池南、吴懋七人皆为滇乡名士，又皆为兄弟民族精英。他们在升庵的导化下成长，不仅给“充军戍边”的一代状元带来欢乐和慰藉，更为杨状元在特殊处境下报效国家、民族，开辟出一条新路。升庵45岁春，在由李元阳（白族）陪同春游大理点苍山时，曾应云南巡抚邀请，拟帮助纂修《云南通志》，因流言阻挠，未能成笔。然而升庵身后，万历初年，弟子李元阳（1497—1580）不仅纂成《云南通志》，更在此《志》中慧眼慧心，以中华民族的大视角，大眼光评价处理云南史事。例如他并不把他出身的白族视为传统的“西南夷”，而是视已在生活方式、伦理价值上与中原地区一体的族群为“民”，为“郡人”。李元阳在《云南通志》中这一见地是睿智而宝贵的。中华民族中占比90％以上的“汉族人”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血缘民族，而是由以炎黄华夏为核心，以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为拱卫，在习俗上逐渐融合，文化上长期互鉴互美认同下形成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长壮大，从来不是靠单一民族的生殖增口，而是不断有新的族群在不断加入。“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五胡”，“十六国”统一为隋唐时，作为族属，他们到哪儿去了？南北朝时期，虽多战乱，但从来没发生过强族毁灭弱族的“灭族”之战。然则，鲜卑、拓跋、羯、氐、羌“五胡”兄弟们消失在何处了？原来加入“唐人”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闹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李元阳纂修《云南通志》前夕，明武宗正德年间成书的《云南志》卷三已记述：大理府风俗“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李元阳修《志》中即时、恰当地肯定了大理这一历史趋势。李元阳的识见眼光直接受杨升庵影响，杨慎撰《滇载记》《滇程记》《滇侯记》，已为“杨门弟子”修史作出了示范。

李元阳像

李元阳不仅以中华民族大视野修纂《云南通志》十二卷，又与同门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十卷。又有“杨门弟子”吴懋纂修《叶榆枟林志》。“杨门君子”所修志书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视野与眼光，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成长成熟的见证。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鼓舞力量。

居滇岁月，凡逢弘传中华文化之事，杨慎必竭力参加。如62岁时应地方官之邀，撰写《楚雄定远县新建儒学记》。杨慎身居逆境而从事中华文化传播，促进各族人民“民心相通，好恶相接”，是自觉的有意为之。这从他为滇士所集《南诏史略》亲自校核材料并作《序》鼓吹可见一斑。杨《序》说：“噫！是《集》也，有四善焉：辨方也；讯俗也；好古也；传后也。不特此也，上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下以备滇云始末之详。比于虞初九百之说，方朔三千之牍，不大有益乎！是可传也，遂书之”。杨慎在自觉地为“以广国家方兴一统之盛”上深耕育苗。

居滇岁月，杨慎曾冒政治风险为减轻滇民赋役上书云南官府为民请命，又于39岁时，68岁时两次穿戎装、率家僮，协助官府平定不法土司土官发动的民族叛乱。杨慎更应丽江木府邀请为木府题写“为国干城”匾额，鼓励木府忠于中华民族的功绩。

杨慎为中华民族成长所做贡献不仅影响深远，更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弘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