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水滸故事裏的一個重要人物，柴進有着不凡的身世，且他手上有先帝親賜的“誓書鐵券”。這一切使他擁有了別人無法企及的光環和特權，他也一直驕傲地生活在這份由家族帶來的榮耀裏。第五十二回的“李逵打死殷天賜”案，是柴進人生軌跡的分水嶺，該案的出現，打破了柴進引以爲傲的家族神話，讓他一下子由雲端跌落進泥土，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現實。

第九回，一家小店的店主人這樣向林沖介紹柴進：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作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自陳橋讓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賜予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

我們看到，柴進的身份非常特殊，也正因此，其行事非常高調，依仗着誓書鐵券的存在，柴進的所作所爲，幾乎成爲法律監管的“盲區”。他第一次出現，是在“林沖棒打洪教頭”一節，洪教頭不但功夫一般，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討論的事情。以制度的視角分析，宋代，在家中設置教頭，是嚴重的違法行爲。我們知道，林沖也是一名教頭，但是，林沖的這一身份是國家正式制度的組成部分，而柴進府裏的洪教頭，則是遊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的，是柴進私自僱傭、設立的，毫無疑問，這是違法的。非但如此，由前文中店主人對柴進的介紹，我們獲知，柴進不但在家中設置教頭，還“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這樣看來，柴進從事的是一種有組織的結社、並開展軍事訓練的活動，傳統社會的統治者無疑對此是非常恐懼和敏感的，其性質也是非常嚴重的。1041年的一道詔令規定：

“如聞淄、齊等州民間置教頭、習兵杖，聚爲社。自今爲首處斬，餘決配遠惡軍州牢城。仍令人告捕之，獲一人者賞錢三十千。”（馬伯良：《宋代的法律與秩序》，楊昂、胡雯姬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頁）

由此，單是柴進的這一行爲，就可能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進一步地，我們也可以看出九紋龍史進的師父——王進的聰明：和林沖一樣，王進也是一名軍隊中的教頭，爲擺脫來自高俅可預期的報復行爲，他乘夜逃離東京，路途中在史進處落腳，並教授史進武功：

王進見他（史進）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哪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

這裏，王進並沒有貪戀在史家村養尊處優的安逸生活，相反，在看到史進的功夫有所進步之後，他隨之辭行，決意去邊關效力。應該講，王進的表現是非常理智的，假設他長期留在史家村的話，他的身份就會產生變化，其性質就會由正式制度認可的教頭，異化爲類似洪教頭一類的私人教頭，而這顯然是違法的，這應該就是王進所說的“在此雖好，只是不了”的緣故吧。雖然我們看不出王進的選擇是否基於制度的考慮，但王進的選擇是合乎制度的。

進一步地，出於對民間軍事力量的擔憂，宋代的制度不但禁止民間私自設立教頭，也限制民間擁有兵器以及軍事類書籍。“政府傾向於限制一般人擁有武器，政府寧願擁有一羣沒有武裝的人民，即使以地方犯罪率高爲代價，也不願要一羣忠誠度可疑的武裝農民。這一決策反映在法律中，就導致人民擁有武器被法律規定爲非法。”（馬伯良：《宋代的法律與秩序》，楊昂、胡雯姬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頁）《宋刑統·擅興律》規定：

諸私有禁兵器者（謂非弓、箭、刀、楯、短矛者），徒一年半。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及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

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三國演義》描寫的英雄人物不同，梁山上的好漢們在出道時大多沒有什麼像樣的兵器。他們中除了像林沖、花榮、秦明、關勝、呼延灼等出身於行伍的正規軍官外，其他人根本沒有什麼兵器，這些好漢們更主要的是以拳腳上的功夫見長。例如，武松、燕青、阮氏兄弟等人。這是因爲，在好漢們上山之前，因爲政府禁止私人擁有兵器，因此，他們不太可能有演習、鍛鍊的機會。同樣，小說中經典的情節——武松打虎，當時武松拿在手中的只是一根哨棒而已，如果換成一件兵器的話，不但會減損英雄的氣概，同時也是違法的。

憑藉誓書鐵券的神話，柴進的高調還表現在廣泛地藏匿、資助犯罪人。甚至，因此柴進還獲得“小孟嘗”的稱呼。這便是“柴進門招天下客”，然而，這裏的“客”，均是犯罪人。細而言之，林沖之外，柴進還容留過王倫、杜遷、武松、宋江等人。

第九回，上文提到的洪教頭曾言：

“大官人只因好習槍棒上頭，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槍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

第十一回，朱貴向林沖介紹道：

“原來是王倫當初不得地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賚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

第二十三回，武松對宋江道：

“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徑地逃來，投奔大官人（柴進）處躲災避難。今日一年有餘。”

第二十二回，宋江殺死閻婆惜後，投奔柴進：

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

由上述史料可知，柴進憑藉誓書鐵券，完全不把當時的法律制度放在眼裏，他廣泛地收留、藏匿以及資助犯罪人，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柴進的此種行爲，當然屬於嚴重的違法行爲，對此，《宋刑統·捕亡律》規定：

“諸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罪人有數罪的，止坐所知。”

意思是，如果知道罪人的犯罪情況，卻故意隱藏，或者指點道路，護送過險，幫助運送，供給衣食，使罪人潛伏他處，這種情形下，減罪人罪一等給予包庇者處罰，如果罪人有數罪，就按照包庇人知道的罪責追究責任。如果嚴格地執行這條法律規定的話，毫無疑問，柴進須爲此承擔沉重的刑責。

綜上所述，結合當時的制度，柴進私自組織、訓練軍事力量以及藏匿、資助犯罪人，均屬嚴重的違法行爲。但是，有誓書鐵券護身，柴進還是每天神采飛揚地生活，這也讓我們篤信了誓書鐵券的效力。直到第五十二回，出現了“李逵打死殷天賜”案，徹底翻轉了我們所有的想象。該案的情節大致是：

柴進的叔叔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其居家的宅院被高唐州長官高廉的妻弟殷天賜看中，遂逼迫柴皇城搬出，柴進得知消息後，帶李逵前去幫忙解決這件事情，不想正遇殷天賜來搶佔房屋，被李逵打死，後柴進被抓，李逵逃走。我們來看一下該案的審判過程：

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待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卻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幹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問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裏？”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

我們看到，案件審理過程中，柴進兩次提到自己擁有神聖無比的誓書鐵券，且言明已經派人去取，這時候，作爲案件的主審官員，在明確柴進的身份後，高廉按理應該中止案件的審理，等待誓書鐵券這一重要的法律文件出現。然而，他直接命令左右對柴進採取刑訊逼供的措施，竟然絲毫不考慮柴進身份的特殊性以及誓書鐵券的權威性，而早前被李逵打死的殷天賜說得更直接，當柴進表明自己身份的時候：

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

這裏，我們驚詫地看到，之前被柴進引以爲護身符的誓書鐵券，竟然失去了效力，別人根本不把它放在眼裏。那麼，誓書鐵券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傳統社會里是否真的實踐過這一特權化的制度，其效力如何呢？證諸歷史，鐵券，是帝王賜給功臣的一份特權憑證，其形態爲鐵質丹字，因此，又稱爲“丹書鐵券”，民間也稱爲“免死金牌”。“鐵券的最主要內容主要是受券者可以犯常罪免死，也就是允許受券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犯法，但就君主專制和封建法權的絕對權威來說，這種允許在制度上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王劍：《鐵券通論》，《史學集刊》1998年第4期）當這種矛盾難以協調，必須做出某種選擇的時候，那麼，皇權毫無疑問是勝利的一方。即便鐵券的頒佈確實出於君主對臣子的感激，那麼，這份感激也會隨着時間的流逝、世代的更迭而稀釋，從而耗散掉鐵券的功能。歸根結底，如果君主重視和認可，那麼，鐵券還是鐵券，否則，鐵券就似一塊瓦片。在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人治社會，從來如此。很不幸的是，後者恰是柴進的遭遇。先帝給的一塊鐵券，成了柴進的信仰，他就真的以爲自己可以無法無天、爲所欲爲地生活，一直高調地生活在由鐵券構築的童話世界裏，說出“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這種話。

撇開誓書鐵券不談，高廉的審判的確是存在問題的。因爲鐵券之外，柴進着重強調了自己的身份，他對高廉說，自己是“柴世宗嫡派子孫”，而面對殷天賜的蠻橫無理，柴進誇張地描述自己是“龍子龍孫”，雖然這難免讓人覺得其中有些不知今夕何夕的味道，但這當然是具有制度意義的一項因素，即“八議”。按照宋代的刑事制度，八議之人若犯死罪，地方官員是沒有權力進行裁判的，而應該將情況奏請皇帝，由其進行終局性的裁奪。

“諸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

所謂“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即便柴進沒有能夠及時提供誓書鐵券這一重要法律文件，但他理所當然地屬於“八議”之人，具體地，屬於其中的“議賓”。這裏的“賓”，即指“國賓”，根據規定，國賓須是先代之後。“八議之人蔭及周以上親及孫。周親包括：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妻、子及兄弟之子，曾高也同。孫：包括嫡孫、衆孫皆是，曾、玄亦同。子孫之婦亦同周親，曾、玄孫之婦則不屬周親。”（周密：《宋代刑法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頁）柴進作爲柴世宗嫡派子孫，當然具有國賓資格，屬於八議之人。無獨有偶，第十二回裏，林沖爲取投名狀遇楊志，後者做自我介紹時，自稱“灑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那麼，果真如此的話，楊志也符合“八議”的條件，具體應該屬於八議之中的“議功”。根據《宋刑統·斷獄》之規定：

“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衆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

很顯然，像柴進這樣應議請減的被告人，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是不能通過拷訊來獲取口供的，而是應該以“衆證定罪”，所謂衆證，指三人以上，明證其事，才合定罪。而該案中，在柴進表明自己身份的前提下，高廉絲毫沒有考慮相應的“八議”制度，也不問案件的來龍去脈，即令“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這屬於枉法拷訊，是明顯違反當時司法程序性規定的。

殷天賜案中，柴進口中的“誓書鐵券”始終沒有出現。後來，柴進被一衆好漢救上梁山，遂正式入夥。設若此時，誓書鐵券終於遲來，那麼，柴進還能否藉此主張自己免死的特權呢？答案是否定的。無論是鐵券，還是“八議”，其適用範圍均是針對類似搶劫、鬥毆、盜竊等“常罪”而言，如果行爲人犯的是“十惡”之罪，那麼，在此情形下，鐵券、“八議”就不再適用。柴進入夥梁山，其行爲性質屬於“謀反”，這是列十惡之首的重罪。由此，柴進入夥梁山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永遠失去了鐵券的庇護和光環的籠罩，做回了一個普通人。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