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周恩来在指挥情报保卫工作中的得意之笔，冷子与分化策反

摘要：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

（接第2期 https://www.toutiao.com/i6697794620127969795/ ）

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崎岖道路上，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功勋可与正面战场相媲美，或者说正是相互补充，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手缔造了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周恩来，在长期的隐蔽战线中，对敌交手的实践中得出了宝贵的经验。

他首先非常强调中共情报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战略转变，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到了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为贯彻中央意图，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蒋管区国民党党、政、军、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他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排比、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期间，情报工作的开拓、深化，标志着党在情报战线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些送交中央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加速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潘汉年，奉周恩来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了华南情报局。其主持了对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向日伪情报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经过周密的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军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华南情报局的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近些年来，一些书刊披露了中共情报系统获取苏德战争情报的内幕，这些机密情报的侦悉也得益于周恩来的布置与指导。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的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前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1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另一情报来源来自潘汉年系统，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

另外，潘汉年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上的战略情报，前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最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接受周相直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还侦获了日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周恩来看到这无一不备的情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正式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

阎宝航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从中共取得最后成功的历史来看，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其成就可谓是厚积薄发的巅峰时期。

周相在西板坡

在南京国民党党政军心脏部门，如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站、美军顾问团雇员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呼号被掌握，密码被破译，连蒋介石的电话也能听到。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仅潘汉年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国民党上层核心机密情报就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国民党徐蚌会战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建筑要图；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情况;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还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阴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等。这些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此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胡宗南集结10倍于我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而周恩来1936年就在胡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现已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将蒋介石密电胡闪击延安的时间、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一举一动均事先报告了中情部。毛泽东转战陕北，能料事如神、随心所欲地牵着敌人鼻子走，一个重要原因是依靠这些迅速准确的情报。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页）。沈安娜将1946年3,4月间国民党两次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和对我兵力、特点估测的会议记录全部抄出报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后周恩来在重庆表扬她所属的吴克坚系统这一时期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正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的布置、指导下，情工战线所有工作人员在敌“虎穴”勇敢机智、出生入死地战斗，使中共军队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林聪:《李克农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57期），中共中央也称赞中情部获取的军政情报“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1949年11月）。

《保密工作》内刊

中共党史资料内刊

中共的公开情报工作从抗战时期就逐步开展起来，到解放战争时期已比较系统化。周恩来对公开情报一直非常重视，他在抗战时期就说过:要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来鉴别筛选情报、观察敌人动向，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后来他又指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的指导下，中情部专门设立了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大量报刊书籍运往延安。如晋绥边区情报组织设法系统订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及大量书刊、年鉴，并专门建立了两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送敌伪书报。这些资料经积累、研究后，形成对重要事件、问题、人物、组织的系统情报。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名）和少将以上军官（58名）的降日名单（1941年至1943年8月）、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向中央提供的。

在全国解放前夕，“书报简讯社”编写了平津等十几个省市总计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对国民党重要机构、企事业，以及社团、帮会的历史沿革、现状、主要人物都有系统、全面、详尽的介绍，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情报。这些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曾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以后经周恩来批准的有关报告也曾指出: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佐证，两者不偏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公开情报研究工作指导思想和一整套业务工作方针方法逐步形成；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并重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最为独特的工作手段。相对来说，对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及周相对此项工很极少介绍。

再版的当年《书报简讯》编写的《南京概况》

由情报工作派生而出的‘第三条战线’，即统战策反是周公分工领导的中央情报部的重要任务。周恩来一向认为国民党内部“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在各种复杂微妙随时变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对蒋介石。因此，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从未间断。

1946年9月他与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

1946年夏他约见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洋，指示他们加紧策反工作，后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率两万余人起义；

他与国民党三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建立联系并做了长期工作，使吴在济南战役中率两万人起义；还有经他做工作后起义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华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由南方局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良好关系，于1949年起义的西南地区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他指导策动了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和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连信号、联络的方法细节都由他安排。据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这些起义，增强了中共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的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过程。这一切都包含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无数情工人员历尽艰辛的卓越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