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命運如此相欺！

影片歲月神偷劇照截圖

紀念一些人、一些事，鏡頭是導演的筆，畫面是語言。

2009年，56歲的羅啓銳決意要拍一部基於他童年經歷的半自傳電影。他將故事背景設置於六十年代的香港，那時候他們一家八口逼仄在深水埗臨時搭蓋的兩層閣樓裏。

七八十年代，家計會宣傳節育：“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喫不消，四個斷擔挑。”四個已經斷擔挑，而羅家養育了五名子女，且是在更爲艱難的五六十年代。羅啓銳出生於1953年——標準的戰後嬰兒潮。這一代人的生長環境雖較父輩安穩，仍是經常過着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貧窮是那個時代的印記，好在當時的人對將來抱有希望。

“鞋字半邊難。”

“但鞋字又半邊佳喔，老竇。”

影片《歲月神偷》的故事便是在這種半難半佳的背景中展開。透過弟弟“大耳牛”的旁白敘述，影片交代了人物關係和故事背景。哥哥羅進一雖出身寒微，卻用功過人，憑自己的努力入讀名校，體育、音樂樣樣精通，英文好到街坊鄰里都要他幫忙翻譯出庭信件。相較之下，弟弟“大耳牛”調皮搗蛋，學習成績差，在學校經常被老師責罰，讓父母傷透腦筋，但大耳牛的天真無邪常常逗得衆人笑開懷。至於父母，羅先生做得一手好鞋，但也僅能餬口；羅太太辛辣率直，精明持家。一家人艱難度日，也算其樂融融。

電影在家庭親情之外加入了青春愛情的戲份，契合劇情發展之餘成爲一大賣點。傻乎乎的學生哥羅進一和富家女Flora彼此喜歡，發展出一段純粹的感情。隨着關係的推進，羅進一開始意識到彼此間由於不對等的門戶出身，存在着一系列戲劇化的認知偏差：被過度保護的Flora不知道“你老竇個仔”是句罵人的髒話；自己省喫儉用只爲Flora買一條熱帶魚，哪知道Flora家裏有一缸的“七彩神仙”；Flora在電話裏說她家裏很凍，自己只說怎麼會呢明明很暖，因爲他不知道她住在山頂；自己執意要去她家探望她，卻誤將後門當正門；看到Flora的媽媽在那優雅地彈鋼琴，Flora問：“伯母是不是也喜歡音樂？”

Flora怎麼會知道羅媽媽是個師奶，腳上生繭，每天都需要買餸煮飯，爲口奔馳。戲中，吳君如特意走的師奶歩，走的時候鞋跟總貼着地面；而任達華整部戲都佝僂着背，背上是生活和歲月聯手壓出來的弧度。

六七年的香港社會動盪，能走的都趕着離開。羅進一和Flora的關係在Flora全家準備移民的那一刻徹底走到盡頭。臨別的一幕，Flora在她家山頂二樓的陽臺望着羅進一帶着她送給他的吉他走下山，眼淚便止不住掉了下來。這段被迫分開的關係無限放大，便是那個貧富懸殊的六十年代。

羅進一回到他簡陋的家，回到屬於他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一邊苦讀一邊守着收音機，收音機那邊播放着歐西歌曲《I Wanna Be Free》。他望着窗外海闊天空，內心渴望飛翔，但此刻的身體，卻紮紮實實地被禁錮於風雨欲來的閣樓裏。年輕人對愛情的憧憬、奮力衝破基層家庭困境的渴望以及與更廣闊世界接觸的夢想，在音樂的飛揚中被糅合突顯，是困惑是迷茫也是成長。

然而，故事還在繼續。一場無情的颱風過境暗示着劇情的轉折——轉向更苦厄的命運。哥哥羅進一被診斷出“白血球過多”，即血癌。時間像反扣的沙漏裏的沙一般，安靜平緩卻又兇猛迅捷、無片刻的停止。爲了給哥哥羅進一治病，父母用盡一切辦法到處求醫問人，他們想逆轉哥哥的厄運，儘管他們連逆轉自己命運的能力都沒有。每次給哥哥輸完血，哥哥不久就又嘔出來，而每包血包的價格像是一個特殊的單位，換算着父母昔日未能估量的創傷。

哥哥彌留之際需要輸血，父母已經彈盡糧絕，但他們仍不放棄最後一絲希望。前一個鐘頭還在猶豫要不要花多幾毛錢給自己買一塊芝麻餅當晚餐，後一個鐘卻毫不遲疑堅持給哥哥輸200塊一包的新鮮血液。當老爸把200塊遞到護士姑娘面前時，鏡頭給了一個特寫，任達華的無名指上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銀白色勒痕。他把已成爲身體一部分的婚戒當掉了。

往往是通過死亡，人明白了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影片最後的處理說明並昇華了這一點。調皮的“大耳牛”依然被“老姑婆老師”罰站在黑板前“數秒”。在弟弟的數秒中，時光倒流，畫面的每一幀開始歷數從前，從哥哥跨欄奪冠逐漸切換到哥哥吐血和血灑鮮花的空境。課上到一半，有人突然過來知會“老姑婆老師”。兩人耳語時望向大耳牛的眼神變得異常，大耳牛二話不說背上淺藍色書包一路跑出學校。回到家見到家門鐵閘緊閉，他嚎啕大哭。沒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但是他有預感，他害怕，死亡如此靠近。

那個必須獨自承受的午後，大耳牛想起奶奶曾經告訴他的話，“假如你想再見到你喜歡的人，那你得將你最心愛的東西全部扔進苦海里，填滿它你就可以見到你想見到的人了。”大耳牛爲哥哥偷來的夜光杯、孫悟空像、米字旗、明星相片，還有那個玻璃魚缸，每一樣都石沉大海，有去無回。他終於知道即使把他最心愛的東西統統扔進苦海，他也見不到那個最疼他的哥哥了，再也見不到了。

成長的創傷終不知該向誰言說，所有的言語都變成朝向湖面聲嘶力竭的吶喊。

湖面平靜不起波瀾，那大概是上天殘忍的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