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应在史料发掘、观念更新以及文本细读上下功夫。但这个立足点也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者仅仅抓住自己所长,展开单一研究,而应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文学研究者要像史学家一样仔细地挖掘史料,要像哲学家一样不停地进行观念的更新和创新,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文本的细读和阐释,最终把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上乘的学问和具有巨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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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领域,无论是它所提出的文学观念,还是活跃着的众多有影响的学者,抑或所培养的优秀学生,都异彩纷呈,但近年来却面临困境,沉稳有余,活跃不足。相反,中国近现代史、古代文学研究却非常活跃。当然,学科研究的转向及影响与社会语境、价值选择有关联。今天是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在学术的规范化和学科化背景中,古代文学显然有优势,近现代史研究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我们还是有思想地活着。所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要在研究中不断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同时看看学科的前世来生。我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应在史料发掘、观念更新以及文本细读上下功夫。

原文 :《拓新文学的研究路径》

作者 | 西南大学 王本朝

图片 | 网络

史料发掘:突破观念误区的重要方法

一般认为,史料是学术研究的站桩功。有人说,一个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他的学问并不完全靠头脑,而要靠屁股坐不坐得住。做学问不但要做头脑学问,还要坐得住,在材料上下功夫。重视文献史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将考证、版本、校勘和目录作为现代文学研究基本功。刘增杰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重视作家书信、日记,口述史、回忆录、旧笔记,书话、档案,报刊,版本的辨伪与辑佚等工作。

近几年,吴秀明、程光炜也主张当代史料再发掘工作。有时候,研究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史料的发掘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研究抗战时期戏剧节,当时老舍和赵清阁合写的《桃李春风》在1944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的优良剧本奖第一名。这个戏剧节先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持,后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当时郭沫若的《屈原》没有获奖。那么你觉得这就怪了,只要一查资料就会发现一件私事,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暗自喜欢赵清阁,就给她评一等奖。再如,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当时的新文学革命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了一场双簧戏,它被叙述成重要的文学史事件,但只要去查查当时史料,就会发现这个双簧戏并没有我们今天叙述得那么重要。所以,只要有新史料,就可能把已有的结论推翻。做史料的人非常明白这一点,事实也说明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争论,有了材料,结论自然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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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史料,是突破观念误区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个问题争论好久没有结论,不如干脆不争论,回到史料中去,把史料丰富了,自然就会有结论呈现出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王瑶、陆耀东、陈子善等学者,都倡导并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还长期坚持做史料工作。当然,也不要唯史料,把史料的东西吹得天花乱坠,将历史碎片化。史料是学者的基本功,也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但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有追求的学者不仅以史料为基础,还要从史料走出来,超越史料。要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史料本身。一个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观念的突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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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更新: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文学观念的变化,也会带来一个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如果有不同的观念,史料也会生产出新的意义。即使一个学者有再扎实的功夫,如果他的观念提升不起来,这些史料也活不起来。有了新的思维观念,史料才能站起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不断变化的文学观念在引导人们作研究。比如,1980年代文学的审美性、文学的语言形式研究,1990年代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文化研究,以及后来的文学现代性、文学现代化,还有王富仁提出来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民间写作、先锋与常态等观念,都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我也曾提出“文学制度”概念。从社会现实中,我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已进入体制化的生产方式。以前的文学研究更多关注文学的思想和语言形式,以作家作品为研究中心,而文学制度则把文学观念、语言形式、作家作品和社会接受都包容进去,分析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背后的文学生产方式,以及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化形态远远超过古代文学,古代文学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文学则要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古代文学多是个人化的,而现代文学则是社会化的。它们有一个重要区分,就是制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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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导,很多研究都是将以前研究过的再阐释一下,无法实现大的突破,找不到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有学者提出,是否可以再次引入西方理论和传统文论进入研究视野。事实上,它们都有一定的阐释力,但西方理论的他者性与中国文学的内生性存有隔膜感,传统文论的封闭性与现代文学的创造性之间也有差异性。它们有可阐释的内容,也有不能阐释的地方,因为现当代文学是现当代作家的现代体验以及在现当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下产生的。

传统文论不完全具有包容现代的阐释能力。西方文论也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生长土壤,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既符合现当代文学历史现象,切近现当代社会逻辑,又能引领当下社会背景下的学科发展,坚守学科主体的文学观念,这应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显然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今天真正能够找到的好东西并不多,很多东西都有重合性,很难带来一个观念上的大变化。我们还处在一个焦虑和困惑之中。我认为,一个学科、一个学者要创新,要有突破,必须从文学观念开始。文学观念更新突破了,才可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每一个观念和方法论的提出,借鉴和使用都可以带来一批新成果,它的贡献是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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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细读: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身份

文本细读也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文献方面所作的功夫很扎实,但超不过历史学、古典文献学学者。在文学观念的研究和突围上,可能又比不过搞哲学、搞美学、搞文艺学的学者。但是,我们有文艺学、美学、哲学的观念性引领,有古代文献学的文献基础,而且还有古典学、历史学和哲学美学等不具备的“杀手锏”和“独门暗器”,那就文本细读。从事文学研究就要求文本细读,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身份。

如何开展文本阅读?首先,要重视文本的语言性。文学和非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文学是语言的世界,语言是文学的身体。对文学语言的感悟、对文学语言的体验都应下功夫。一个文学语词和意象,都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文学语言有其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可能会盲目自信,因为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使用大白话,在阅读时很容易快速地滑过去,忽略语言的独特性,白话文也是很有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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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文本细读时应充分发挥主体体验。不同主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作品不仅仅是对文本的发现,更主要是对主体的检验。研究不能停留在追求观念、方法或材料的私有性上,实际上,观念、方法和材料都是公器之物,一个材料谁先发掘谁先使用,但很快就成为大家熟知的了。文学研究的差异最后还是会落在研究者的差异上,落在研究主体的不同上,落在研究者对文本的阅读、对材料的理解上。拥有一个强大的、细腻的、丰富而独特的主体,即使面对一个耳熟能详的文本、一个旧材料,也会发现新问题,一个旧文本也可以读出新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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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阅读就是文本的对话,要细致、充分、完整地阅读文本,不能学狗咬骨头,叼住就跑。文本的意义就如同食盐化在水里一样,细读就是将其重新蒸发出来。阅读不是屠夫砍猪肉,几刀下去就了事。它如同对文本的抚摸,要将自己的感触和想象延伸至每一个穴位及神经,并且还要知晓其经络与脏器之关系。

所以,相较于擅长史料挖掘的历史研究者和擅长更新观念的哲学研究者,文学研究者更加擅长文本细读,并且应该立足于此。但这个立足点也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者仅仅抓住自己所长,展开单一研究,而应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文学研究者要像史学家一样仔细地挖掘史料,要像哲学家一样不停地进行观念的更新和创新,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文本的细读和阐释,最终把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上乘的学问和具有巨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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