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有微信

那当时昆曲界大佬们的朋友圈

可能是这样的

在晚明解放思想的氛围下，昆曲萌发、茁壮起来。《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晚明时期的昆曲，重视“情”的价值，尽情发挥个人情感、张扬主体性。汤显祖、王骥德等人，倾心编纂剧本，创作出好的作品，让人心醉神往。而昆曲表演，更能传达教化思想，有社会教育的功能。这些才子又同时身兼数职，在舞台表演、灯光布景、商业模式等方面纷纷做出贡献，成就了如今灿烂唯美的昆曲艺术。

汤显祖

《牡丹亭》作者

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汤显祖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是生活在地球两端的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卒年相同，又都在戏曲界有崇高的地位，作品也都非常感人。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世界各地举办了许多活动纪念他，他的戏剧作品也展开全球巡演。相比起来，关于汤显祖似乎就没有大的纪念活动，我觉得相当可惜。英国伦敦的Troxy剧场演出三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郑培凯教授正是这三场戏的督导。此外，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一流名校也演出了昆曲的折子戏，反响极好。

汤显祖《行书七绝》。书写此作时，他十九岁。

汤显祖最有名的四部剧本合称为“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的艺术成就最高。他少年时就颇有文名，在诗、文、戏曲方面都有很高的天分。

《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剧本一发售，销量就一举超过了另一部经典爱情故事《西厢记》。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曾提到当时《牡丹亭》受人欢迎的盛况，几乎是家家户户人手一本。《西厢记》还因此滞销，只好降价求售。杭州女演员商小玲登台演出《寻梦》时，竟因入戏太深、太伤心，在舞台上遽然倒地而逝，可见此剧的感染力之大。

明代男女不能自由恋爱，婚姻大事都由父母决定。但汤显祖却让他笔下的女主角杜丽娘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书生柳梦梅。这份爱甚至超越生死之界，她先因爱而死，后又因爱复生，由此戏中故事才有了发生的可能，顿时风靡当代。许多人看了《牡丹亭》后，恍然觉悟自己也能追求自我的存在，这是汤显祖对晚明思想解放所作的贡献。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认为汤显祖可说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在高难度的科举中考中进士，身为官员，职责很多，又要当司法官、教授，还要会守城防土匪，比莎士比亚忙碌得多了，还能写出如此流芳千古的剧本，实在了不起。

王骥德

撰写中国第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曲律》

才子徐渭和王骥德是邻居，徐渭那时已经是个老人，却和年仅十六七岁的王骥德成了忘年之交。徐渭每写好一部剧本，便叫王骥德来家里，自己唱一遍给他听。王骥德会挑出其中的佳句和他讨论。王骥德还和另一位作曲家沈璟讨论作曲的方法，汤显祖也是他的好友。

王骥德自幼就非常喜欢听音乐、唱歌、作曲，家里收藏了元人杂剧数百种。王骥德写的《曲律》，是中国第一部戏曲理论的专书。晚明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为《曲律》写了一篇序，称赞王骥德整理得很好，论点也新颖。王骥德非常重视戏曲的音乐性，力求雅俗共赏，也注重创新。此外，他还重视演出的效果，例如，演员讲台词时一定要注意音调，台词也要长短适中，最好插入一些好笑的片段，让观众笑开怀。王骥德对后来的戏曲家李渔影响很大，因为他不仅写曲、唱曲，更整理出一套作曲的方法，写成了一本指导手册，让后辈能够学习。王骥德是戏曲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沈璟

创立沈家班

开启戏曲的商业模式

嘉靖年间，魏良辅改良昆山腔，梁辰鱼、沈璟大力推广，且用昆山腔创作了许多剧本，于是南曲大盛。梁辰鱼、沈璟对明代后期曲坛影响极大。后来有些戏曲作家模仿沈璟的风格，被称为“吴江派”。沈璟与戏曲家王骥德是论曲的好友，两人时常书信往来，讨论戏曲创作观念，或互向对方求序。

沈璟曾当过兵部、礼部、吏部的主事和员外郎，他因上书触怒皇帝，被连降三级外调。由于沈璟和首辅申时行同乡，降级之后很快就复职了，但过了几年，他又因为在科考中录取了申时行的女婿而卷入科场舞弊案。由于他的两个弟弟都在数年间陆续考取功名，沈璟对官场热情不再，便决定辞职回家，专注于戏曲创作。沈璟撰写的《南九宫谱》是一本戏曲创作的参考书，主要论述了戏曲创作时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等种种弊病。

沈璟开创戏曲流派“吴江派”。实际上明代吴江沈家，戏曲人才辈出，男有沈璟、沈自徵、沈自晋等，女有沈静专、沈蕙端等，一门三代，多达十余人，世称“沈家班”。“沈家班”还改变了昆曲观众的结构，推动了以商业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戏班发展。职业戏班的繁荣，使昆曲走出王公贵族的厅堂，站上城乡中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民众得以接触戏曲表演。

徐渭

书画、诗文、戏曲、兵学的通才

我第一次看到徐渭的《观音图》，画幅上端书《心经》，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画中虔诚的宗教情怀，静谧简逸的线条，与他常见粗犷的表现风格迥然不同，令我颇感疑惑。后来我读徐渭《答张翰撰》，提到：“近又稍作观音漫寄一条，书《心经》于上，聊塞《黄庭》之委。”心中疑惑因此有了答案。

徐渭《观音图》。画面上半部抄录《心经》，下方绘《鹦歌宝卷》故事中的主角白鹦鹉。

这位张翰撰即隆庆五年（1571）的状元张元汴（《陶庵梦忆》作者张岱的曾祖父）。徐渭年幼时就与他一起读书，和他的父亲、儿子三代世交。因为这层关系，当徐渭身陷牢狱时，张元汴费尽心思帮他疏通，使其获得地方官批准释放。我在想，这幅《观音图》作于徐渭出狱当年，可视作他与张元汴金石之盟的见证。也或许徐渭在绘制时，心中有一尊保佑苍生的观音像，以感念上苍对自己多灾多难的一生的庇佑吧。

徐渭高才大识，博学多能，是书画家、诗人、剧作家，也是足智多谋的师爷、军事家。从前我读徐渭少年时的故事，他给人的印象就是聪颖机智的俊才。而他高妙的笔墨文采，颠狂的传奇一生，一直是文学家、戏剧编导创作时最好的题材。他评论自己的多重才学，“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在我看来，他的“谋略”应该放在第一位。

徐渭早年在抗击倭寇的名士胡宗宪手下担任幕僚，是赫赫有名的抗倭军师，为胡宗宪献计擒住汪直。胡宗宪在舟山捕获白鹿，徐渭为他代笔写了两篇《进白鹿赋》进献嘉靖皇帝，皇帝读后大喜，视为祥物，因此对胡宗宪加官进爵。我在想，胡宗宪应该很感慨，打了这么多的胜仗，要得到皇帝赏赐，还是得靠徐渭的两篇文章啊！

以徐渭的文才谋略，胡宗宪对他的倚重是肯定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胡宗宪在杭州建造了宏伟的镇海楼，请徐渭写了一篇《镇海楼记》。胡宗宪读后非常满意，想起徐渭在杭州一直租房而居，因此借这个机会赠金百二十两资助他买房。这篇文章短短647字，却让徐渭住进了豪宅。明代中叶至清朝末年，绍兴府以出产师爷幕僚闻名全国。从众多的逸事来看，徐渭应该可以被称为“绍兴师爷的祖师爷”吧！

万历时期抗倭援朝之役的主将李如松，是徐渭的得意门生。李如松、李如柏兄弟在戚继光的介绍下，经父亲李成梁安排，从徐渭学兵法。之后徐渭有相当多的诗文赠予李如松，李如松也曾接济过徐渭，并以徐渭的儿子为幕僚。在对付倭寇的策略上，徐渭所教导的兵法必定对李如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年病体虚弱的徐渭，得到李如松赠与的十五斤人参，以此为印资，刊刻了十六卷的《徐文长集》、十卷《阙编》。若不是李如松的资助，徐渭的高妙文采可能就此湮灭于历史洪流了。

晚明时代，万历皇帝昏庸，三十年不上朝。然而作者在收藏明代书画的过程中，发现万历年间人才辈出，文明的昌盛可媲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明朝时期的中国，惊叹世上竟有这样的“乌托邦”。明朝中国的政府体制、经济、交通、城市规划以及人们礼貌、整洁、文明、谦虚的性格特质，令外国人赞不绝口。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仿效司马迁《史记》列传的方式，这本书用真实的作品、贴近生活的故事来呈现明代大师的生命智慧。透过珍贵的书画，我们得以亲眼见到这些明贤的墨迹，瞻仰其风采。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文明、繁荣、创新、开放的时代，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各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学习与礼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