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璟與戲曲家王驥德是論曲的好友,兩人時常書信往來,討論戲曲創作觀念,或互向對方求序。徐渭每寫好一部劇本,便叫王驥德來家裏,自己唱一遍給他聽。

如果明朝有微信

那當時崑曲界大佬們的朋友圈

可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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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解放思想的氛圍下,崑曲萌發、茁壯起來。《牡丹亭》題詞中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晚明時期的崑曲,重視“情”的價值,盡情發揮個人情感、張揚主體性。湯顯祖、王驥德等人,傾心編纂劇本,創作出好的作品,讓人心醉神往。而崑曲表演,更能傳達教化思想,有社會教育的功能。這些才子又同時身兼數職,在舞臺表演、燈光佈景、商業模式等方面紛紛做出貢獻,成就瞭如今燦爛唯美的崑曲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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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

《牡丹亭》作者

被譽爲“東方莎士比亞”

湯顯祖與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是生活在地球兩端的同時代人。他們兩人卒年相同,又都在戲曲界有崇高的地位,作品也都非常感人。2016年是莎士比亞逝世四百週年,世界各地舉辦了許多活動紀念他,他的戲劇作品也展開全球巡演。相比起來,關於湯顯祖似乎就沒有大的紀念活動,我覺得相當可惜。英國倫敦的Troxy劇場演出三場崑曲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鄭培凱教授正是這三場戲的督導。此外,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等一流名校也演出了崑曲的摺子戲,反響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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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行書七絕》。書寫此作時,他十九歲。


湯顯祖最有名的四部劇本合稱爲“臨川四夢”,其中《牡丹亭》的藝術成就最高。他少年時就頗有文名,在詩、文、戲曲方面都有很高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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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完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劇本一發售,銷量就一舉超過了另一部經典愛情故事《西廂記》。明代文學家沈德符曾提到當時《牡丹亭》受人歡迎的盛況,幾乎是家家戶戶人手一本。《西廂記》還因此滯銷,只好降價求售。杭州女演員商小玲登臺演出《尋夢》時,竟因入戲太深、太傷心,在舞臺上遽然倒地而逝,可見此劇的感染力之大。

明代男女不能自由戀愛,婚姻大事都由父母決定。但湯顯祖卻讓他筆下的女主角杜麗娘勇敢追求自己喜歡的書生柳夢梅。這份愛甚至超越生死之界,她先因愛而死,後又因愛復生,由此戲中故事纔有了發生的可能,頓時風靡當代。許多人看了《牡丹亭》後,恍然覺悟自己也能追求自我的存在,這是湯顯祖對晚明思想解放所作的貢獻。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認爲湯顯祖可說是東方的莎士比亞。但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不同之處在於,他能在高難度的科舉中考中進士,身爲官員,職責很多,又要當司法官、教授,還要會守城防土匪,比莎士比亞忙碌得多了,還能寫出如此流芳千古的劇本,實在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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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驥德

撰寫中國第一部戲曲理論專著《曲律》

才子徐渭和王驥德是鄰居,徐渭那時已經是個老人,卻和年僅十六七歲的王驥德成了忘年之交。徐渭每寫好一部劇本,便叫王驥德來家裏,自己唱一遍給他聽。王驥德會挑出其中的佳句和他討論。王驥德還和另一位作曲家沈璟討論作曲的方法,湯顯祖也是他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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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驥德自幼就非常喜歡聽音樂、唱歌、作曲,家裏收藏了元人雜劇數百種。王驥德寫的《曲律》,是中國第一部戲曲理論的專書。晚明著名的小說家馮夢龍爲《曲律》寫了一篇序,稱讚王驥德整理得很好,論點也新穎。王驥德非常重視戲曲的音樂性,力求雅俗共賞,也注重創新。此外,他還重視演出的效果,例如,演員講臺詞時一定要注意音調,臺詞也要長短適中,最好插入一些好笑的片段,讓觀衆笑開懷。王驥德對後來的戲曲家李漁影響很大,因爲他不僅寫曲、唱曲,更整理出一套作曲的方法,寫成了一本指導手冊,讓後輩能夠學習。王驥德是戲曲史上承先啓後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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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璟

創立沈家班

開啓戲曲的商業模式

嘉靖年間,魏良輔改良崑山腔,梁辰魚、沈璟大力推廣,且用崑山腔創作了許多劇本,於是南曲大盛。梁辰魚、沈璟對明代後期曲壇影響極大。後來有些戲曲作家模仿沈璟的風格,被稱爲“吳江派”。沈璟與戲曲家王驥德是論曲的好友,兩人時常書信往來,討論戲曲創作觀念,或互向對方求序。

沈璟曾當過兵部、禮部、吏部的主事和員外郎,他因上書觸怒皇帝,被連降三級外調。由於沈璟和首輔申時行同鄉,降級之後很快就復職了,但過了幾年,他又因爲在科考中錄取了申時行的女婿而捲入科場舞弊案。由於他的兩個弟弟都在數年間陸續考取功名,沈璟對官場熱情不再,便決定辭職回家,專注於戲曲創作。沈璟撰寫的《南九宮譜》是一本戲曲創作的參考書,主要論述了戲曲創作時不合音律、脫離舞臺等種種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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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璟開創戲曲流派“吳江派”。實際上明代吳江沈家,戲曲人才輩出,男有沈璟、沈自徵、沈自晉等,女有沈靜專、沈蕙端等,一門三代,多達十餘人,世稱“沈家班”。“沈家班”還改變了崑曲觀衆的結構,推動了以商業營利爲主要目的的職業戲班發展。職業戲班的繁榮,使崑曲走出王公貴族的廳堂,站上城鄉中廣闊的舞臺,讓更多的民衆得以接觸戲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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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書畫、詩文、戲曲、兵學的通才

我第一次看到徐渭的《觀音圖》,畫幅上端書《心經》,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畫中虔誠的宗教情懷,靜謐簡逸的線條,與他常見粗獷的表現風格迥然不同,令我頗感疑惑。後來我讀徐渭《答張翰撰》,提到:“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心中疑惑因此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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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觀音圖》。畫面上半部抄錄《心經》,下方繪《鸚歌寶卷》故事中的主角白鸚鵡。

這位張翰撰即隆慶五年(1571)的狀元張元汴(《陶庵夢憶》作者張岱的曾祖父)。徐渭年幼時就與他一起讀書,和他的父親、兒子三代世交。因爲這層關係,當徐渭身陷牢獄時,張元汴費盡心思幫他疏通,使其獲得地方官批准釋放。我在想,這幅《觀音圖》作于徐渭出獄當年,可視作他與張元汴金石之盟的見證。也或許徐渭在繪製時,心中有一尊保佑蒼生的觀音像,以感念上蒼對自己多災多難的一生的庇佑吧。

徐渭高才大識,博學多能,是書畫家、詩人、劇作家,也是足智多謀的師爺、軍事家。從前我讀徐渭少年時的故事,他給人的印象就是聰穎機智的俊才。而他高妙的筆墨文采,顛狂的傳奇一生,一直是文學家、戲劇編導創作時最好的題材。他評論自己的多重才學,“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但在我看來,他的“謀略”應該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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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早年在抗擊倭寇的名士胡宗憲手下擔任幕僚,是赫赫有名的抗倭軍師,爲胡宗憲獻計擒住汪直。胡宗憲在舟山捕獲白鹿,徐渭爲他代筆寫了兩篇《進白鹿賦》進獻嘉靖皇帝,皇帝讀後大喜,視爲祥物,因此對胡宗憲加官進爵。我在想,胡宗憲應該很感慨,打了這麼多的勝仗,要得到皇帝賞賜,還是得靠徐渭的兩篇文章啊!

以徐渭的文才謀略,胡宗憲對他的倚重是肯定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胡宗憲在杭州建造了宏偉的鎮海樓,請徐渭寫了一篇《鎮海樓記》。胡宗憲讀後非常滿意,想起徐渭在杭州一直租房而居,因此借這個機會贈金百二十兩資助他買房。這篇文章短短647字,卻讓徐渭住進了豪宅。明代中葉至清朝末年,紹興府以出產師爺幕僚聞名全國。從衆多的逸事來看,徐渭應該可以被稱爲“紹興師爺的祖師爺”吧!

萬曆時期抗倭援朝之役的主將李如松,是徐渭的得意門生。李如松、李如柏兄弟在戚繼光的介紹下,經父親李成梁安排,從徐渭學兵法。之後徐渭有相當多的詩文贈予李如松,李如松也曾接濟過徐渭,並以徐渭的兒子爲幕僚。在對付倭寇的策略上,徐渭所教導的兵法必定對李如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晚年病體虛弱的徐渭,得到李如松贈與的十五斤人蔘,以此爲印資,刊刻了十六卷的《徐文長集》、十卷《闕編》。若不是李如松的資助,徐渭的高妙文采可能就此湮滅於歷史洪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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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時代,萬曆皇帝昏庸,三十年不上朝。然而作者在收藏明代書畫的過程中,發現萬曆年間人才輩出,文明的昌盛可媲美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歐洲傳教士來到明朝時期的中國,驚歎世上竟有這樣的“烏托邦”。明朝中國的政府體制、經濟、交通、城市規劃以及人們禮貌、整潔、文明、謙虛的性格特質,令外國人讚不絕口。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仿效司馬遷《史記》列傳的方式,這本書用真實的作品、貼近生活的故事來呈現明代大師的生命智慧。透過珍貴的書畫,我們得以親眼見到這些明賢的墨跡,瞻仰其風采。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文明、繁榮、創新、開放的時代,對中華文化,乃至世界各國文化的深遠影響,值得我們學習與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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