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甫一问世，便享有极高的声誉。历代学者或注、或续、或补、或评，遂使研究《通鉴》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谓之“通鉴学”。近世以来，研究《通鉴》的文章可谓层出不穷。宋衍申《〈资治通鉴〉研究概述——为〈通鉴〉修成九百年而作》[①]及汤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 ）》[②]二文曾细致梳理了大陆地区《通鉴》的研究成果。翟清福《近四十年来台湾〈资治通鉴〉研究概述》[③]曾就台湾地区1986年前的《通鉴》研究成果作过概述，此后近30年来，台湾学术界对《通鉴》继续展开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通鉴》的图书近20种，其中专著近10种，此外还有一些简介、选注、白话等类的书籍；发表有关论文近90篇。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鉴学”的发展，本文就将分几个方面对台湾地区有关成果作一评述。

一、《通鉴》的综合研究

骆志伊《司马光与〈资治通鉴〉》[④]从《通鉴》的编纂、注释与副产品、影响等方面论证《通鉴》是一部必读的史学巨著。刘兆佑从文献学角度详述《通鉴》及其相关几部书的成书经过、得失及版本等，对了解《通鉴》大有裨益[⑤]。赵海涛《司马光与〈资治通鉴〉》[⑥]从司马光编撰《通鉴》的缘起、过程、目的、内容、纪年、参考资料、文字运用等方面简述这部“历史教科书”，肯定其对历朝历代的社会影响是难以估计的。郑志敏《文学本事——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⑦]简述《通鉴》的修撰缘起、过程及优缺点，认为《通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也可以借镜为个人处身立世的基本原则。

朱重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学》[⑧]指出《通鉴》集编年通史之大成，甄选史料之法众多，其成功有赖多种条件；作者除肯定《通鉴》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外，还就《通鉴》的纪年、书法及著录史事等问题提出了看法。高进、林明惠《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史家：司马光——由三个方面看〈资治通鉴〉蕴含的时代意义》[⑨]一文认为《通鉴》的取材范围、表现手法乃渐变的宋代史学潮流中的一份子；司马光及其《通鉴》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司马光个人因素如儒学与史家两方面在《通鉴》中留下痕迹。作者认为司马光对历史的解释态度谨慎，《通鉴》的价值很高，评价《通鉴》不能求全责备。

此外，近年台湾还重印了《通鉴学》、《资治通鉴索引》、《中国名著选译丛书·资治通鉴》、《新校资治通鉴注》、《资治通鉴今注》、《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等一批颇有助于学的著作。 [⑩]

二、《通鉴》的考订方面

台湾学界对《通鉴》进行时间、史料、版本、取材、体例等方面校勘、考订，近3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孙铁刚详考《通鉴》中战国史的年代问题，提醒读者采用《通鉴》战国部分史料时需仔细考辨，以免发生错误。 [11]林礽干《通鉴陈纪纠谬》[12]将《通鉴·陈纪》与相关正史对勘，得朔闰差舛、段落倒置、称谓歧出、义例不一、记事失实、载述脱误、及官爵、地名伪谬、与夫姓氏、世系颠乱者，凡246条，每条咸加按语，一一析而辨之。朱振宏《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补遗》[13]在吴书基础上，对《通鉴》及吴着《疑年录》中错误、疏漏之处做进一步修订、补充，得出80余例，使《通鉴》纪时研究更进一步。此外，李承宗、邱亚欣、王诗婷、李光耀等分别就《通鉴》部分卷帙史料加以校读[14]。

吴哲夫《元兴文署〈资治通鉴〉版本问题疑辨》[15]重新审视历来将元代兴文署作为胡注《通鉴》最早之印本的看法，认为《王盘序》文乃后人伪作，确定元兴文署并无能力刻印大书，胡注《通鉴》的祖本，乃是元代福建地区的出版物。林保全《〈资治通鉴·周纪〉引秦孝公史源考——兼议司马温公撷取删削史料之优劣得失》[16]一文考察《〈通鉴·周纪〉引秦孝公》史源集中于《史记》、《战国策》中，也有如《韩非子》、《吕氏春秋》、《商君书》、《新序》、《淮南子》等书。 《通鉴·周纪》将《史记》散于各处但年代相关的史料浓缩而系于一处，颇便观览，但也存在几例明显不当之处。曾名郁《〈资治通鉴〉编年体体例研究》[17]按“年号”、“朝代”、“星岁纪年”三种时序体例分时段论述《通鉴》之纪年问题，认为司马光在既有的传统史学、历法中揉合出一种合适的体例。

三、《通鉴》的编修方面

对《通鉴》编修方面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台湾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通鉴》编纂者、编纂方法、史料来源、司马光建构史料等方面。

任念祖《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谈〈资治通鉴〉在新闻学上的价值》[18]认为司马光编《通鉴》符合新闻的原则，《通鉴》为我国新闻的学术基础之一。李美月《资治通鉴草卷分职考》[19]从《通鉴考异》及司马光的书信、札子等资料中推论：《通鉴》草卷的助手刘攽纂修汉迄随丛目及汉、魏长编和晋长编的一部分；刘恕完成部分晋长编和宋、齐、梁、陈、随长编以及后五代丛目、长编；范祖禹负责唐丛目及长编。章群《通鉴唐纪引用笔记小说述论稿》[20]针对《通鉴·唐纪》引用笔记小说加以研究，试图从中探讨笔记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文中“通鉴唐纪引用唐代之笔记小说表”颇见功力。

卢奕璇《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春秋”书法研究——以中晚唐为例》[21]认为司马光透过多种手法“据事直书”，在尊王与大一统、正名与礼治思想、夷夏观、识微慎始等方面，继承发展“春秋”书法之“义理”。林雅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与范祖禹〈唐鉴〉析论》[22]分述司马光与范祖禹的关系、《通鉴•唐纪》与《通鉴》之成书与差异，并尝试论述二人史论差异产生的原因。姚彦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增损隐括〈资治通鉴〉方法举隅——以〈卷一〉为例》[23]探察比较二书同时期条目的详略、异同、取舍关系，得出“增损隐括”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修整，其中也有朱熹对《通鉴》的重新诠释和对话。彭维谦《不同脉络中的历史文本之自动分析——以〈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及〈正史〉为例》[24]通过自动的方法，撷取资料中的关键词，找出这些书之间文字段落的关系；探讨各书的编辑方法；最后建立资讯系统，通过文字和图像化的呈现，给历史学者研究提供方便。施宽文《〈资治通鉴〉资鉴法戒的叙事艺术》[25]参酌当代叙事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家叙事的实际情形，探讨《通鉴》在资鉴法戒方面的叙事成就。

田浩《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一文试图从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选取与增添中，寻绎其别有风貌的论述模式。田文认为司马光出于鉴戒的需要将己意镌刻在史书中，《通鉴》中的诸葛亮形象乃司马光重新建构出来的。张元《读田浩教授〈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肯定田文的意义和价值，但也认为探讨历史叙事者的意图，不只是在一件件小事上加以“重构”，应尽量体会叙事者心中的历史全域与表述观点[26]。此外，封思毅《〈资治通鉴〉记载图书文献辑要》[27]别为“图书”及“文献”两部，新制标题分类依纪年编排《通鉴》所记每一图书及文献，极便读者窥见众多当时政府及社会之活动现象及趋向。

四、《通鉴》中的战争与人事方面

陈秉贞《〈资治通鉴〉“官渡之战”探析》[28]将“官渡之战”作一完整的军事分析，并由司马光取材的态度来探讨其用意。李仕宁《〈三国志〉、〈资治通鉴〉之比较——以淮南三叛为考察》[29]分别从时间的排序、事件的描述、政治和社会环境、体裁的差异方面对二书所记“淮南三叛”详加比对，以窥测适时史家之心境。陈凯伦《两〈唐书〉与〈资治通鉴〉论安史事件》[30]从史料渊源与史论嬗变的视角，探讨三书对“安史事件”的史料取舍、载述方式与评价异同，得出“以史为鉴”的思想贯穿《通鉴》全书。江宜华《韩愈〈顺宗实录〉与〈通鉴〉卷二三六〈顺宗纪〉之辨析》[31]除考察《顺宗实录》的编纂与版本流传外，重在讨论二书对永贞革新及二王八司马的看法，至于韩愈与司马光以褒贬善恶态度撰史，对王淑文有所贬抑，乃史家撰述时代性的表现。

张元以王敦之乱为例，探讨了《通鉴》的叙述重点在注重人们内心活动。 [32]林静薇《司马光笔下的杨坚受禅》[33]比较《周书》、《隋书》以及《北史》中杨坚受禅的异同，分析指出《通鉴》巨细靡遗，采用这些史料时取舍略有不同。尽管《通鉴》在周隋政权转移过程中并无“臣光曰”，然其字里行间自有其微言大义。游思盈《史家笔下的霍光——〈汉书〉、〈资治通鉴〉之比较》[34]分别从霍光生平生平、辅政经过、家族命运及字句对照等方面论述二书中的霍光各有侧重。李政翰《考查〈魏书〉与〈资治通鉴〉之异同——以北魏尔朱荣为例》[35]分别从体裁、态度、材料、笔法等方面细究二书中尔朱荣的异同，认为史家对史料细腻的考证功夫尤其值得重视。施宽文《〈资治通鉴〉人物形象之描写技巧举隅》分别从表情呈现、言谈议论的表达、行为表现、他人评价、人物内心想法之表露与人物映衬等手法，举例说明《通鉴》脍炙人口的真正原因在于高超的文学技巧与审美性。 《〈资治通鉴〉的王者类型及其形象塑造举隅》指出《通鉴》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目的下，笔下那些鼎革、板荡之际的王者有类型化的倾向。 《〈资治通鉴〉与新旧〈五代史〉之叙事写人——以后唐庄宗纪为例》[36]一文以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之人事为例，将三书所记之事相互比较，得出司马光在叙述史事时，不吝于采撷笔记小说中的相关史料，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五、《通鉴》的思想方面

权重达《温公史学对韩之影响》[37]侧重阐发《通鉴》东传以后对韩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尤注重正统论与华夷观在韩国的升华过程。张元《司马光对东汉曹魏历史的理解》[38]认为受学术思想与时代背景的限制，《通鉴》有关记载每多隐晦不明，某些看法不免稍有所偏。司马光对东汉曹魏历史的理解，颇受重礼轻刑观念的影响。宋晞《司马光史论》[39]认为“臣光曰”是司马光贯彻“资治”目的之手笔，为《通鉴》的有机组成部分。司马光的历史哲学渊源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史学，同时与时代之背景、司马光求真求实的个人修养有很大关系。崔京玉《唐宋史书的礼治思想：以〈通典〉与〈资治通鉴〉为中心》[40]设专章探讨时代环境对《通鉴》修纂的影响，并分析总结《通鉴》对礼治思想的传承。

王淑英《通鉴论赞选释》择论赞重要者11篇以概其余，读之略见司马温公修史之微言大义。郑启《通鉴论赞选释》[41]认为《通鉴》的论赞乃精华之所聚，作者对其中颇值得重视的52首论赞扼要阐释，备为关心治道者观览。张立平《司马温公通鉴臣光曰研究》[42]从温公《通鉴》思想与文章入手，提示其特征、评议其争端、略述其影响。黄淑贤《司马温公之思想》[43]从司马温公《通鉴》等作品中得知，司马温公之思想以儒家为主，其间难免稍及佛老；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竭尽忠诚、举孝廉荐等方面。陈荣照《论北宋史学的义理化趋向——欧阳修、司马光史观探析》[44]从学术史的观点出发，分析欧阳修、司马光在其史学著作里援理入史，强调以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历史，将“春秋笔法”注入史论，宣扬客观求实的正统观，同时注重以史为鉴，注意总结历史的兴衰得失。

王念西《〈资治通鉴〉的史观——以北魏为例（西元261—534）》[45]认为司马光对鲜卑拓跋氏的称谓因其国力起伏而定。北魏自孝文帝朝后国势日下，终至分裂，此一时期司马光以南朝为正朔，恐怕有其“不得不”的苦衷。庄玱逸《司马光〈资治通鉴〉帝魏疏论》[46]就历来学者帝魏尊蜀二事之议论入手，探析《通鉴》以魏纪年之因由，得出温公于三国时帝魏纯属编年体史书不可无“岁、时、月、日”，故不得不依“汉传于魏而晋受之”而进魏。吴汉松《三国的正统之争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47]分析司马光《通鉴》在三国时期用曹魏纪年自有其“正闰”。侯洁之《拨乱反诸正——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礼制思想》[48]认为司马光极力阐发礼制的统御性与规范性，强调礼教治国的必然性，其礼制主张在《通鉴》中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王蕙芸《从〈资治通鉴·汉纪〉看司马光对〈史记〉的看法》[49]以“汉武纪事”为界，将《史记》、《通鉴》加以比对，勾勒出司马光对特定史事之意见，进而得知二司马之异同。

六、《通鉴》的注释方面

《通鉴》注释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通鉴考异》、《通鉴胡注》、《通鉴胡注表微》三部著作的梳理。

张性如、刘光义曾分别就《通鉴》胡注中意有未安处予以质疑、纠谬，可谓用力极深、颇多见地[50]。张元《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认为胡三省史学的中心思想不应用陈垣所谓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来概括，《表微》借胡注而发己之论有牵强附会之嫌。 《表微》中呈现援庵先生的史学功力值得人们仔细研读。此外《〈通鉴胡注〉中的“心”字》认为《通鉴胡注》中的“因事观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方法，为我们进入历史世界指明了道路[51]。胡楚生就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归纳其“表微”之方法：（一）于考据之外以意逆志而求之；（二）于胡氏感慨古今史事中求之；（三）于胡氏直指为某事者求之；（四）于胡氏深加鉴戒处求之；（五）于胡氏借古人自况处求之；（六）于陈氏自身之感慨中求之。 [52]

李美月《通鉴考异引书考》[53]在崔万秋、张须等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分类详考《通鉴考异》引书360种，将“通鉴学”研究更推进一步。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54]认为《三国志注》对魏晋的史书作了总结性的考辨，《通鉴考异》则对魏晋以来的史学著作，再一次辨其异同，以作为《通鉴》去取的依据。吕美泉《读〈资治通鉴考异〉札记三则》[55]认为《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和“二刘一范”的集体著作；《通鉴》参据书书目还应注意《通鉴》实际参据而《通鉴考异》未提到的书；《通鉴考异》创立的史料考异方法，除司马光在《答范梦得》提出的三条外，还有参取、订误、阙疑三条。

七、《通鉴》的普及方面

除上述研究问题外，台湾学界还注重《通鉴》的普及工作。如《资治通鉴嘉言》、《古代中国的图像长卷：资治通鉴》、《一次读完资治通鉴故事》[56]这样的书籍出版，《嘉言》选录司马光《通鉴》与毕沅《续通鉴》嘉言与警语七百条，颇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世道人心；《长卷》不仅告诉我们《通鉴》的编辑团队如何选取史料，还强调胡三省是怎样解读及注解《通鉴》的。 《故事》是《通鉴》的精要白话改写版，作者依时代的先后顺序共撰写了100个故事，为读者进入历史宝库的重要锁𬬭。

颇值一提的是柏杨所翻译的白话《通鉴》走在了台湾白话史籍出版队伍的前列[57]。当然，此书也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赞誉者、批评者均占相当比重。赞誉者如苏墱基认为柏杨先生靠他的毅力和承绪先贤的使命感穷十年之功所译《通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对诱导国人了解历史非常有意义；章维新认为从态度、体例、精神等方面看，《柏杨版通鉴》是一部用心翻译的史书，乃进步的起点[58]；唐德刚《〈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59]认为饱学之士柏杨以其彩笔将《通鉴》译成白话，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财讯编辑部《〈柏杨版通鉴〉大功告成》[60]也肯定《柏杨版通鉴》存在的历史意义。批评者如李明德举例论证《柏杨版资治通鉴》错误之处，认为柏杨是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61]吕应钟举例将《柏杨版通鉴》中不明的数则怪异天象解释为幽浮（UFO，不明飞行物）；[62]孙国栋认为尽管柏杨先生精神、毅力可嘉，但《柏杨版资治通鉴》歪曲史实、违反学术良心处甚多，不仅不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还容易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误解。 [63]

谈台湾的《通鉴》普及教育，不能不提爱新觉罗·毓鋆[64]以及张元先生。张元《如何阅读〈资治通鉴〉》提出阅读《通鉴》应该虚心、耐心、细心，读者可以读问题不少的《柏杨版通鉴》，但《通鉴》原著才更有滋味。 《〈资治通鉴〉的教学与检讨》以《通鉴》选读这一大学通识教育为例，总结课程设计与课上讨论，经典选读在通识教育中仍需在改进中前进。此外还有《通识课程中的通鉴选读》等文[65]。张元先生《通鉴》研究与教学方面贡献良多，这些成果多集中在《读通鉴谈教学》、《老师读通鉴》等系列文章中，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综上所述，近30年来，台湾学界对《通鉴》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鉴学”的发展，但仍旧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集中、观点类似，给人重复论述之感。

主要表现在《通鉴》的思想与编纂方面，尽管偶有较为新颖的观点出现，但总体而言观点大致相同，因此《通鉴》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很有必要。

第二，研究视角不广，新的研究领域亟待拓展。

“《通鉴》史源研究是一个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的课题，史源研究将会为其他研究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成为推动其他方面研究进展的动力。”[66]目前台湾学界《通鉴》的史源研究还很薄弱，尚需加强。此外，需借鉴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拓展《通鉴》研究的新领域。当然，作为“东亚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环，《通鉴》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与影响也颇值得研究。

第三，缺乏通论性的著述。

崔万秋《通鉴研究》与张须《通鉴学》奠定了“通鉴学”的研究框架，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尤其《通鉴学》一书是迄今研究《通鉴》最为全面的著作。台湾学界对这两部著作也予以重印[67]。自此以后，尽管出现了诸如李则芬《泛论资治通鉴》、张敬琪《通鉴研究》[68]这样通论性的著述，然其过于偏激的结论则很难服众。因此，一部有助于后学、品质上乘的《通鉴》通论性著述值得台湾学界去努力。

参考注释：

[①]宋衍申：《〈资治通鉴〉研究概述——为〈通鉴〉修成九百年而作》，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汤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③]翟清福：《近四十年来台湾〈资治通鉴〉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需要说明的是，氏著于1986年前的《通鉴》研究成果漏收者，笔者亦有所收。

[④]骆志伊：《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书和人》1985年第516期。

[⑤]刘兆佑：《宋代编年类史籍考初编》，《“中央图书馆”馆刊》1991年第24卷第1期。

[⑥]赵海涛：《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孔孟月刊》1995年第34卷第1期。

[⑦]郑志敏文，洪义男图：《文学本事——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小作家月刊》1996年第3卷第7期。

[⑧]朱重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史学》，《宋旭轩教授八十荣寿论文集》，台北：宋旭轩论文集编委会，2000年。

[⑨]高进、林明惠：《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史家：司马光——由三个方面看〈资治通鉴〉蕴含的时代意义》，《冈中学报》2014年第27期。

[⑩]张须：《通鉴学》，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85年；佐伯富编：《资治通鉴索引》（影印日本同朋社），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李庆译注、黄永年审阅：《中国名著选译丛书•资治通鉴》，台北：锦绣出版社,1993年；司马光撰，胡三省注，章钰校记：《新校资治通鉴注》，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社，2009年；李宗侗、夏德仪等校注：《资治通鉴今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雷家骥：《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12年。

[11]孙铁刚：《资治通鉴中战国史的年代问题的初探》，《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2]林礽干：《通鉴陈纪纠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13]朱振宏：《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补遗》，《辅仁历史学报》1999年第10期；又载《大陆杂志》2000年第100卷第5期。

[14]李承宗：《〈通鉴〉卷一九五校读》、邱亚欣：《〈通鉴〉卷二四四校读》、王诗婷：《〈通鉴〉卷二四九校读》、李光耀： 《〈通鉴〉卷二五三校读》，《新北大史学》2013年第14期。

[15]吴哲夫：《元兴文署〈资治通鉴〉版本问题疑辨》，《故宫学术季刊》2002年第20卷第2期；又载《应用语文学》2002年第4期。

[16]林保全：《〈资治通鉴•周纪〉引秦孝公史源考——兼议司马温公撷取删削史料之优劣得失》，《思辨集》2006年第9集。

[17]曾名郁：《〈资治通鉴〉编年体体例研究》，《中正历史学刊》2009年第12期。

[18]任念祖：《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谈〈资治通鉴〉在新闻学上的价值》，《报学》1985年第7卷第5期。

[19]李美月：《资治通鉴草卷分职考》，《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0]章群：《通鉴唐纪引用笔记小说述论稿》，《东吴文史学报》1990年第8号；后收入章群：《通鉴及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21]卢奕璇：《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春秋”书法研究——以中晚唐为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2]林雅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与范祖禹〈唐鉴〉析论（上）》，《中国语文》2009年第104卷第6期；《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与范祖禹〈唐鉴〉析论（下）》，《中国语文》2009年第105卷第1期。

[23]姚彦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增损隐括〈资治通鉴〉方法举隅——以〈卷一〉为例》，《屏东教育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类）》 2010年第35期。

[24]彭维谦：《不同脉络中的历史文本之自动分析——以〈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及〈正史〉为例》，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

[25]施宽文：《〈资治通鉴〉资鉴法戒的叙事艺术》，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6]田浩：《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张元：《读田浩教授〈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本第1分。

[27]封思毅：《〈资治通鉴〉记载图书文献辑要》，《“国家图书馆”馆刊》2007第1期。

[28]陈秉贞：《资治通鉴〈官渡之战〉探析》，《历史月刊》1999年第135期。

[29]李仕宁：《〈三国志〉、〈资治通鉴〉之比较——以淮南三叛为考察》，《洄澜春秋》2005年第2期。

[30]陈凯伦：《两〈唐书〉与〈资治通鉴〉论安史事件》，《问学集》2014年第20期。

[31]江宜华：《韩愈〈顺宗实录〉与〈通鉴〉卷二三六〈顺宗纪〉之辨析》，《中正历史学刊》1998年第1期。

[32]张元：《〈资治通鉴〉中关于人们心里的描述——以东晋王敦之乱为例》，《宋旭轩教授八十荣寿论文集》，台北：宋旭轩论文集编委会， 2000年。

[33]林静薇：《司马光笔下的杨坚受禅》，《中正历史学刊》2004年第7期。

[34]游思盈：《史家笔下的霍光——〈汉书〉、〈资治通鉴〉之比较》，《洄澜春秋》2005年第2期。

[35]李政翰：《考查〈魏书〉与〈资治通鉴〉之异同——以北魏尔朱荣为例》，《洄澜春秋》2008年第5期。

[36]施宽文：《〈资治通鉴〉人物形象之描写技巧举隅》，《孔孟月刊》2010年第48卷第5期；《〈资治通鉴〉的王者类型及其形象塑造举隅》，《辅仁国文学报》2010年第30期；《〈资治通鉴〉与新旧〈五代史〉之叙事写人——以后唐庄宗纪为例》，《辅仁国文学报》2013年第36期。

[37]权重达：《温公史学对韩之影响》，《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另可详参氏著《资治通鉴对中韩学术之影响》，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

[38]张元：《司马光对东汉曹魏历史的理解》，《东吴文史学报》1986年第5号；后收入《宋史研究集》第24辑，台北：编译馆，1995年。

[39]宋晞：《司马光史论》，《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以《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史论》为题，收入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台北：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

[40]崔京玉：《唐宋史书的礼治思想：以〈通典〉与〈资治通鉴〉为中心》，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41]王淑英：《通鉴论赞选释》，《孔孟月刊》1986年第24卷第6期；郑启：《通鉴论赞选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42]张立平：《司马温公通鉴臣光曰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7年；《司马温公通鉴臣光曰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

[43]黄淑贤：《司马温公之思想》，《中国国学》1988年第16期。

[44]陈荣照：《论北宋史学的义理化趋向——欧阳修、司马光史观探析》，《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1996年。

[45]王念西：《〈资治通鉴〉的史观——以北魏为例（西元261—534）》，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王念西：《资治通鉴的史观：以北魏为例（261—534）》，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46]庄玱逸：《司马光〈资治通鉴〉帝魏疏论》，《中国文化月刊》2001年第258期。

[47]吴汉松：《三国的正统之争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史月刊》2007第237期。

[48]侯洁之：《拨乱反诸正——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礼制思想》，《历史月刊》2008年第240期。

[49]王蕙芸：《从〈资治通鉴•汉纪〉看司马光对〈史记〉的看法》，《暨南史学》2009年第12号。

[50]张性如：《读史探微——通鉴胡注质疑与汉丞相衔考据》，《台南师专季刊》1969年第2期；刘光义：《通鉴胡注纠谬——秦西汉部分》，《中国书目季刊》1977年第11卷第1期。

[51]张元：《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韩国）《中国学报》1995年第35期；收入宋史座谈会编辑： 《宋史研究集》（第28辑），台北：国编馆，1998年。 《〈通鉴胡注〉中的“心”字》，《历史月刊》2009年第265期。

[52]胡楚生：《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中“表微”之方法例释》，《兴大人文学报》2007年第38期。

[53]李美月：《通鉴考异引书考》，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

[54]逯耀东：《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台大历史学报》1997年第21期。

[55]吕美泉：《读〈资治通鉴考异〉札记三则》，《中国文化月刊》2000年第239期。

[56]陈光天选辑：《资治通鉴嘉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1986年二版；张元导读，谢祖华绘图：《古代中国的图像长卷：资治通鉴》 ，台北：大块文化出版社，2011年；张灵慧：《一次读完资治通鉴故事》，台北：海鸽文化，2014年；另有林素珍：《推荐一本好书——一次读完资治通鉴故事》，《中国语文》2015年第117卷第2期。

[57]司马光原著，柏杨译：《柏杨版资治通鉴》，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年。

[58]苏墱基：《复活古籍——〈柏杨版资治通鉴〉诞生》，《新书月刊》1983年第2期；苏墱基评介：《每月一书——〈柏杨版资治通鉴〉》，《光华》1993年第18卷第5期；章维新：《一个进步的起点——简介一部用心翻译的史书〈柏杨版资治通鉴〉》，《新书月刊》1983年第3期。

[59]唐德刚：《〈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传记文学》1984年第44卷第5期。

[60]财讯编辑部：《〈柏杨版资治通鉴〉大功告成》，《财讯》1993年第133期。

[61]李明德：《走在地雷上：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国文天地》1986年第12期。

[62]吕应钟：《不是柏杨不懂——试释〈柏杨版资治通鉴〉不明的天象》，《新书月刊》1984年第9期。

[63]孙国栋：《评〈柏杨版资治通鉴〉（上）》，《历史月刊》1988年第4期；《评〈柏杨版资治通鉴〉（下）》，《历史月刊》1988年第5期。

[64]爱新觉罗•毓鋆，著名儒家学者，创办奉元书院，以私人讲学，外界敬称其为“毓老”。 “毓老”在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六十余载，及门弟子逾万人，却述而不作，近年得门人整理之语录、著作逐渐问世。徐泓先生讲：“（毓）老师讲授《资治通鉴》就要我们读《历代通鉴辑览》，不但要读文本，理解史事，还要读乾隆帝批语。……老师又教我们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参见徐泓：《奉元讲录总序》，《毓老师讲学庸》，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5年。此条承蒙台北大学历史系蒋义斌老师提示，谨致谢意。

[65]张元：《如何阅读〈资治通鉴〉》，《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1995年第3期；张元、许松源、陈冠华：《〈资治通鉴〉的教学与检讨》， 《通识教育》1997年第4卷第3期；张元：《通识课程中的通鉴选读》，林素英、巫俊勋主编：《经典生活与通识语文教育》，花莲：花莲师范学院，2004年。

[66]汤勤福、李日升：《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36页。

[67]崔万秋：《通鉴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张须：《通鉴学》，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85年。

[68]李则芬：《泛论资治通鉴》，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张敬琪：《通鉴研究》，台北：流远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来源：中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