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本來是一個順應歷史發展，促進古代寒士公平努力進階的人才銓選、官員選拔制度，歷經隋、唐、宋、元、明、清六朝1300餘年的發展，成爲維繫社會有效運轉、促進人才良性流動、政治治理達致清明的重大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西方譽爲中國奉獻給世界的第五大發明。然而由於其不能適應晚清社會的重大變局，最終以“革千年沉痾之積弊”和清帝“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上諭的形式，於1905年9月2日被徹底廢除而成爲歷史的絕響。

關於科舉評價

宋元以後，科舉制度傳到越南、日本、韓國、朝鮮，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制；16至17世紀，歐洲傳教士將中國科舉取士制度介紹到歐洲。18世紀時啓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19世紀中後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爲歐美各國仿效的文官制度。孫中山先生曾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肯定，在《五權憲法》中認爲：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科舉廢除之爭

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盡善盡美的，或多或少都會遭到人們的非議，科舉制也不例外。自唐至晚清，共經歷了四次大爭論。第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亂後，禮部侍郎楊綰、尚書左丞賈至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提出，當時的考試製度不僅造成了社會道德水準下降，而且還爲安史之亂的發生提供了條件。因此主張取消進士科和明經科，令地方察舉孝廉，尚書只考試經義和對策。第二次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王安石與蘇軾之間關於科舉考試的爭論，王安石主張要修學校，變科舉，減少虛華（如詩賦）、增加實用（如法律）；蘇軾則反對改革科舉考試中的詩賦項目。第三次是朱元璋於明洪武三年（1370）開始恢復科舉考試，後發現通過科舉選拔上來的後生沒有實踐能力，暫時放棄了科舉，恢復了察舉制度。第四次是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認爲科舉考試不合理，從八股文到考試內容都需要全面改革。可見，近代以前的歷次科舉改革爭論，基本上發生在開國不久，但都是“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的結果。

作爲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一個典型代表，科舉制度上承世官制度、察舉制度，下啓新式學堂。自誕生之日起，各朝都不斷地陷入了變革科舉的爭論之中；進入近代之後，由於西方船堅炮利所帶來的衝擊和心理壓迫日漸強烈，科舉尤其是八股之害，導致了中國這一悠久的人才選拔、官員銓選制度逐漸走向了異化：科舉的內容，無法爲晚清社會提供能夠製造輪船槍炮的技術型人才，八股的形式，無法將清末傳統的士人（童生、秀才、舉人和進士）培養成具有創新思維能力的新式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憤慨地說：“愚以爲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焚書坑儒）。”

清末廢除科舉制

清末廢除科舉制，並不是因光緒皇帝頒佈一紙上諭詔令，就迅速完成廢除一事。相反，廢除科舉制大體經歷了增設學科、議改科舉、廢除八股、廢除科舉這樣四個階段。

首先是增設學科階段，時間上從1874年到1897年一直延續了二十多年。以1874年12月10日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爲標誌，海防折中首先論述了其時其勢：“洋人入中國已三十餘年，駐京已十餘年，以兵脅我，殆無虛歲，而求練達兵略精通洋法者恆不數覯，由於不學之過，下不學由於上不教也。軍務肅清以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末由進身，而以章句弓馬施於洋務，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楨前有請設算學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試改槍炮之奏，皆格於部議不行。而所用非所學，人才何由而出？”其後，李鴻章認爲，“以中國之大，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臣愚以爲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驟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分爲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

緊接着， 1875年2月禮部《奏請考試算學折》，此折中開篇即論述了船政大臣沈葆楨奏稱：“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爲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爲本。”“臣等再四籌商，合無仰懇聖恩，特開算學一科，誘掖而獎進之，使家有其書，人自爲學。”在1875年5月30日恭親王奕訢等上奏的《擇要條議海防諸議折》中，對科舉考試增設算學科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李鴻章、沈葆楨等欲仿漢時詔求出使絕域人才，及宋司馬光議設十科之意，請開洋學及請設特科，原與科目並行不悖，並非如王家璧等所稱以洋學變科目。且以遣使一節必須預儲人材，非設學局以陶熔之，開設專科以拔取之，不足以得出使絕域之才。”

其次是議改科舉階段，時間從1897年到1898年。議改科舉，主要分爲奏設經濟特科和議改科舉章程兩個方面。其一，奏設經濟特科，主要是以貴州學政嚴修1897年12月16日《奏請設經濟專科折》爲標誌，奏摺開頭即陳明：“時政維新，需才日亟，請破常格，迅設專科，以表會歸而收實用。”其二，議改科舉章程。主要體現在《禮部：議奏科場改試疏》。

再次是廢除八股取士階段，時間大約從1895年到1901年。提出廢除八股取士制度的觀點，突出表現在維新派代表人物嚴復的《救亡決論》中，他說：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而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今夫生人之計慮智識，其開也必由粗以入精，由顯以至奧，層累階級，腳踏實地，而後機慮通達，審辨是非。從此，天下事來，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難哉！其二害曰壞心術。孔子有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言止於所不知，固學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無所不知，夫無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其三害曰滋遊手。今論者將八股取士，固未嘗誠負於國家，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然則救之之道當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

最後是廢除科舉階段。時間是1903年至1905年，大約三年的時間。這一階段，以袁世凱、張之洞於1903年3月13日《奏請遞減科舉折》爲發端，奏摺稱：“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

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於1904年1月13日《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爲銜接，不僅要遞減科舉，而且要注重學堂。奏摺認爲科舉阻礙學堂。具體表現在“興辦學堂，已及兩年有餘，而至今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者，經費難籌累之也。公款有限，全賴民間籌捐。然經費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也。”由於科舉選才辦法已經納入學堂獎勵之中，這裏並不是要廢除科舉，而是將科舉學堂合二爲一。“將科舉舊章量爲變通，從下屆丙午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暫行試辦；一面照現定各學堂章程，從師範學堂入手，責成各省實力舉行。”

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於1905年9月2日《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暨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爲標誌，奏摺分析了廢除科舉的現實原因和國際原因。爲此，建議採取了五項措施：第一，尊經學。第二，崇品行。第三，造就師範。第四，暫時不用錄取沒有畢業的學生。第五，爲參加舊學應試的寒儒統籌出路。由於科舉不停，民間普遍處於觀望中，因此推廣學校必先停止科舉。最終，光緒帝在上諭中明確規定立即廢除科舉，即“著即自丙午科爲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廢除科舉制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直言說：1905年廢科舉使這一年成爲新舊中國的分水嶺。親身經歷的嚴復也曾認爲“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之廢封建、開阡陌”。（江 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