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家，就是並排的三間土牆瓦屋，門像朝南。堂屋正中央擺放一桌一椅，右牆掛着“向毛主席學習”的鏡框，據說是父母親結婚時，舅舅送的，只有簡單潦草幾個大紅字。右邊是父母與四姐的房間，左邊是五個哥哥姐姐的房間，牆邊連着竈屋。

哥哥姐姐的房間只有兩張牀，兩排並放，一排是大哥跟二哥，另一排則是大姐、二姐、三姐。都是簡單的木架牀，中間架幾塊木板，冬天墊一層幹稻草，再鋪墊被、牀單、蓋被。夏天撤去稻草，鋪上編織而成的竹片，四角打結，再將草蓆鋪上，張設蚊帳。牀靠牆那邊，大姐經常在上面拿炭枝畫滿半邊牆。姐姐們的牀頭，靠門放一張紅漆漆的桌子，那是大姐上初中買來的桌子，這張桌子跟隨了大姐整個初中，旁邊還用白色的漆塗上“城月二中 唐彩琴”，大姐初中畢業之後，這張桌子就歸大姐所有，父親駕着牛車去二中拉回鄉下。因爲使用日久，再加上調皮，二姐喜歡在用鉛筆刀在上面摳出一個洞，還模仿魯迅的《三味書屋》裏的情節，刻了兩個字“學習”。

屋裏的地板是純黃土，由於時常踩踏，亮得發光。每天早上母親都要指使姐姐屋裏屋外都要打掃一遍，地面凹凸不平，難免會有坑窪的地方，用掃把小心把裏面的垃圾挑出來。父母的房間老是堆積很多農作物，這種地方老鼠自然喜歡竄來竄去的。過年前大掃除，把農作物搬出去，發現一窩小老鼠，很小，粉嫩粉嫩的，可愛，眼睛都睜不開，大姐還打趣說這是一羣小豬。父親一看見小老鼠就把它們全部弄死，小孩子自然不懂大人爲什麼那麼殘忍。家裏用的掃把，每年都會換新，到收成的季節，父親都帶着三個姐姐去山上砍一大堆不知名的植物，擺在院子裏曬乾葉子，父親就會在門口將它們一把一把紮起來，成了新掃把。在秋天收割好的稻穀在穀場曬的時候，我們都喜歡用新掃把，因爲新的很軟，很厚，收稻穀的時候可以掃得很乾淨。

在鄉下的我們，並不是特殊的。遠近的村子上的家裏一般都有五六個兄弟姐妹，在農村，我家並不是特殊的，兄妹成羣這種情況在農村並不是說很少見。

計劃生育在二姐出生後就開始推行，超生的孩子是沒有戶口的，稱作“黑戶“。

農村的大人們一看到這些小孩子，往往都要說上一句：“你沒有爸媽，你是從路撿來的。“

我被這麼說，往往會生氣攥起拳頭準備打架的戰勢，往往落敗的是我，人多勢衆，無非表示我好像沒有資格存在在這片土地上。

農村的田和園都是公家的，按照每戶人口，土地的肥沃分土地的，我和六姐是黑戶，便是沒有田的。隨着政策的改變，黑戶也漸漸變少了，或許是老馬主動交全了計劃生育的罰款並且做了結紮手術，我和六姐也在戶口本上有了名字，也是個有“身份“的人了。

到了六姐做黑戶的時候，計劃生育是非常嚴格，母親經常帶着我東躲西藏的。連在家的小孩子衣服都要收起來，萬一被別人看見還有小孩就麻煩了。我長大之後經常聽到這樣的一個故事，母親怎麼樣抱着她逃過計劃生育的人，並頌揚母親是偉大的母親。

那天母親住在老馬的夥計家躲計劃生育，門鎖緊，突然門有撞擊的聲音，計劃生育部的人在外面大聲喊道：”趕緊開門，例行檢查。”母親一聽，意識到不對，抱着我，從這棟樓房頂跳到另外一棟樓，或許是農村出生腿邁得快，計劃生育的人開着車在後面追，但是母親跑的是田野的路，機動車不好使，轉眼間母親又趟過寬寬的水溝，躲進別處去了。

懷我的時候，母親孕吐很厲害，這使得父親抱着樂觀的驚異，認爲這次一定是個兒子。酷暑的夏天，凌晨2點，煤油燈發出一絲光亮，父親穿着大褲衩，人字拖，急匆匆往姑奶奶家跑。早上7點，父親抱着剛出生的我，唉聲嘆氣，臉都黑了，沒看到小雞雞，連大姐都感到失望，家裏七姊妹不就是爲了多生個男孩，開枝散葉。

父親淬了淬嘴:”又是個賠錢貨，哼。”，坐在門口拿着煙筒一個人悶悶的抽着。 煙波一縷縷飄出來了，纏繞着，沒有一絲平坦，像是在表達的是以後這一家子細水流長的苦日子有多難過。母親只是坐在牀頭默默的別過頭沒有說話。

出生恰逢農耕時節，父親把我交給大姐之後，就一聲不吭扛起犁頭，牽着老黃牛在田裏，一深一淺移動。

後來父親在縣城裏的好友聽說父親又生了個女兒，想討過去當養女，因爲伯伯生了五個兒子，一直想要個女兒。縣城伯伯家的女兒，的確是比鄉下種田人不知好多少倍，但是母親卻沒有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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