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1940夏末，日本政府及大特務與重慶密聯中，玩弄了和談者

摘要：寫此函時，張季鸞確實準備將他在香港搞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當他回渝在即之際，又接到何以之轉給他的和知鷹二的密電：“鈴木、宋子良工作終止，在東京將開始全面的和平談判，現元老重臣、陸軍、海軍及外務省首腦部在協議中，務以大乘的見地，速求東亞全局之和平及繁榮。由陳布雷直接佈置，當在滬港兩地奔忙，爲重慶和日本特務機關和談努力的張季鸞費心費力之時，從其他渠道得知了另一條重慶對日和談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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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九月，是抗戰中最難熬的時光之一，重慶正遭受着歷史最殘酷的侵略者無差別轟炸，多少無辜的中國百姓慘死在日本人的炸彈的爆破火焰中。而重慶政府中，則是人心動盪，不少人撕下了僞面具，追隨着天字第一號漢奸汪精衛而去。

蔣介石則在軍、政中危難中也在思變。與日本人的談判，悄悄的繼續進行着。

由陳布雷直接佈置，當在滬港兩地奔忙，爲重慶和日本特務機關和談努力的張季鸞費心費力之時，從其他渠道得知了另一條重慶對日和談的情報。

日軍轟炸機下的重慶

“宋子良”以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的“至親”身份擅自與日方談判，張季鸞對此深爲不滿。正當向重慶問詰際，一件關於宋子良談話的新情報又幫張季鸞作出了判斷。

9月24日晚，張季鸞讀到和知鷹二致何以之（夏文遠）的最新電文，其要點爲：鈴木（鈴木卓爾）報告，謂宋子良近談，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員長曾與戴笠、張羣、張治中祕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員長不滿於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參加會議。張季鸞認爲，“其最可笑之語爲委員長表示，交涉可繼續進行。”他判斷：“無論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斷不會作此可笑之謠言，是可確定爲鈴木所捏造矣。”對於鈴木捏造此類謠言的目的與效用，張季鸞致函陳布雷稱：板垣屢次向國內報告，和平條件業已成熟，並且逼迫近衛寫信向我方表態。近衛信件在我方雖不覺重要，但在日方卻是總理大臣公函，板垣無法卸責，只能繼續不斷造謠，希圖繼續控制軍權，“以達其繼續進行勾汪簽約延長現狀之目的”。（《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宋子安、宋子文，宋子良（左至右）

當時，和知鷹二召何以之赴滬。9月25日，何到張季鸞寓所會面，張要何到滬後明確告訴和知，“所有鈴木報告中之宋子良談話，絕對爲鈴木捏造”，建議和知向東京切實報告。（《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同時，張季鸞也要何向和知轉達：爲大局起見，在一兩個月之內，如東京確有正式講和誠意，並有適當內容時，允許和知與張通信一次，但僅以一次爲限。張稱：“當拚其最後之信用轉達一次，蓋中國實在認日本無誠意也”。張並稱，如東京確有進行之意，則個人願忠告：

日軍轟炸重慶景象

第一，停止進攻雲南及轟炸一類威脅、壓迫行動。

第二，須有建立平等的“新國交”的決心，絕對不可向中國方面提出“承認僞滿、中日聯盟”等一類要求，否則張不能轉達。此爲陳布雷指示張季鸞者。

第三，根據上述兩項作正式之準備，可來一次信，說明派何人負責開談及其他具體事項。張特別強調：當年冬天，準備往陝西終南山養病，和知來信，須在兩個月之內，“過時則我入山已深。無法接頭矣”。何以之向張表示：“除非東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贊成接洽。蓋在板垣之下接洽，則中國上當也。”（《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

日軍轟炸重慶後景象

張季鸞要何以之轉告和知鷹二的話，有類最後通牒。之所以如此，據張季鸞致陳布雷函，其用意：

1.在敵人內部暴露板垣等之欺騙。

2.試驗敵國今後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強迫法國封閉滇越鐵路，英國也一度宣佈封閉滇緬路，中國的對外國際通道先後受阻，抗戰環境愈益艱難。

假冒“宋子良”的軍統特工曾政忠，化名曾廣

張季鸞認爲，形勢斷不能無條件樂觀，個人可以封鎖，國家不容封鎖，保留與和知的聯繫線索，有益無損。之所以只允許通信一次，是爲了使之“更爲嚴重而有力”。他說：“弟近月頗感敵人求結束戰事之心已達頂點。蓋如待其南進順利，穩佔安南，並控制緬甸，而美國又不實際干涉，則彼時敵人心理恐又一變，因此現時之對敵工作，恐正爲最緊要而有用之時。”關於宋子良，張季鸞建議，應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藉以“打破敵人和平攻勢”。他提醒陳布雷：“鈴木製造之假故事，方日異月新，喧騰於日人內部”，“觀鈴木造謠之猛烈，則所謂假委狀、假信件，恐系鈴木所捏造。”（《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儘管張季鸞方面認爲談判仍有必要，但是重慶方面已對談判失去興趣，指示將1938年蕭振瀛工作期間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銷燬，同時對日方採取決絕態度。張季鸞隨即遵令執行，同時指示在港協助自己工作的人員：

1.在何以之離港前，使之相信，張季鸞“決非任何意義之代表”，“亦決不做政府代表”，並非“真正受政府委託之人”。

2.今後不再與何以之來往，避免交談，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會，“務使何某知問題嚴重，今後無復奔走之餘地”。

9月27日，張季鸞致函陳布雷說：前年以來之懸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斷有誤。幸行動上未演成錯誤，一切處理，尚近於明快，此則近年特受委員長之訓練，得不至陷於拖泥帶水。就弟個人論，誠幸事也。（《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7日午）

寫此函時，張季鸞確實準備將他在香港搞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當他回渝在即之際，又接到何以之轉給他的和知鷹二的密電：“鈴木、宋子良工作終止，在東京將開始全面的和平談判，現元老重臣、陸軍、海軍及外務省首腦部在協議中，務以大乘的見地，速求東亞全局之和平及繁榮。”（《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時）

電文中，和知表示，將於九月末至東京，然後攜帶所決定的《要綱》來澳門，張季鸞可先回重慶，但本人返澳後務求張來澳相晤。和知此電打消了張季鸞“告一段落”的想法，決定另擬策略。

張季鸞認爲：從日本方面看，“必須企圖結束對華之戰爭”，“求和運動，必繼續一時”；而從中國方面看，“（現時）實立足於舉足重輕之地位，同時亦到了必須決定長期忍耐封鎖之對日戰爭辦法”，因此，“希望在最短期內，將敵情、友情俱完全弄清，以便下最後的決定”。

9月30日，張季鸞致函陳布雷，建議“在最後決定之前”，努力於“攻心爲上”之對敵宣傳，其內容爲：

1.打破日本“戰美之自信”。

2.打破其聯蘇之妄想。

3.打破其信賴德國之心理。

4.鼓吹中國之真正憤怒，並打破中國不肯和及不敢和之推測。

張表示，他不期待和知鷹二再來會有何結果，但爲取得“高等消息及做宣傳”着想，在香港“稍待”還是有用的，“無論如何，我有知悉真正敵情之必要也。”（《熾（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時）

這樣，張季鸞就又在香港留了下來，但日本怎麼可能會放棄已經培養成熟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