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你水哥 秋水筆彈

把時間拉長一百五十年，在以民主科學立國的美國曆史上，特朗普確實只是一股排華逆流。預警時刻，我們要做的，是盡一切辦法，限制這股逆流的擴大化。

—— 水哥

差不多150年前，準備負笈美利堅求取真經時，才12歲的李恩富，與母親告別，沒有擁抱，更沒有親吻她，因爲那樣做是非常沒有中國體統的。

他只是四次下跪給她磕頭，她試圖保持很高興的樣子，眼裏卻飽含淚水。

中國第一批留學幼童，於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發，前往美國，到1875年清政府選派了120名10歲到16歲的幼童，到美國留學，李恩富就是其中一個。

孩子們的父母與清廷簽署的協議中，有這樣一句：如有天災疾病不測等事，各安天命。

這羣幼童裏面除了夭折、淹留海外的少數幾個，大部分後來都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走向。

其中包括成功讓歐美各國返還部分庚款促成更大留學潮流的梁誡、還有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也有後來歷任清末外務部尚書、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梁敦彥等等。正是梁敦彥，推薦詹天佑修建了中國第一條自主設計的鐵路，還與當年一同留學歸來的同僚梁誡等人，一起促成了清華大學的創辦。

公元1872年9月12日，首批中國留美幼童抵達美國舊金山。

第二天，《紐約時報》報道：昨天到達舊金山的30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淑女和紳士，顯然，美國人搞不清楚這羣背後拖着長長辮子的中國孩子的性別。

爲了更快融入美國文化，官方準備把他們安排到美國當地人的家庭入住，計劃公佈後，很多美國中產家庭的熱烈反應。於是，孩子們被三兩人一組，安置到了美國東北部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十幾戶美國家庭裏。

與自己的親生母親不一樣，李恩富剛到領養自己的Vaille太太家時，Vaille太太把他一把拉到懷裏，親吻了他，引得男孩們哈哈大笑。

此後七年，Vaille太太一家給予了中國孩子們無微不至的愛，與這些孩子結下了永恆的羈絆。李恩富把“Vaille”加入了自己後代的名字當中，以紀念他12歲那年，給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吻的Vaille太太。

Vaille太太只是衆多善待華人中的一員。

另一位美國人蒲安臣在中國公使職務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哈佛大學畢業生，曾是解放黑奴運動領袖，林肯總統就職後不久，被任命爲美國駐華公使。

在駐華公使任上，蒲安臣積極執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取代“武力外交”。

1867年11月，蒲安臣即將離任回國，在餞行宴會上，他說：“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爲使相同”。當時，清廷正在準備首次派團出使海外，苦於沒有合適的外交人才，隨後委任蒲安臣擔任中國全權使節。

1868年4月初，蒲安臣率領代表中國使團到達舊金山。次月，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斯坦福大擺筵席，招待使團，並稱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

這個州長也是美國的鐵路大王，後來成爲了中國近代首個平等條約的最大受益人。

同年7月，蒲安臣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對等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

《蒲安臣條約》以西方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兩國的對等地位，給予雙方最惠國待遇，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這種理念與遠見面前，特朗普真是小丑。

大量華工移民湧入，解決了美國內戰後和修建太平洋鐵路的勞動力緊缺問題，成爲美國工業化重要的催化劑，也是美國國際競爭力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條約還有兩個重要條款：兩國公民都可以到對方的政府公立學校求學，兩國公民得以在對方境內設立學堂。美國開始成爲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的首選。

大閘一開，涇渭分明的兩種赴美潮流，在太平洋東西兩岸之間並行不悖，只是一邊碧波明媚，一邊渾濁不堪。

稱做"世紀大道"的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終於在1863年1月動工。

曾接待了中國蒲安臣使團的斯坦福，緩緩登上了河畔臨時設立的講壇說："我們這次連接東西兩半球，是秉承上帝的旨意。現在，加州不是在大陸的尾部，而是一座確確實實的黃金城，是美利堅西部的正門！”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唯一一個貿易港口廣州的十三行行商首富伍秉鑑，也曾大量投資了美國的鐵路債券。這些視野開闊的商人，也曾給清廷購置了各種現代化軍備。2001年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了歷史上世界最富有的50個人，有六位華人入選，伍秉鑑是唯一的商人，是的，唯一的商人。

後來爲了紀念早逝的兒子，這位鐵路大王利蘭 · 斯坦福所創辦瞭如今著名的斯坦福大學，這所大學後來真正奠定了加州在美國的正門地位，在今天科技界的地位，就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革新的搖籃，科技的聖城。

前不久，一箇中國老總爲自己女兒以遠高於其他行賄價格的4300萬元，買下斯坦福大學名額的醜聞，刷爆頭條也是可笑可恨。

當是時，美國成爲了安土重遷的華人趨之若鶩的金山，無他，總歸是因爲政府無能，家鄉已經無以爲家。

1、鮮血

在留美幼童出發前，華工出海已經多年，只是其中湧動的是鮮血、汗水與屈辱，沒有鮮花與擁吻，沒有。

1863年寒冷的新年，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破土動工，負責人力的克羅克提出僱用華工，他確信，建造了長城的這個民族，能夠鑄就他的夢想。

大清被堅船利艦與炮火轟開大門後，深陷貧窮、戰亂的華人，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廣東人和福建人，大批移民到美國西部淘金，金山挖空，就開始轉移去興建鐵路。

第一個冬天十分艱難，華工們正在挖開四十英尺厚的雪堆，準備鋪設鐵軌，雪崩突如其來，將人們捲走，工程依舊，春天來時，冰雪融化，裸露的華工，手裏還握着工具，僵硬的臉上流露着死亡突至的驚愕與恐懼。

1866年同樣艱難的冬天，同樣是雪崩，內華達西側工作的華工全部遇難，工程繼續。

雪崩頻繁發生，喪生華工越來越多。"橫貫美國中西部大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就臥着一名華工的屍體"，是修路中死亡的華工集體墓誌銘。

1869年5月，聯合太平洋鐵路與中央太平洋鐵路接軌，被譽爲世界鐵路史上一大奇蹟的、橫貫美國東西的大動脈告成。這條鐵路原計劃建築14年，但由於華工的參與，僅用了7年。

兔死狗烹，修完鐵路，美國基建投資開始降速，經濟增長開始放緩，華工開始分流到農業和小製造業、小餐飲業以及服務業，與白人勞工的矛盾更加激化，引發了橫跨19世紀七八十年代臭名昭著的排華運動。

在留美幼童出發的前一年，1971年，一位隻身遠渡重洋投靠自己父親的14歲中國少年，見證了這一切。

1871年至1874年間，這位少年目睹了美國薩克門託市沼澤地的改良以及當地居民生活質量的變化，當地三角洲的沼澤地、泥炭沼澤以及充滿淤泥的水道都由中國人重新改造過了，華工們下到齊腰深的水裏，建成數英里長的堤壩、溝渠、土堤、水道，還有灌溉水渠，放幹了沼澤地裏的水。

這些工程完成時，薩克門託市五億英畝土地得以開墾，土地的價格從英畝一美元，漲到一百美元，但是沒有哪怕一英寸屬於華人。1870年通過的《外僑土地法案》禁止中國人擁有美國的土地。

更嚴重的是，在各地此起彼伏的集體排華事件。

1871年，洛杉磯一地區數百名白人暴民，殺死19名華人，6年後，同一地區的華人住宅全被縱火燒燬。

爲徹底排斥華工，太平洋沿岸地區白人工會，開始強烈要求美國國會通過立法禁止華人入境。

美國無權以立法手續改變同外國簽訂的條約，於是美國總統派出特別代表團，前往北京，在1880年修改了《蒲安臣條約》中的移民條款。

1882年，切斯特·阿瑟總統簽署了讓美國曆史蒙羞的排華法案。這項法案最重要的兩條是：一是10年內禁止華工進入美國；二是不準中國人取得美國國籍。華人成爲美國曆史上唯一曾被國會及聯邦政府立法排擠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這位一百多年前的“特朗普”，打開了暴力的潘多拉盒子，在排華法案生效3年時間內，超過5萬多名華工被迫離開加州或被迫害致死。

1885年，在懷俄明州的石泉煤礦，終於爆發美國排華史上著名的“石泉慘案”：150多名白人聚集起來，攜帶槍支包圍唐人街，燒殺搶掠。華工們四散奔逃，28人被殺，震驚全美。警方隨即逮捕了16名嫌疑人，但華人不被允許出庭作證，最後，這16人全部被無罪釋放。

隨後，在華盛頓州的塔科馬，“勞工騎士團”說服政府，限令華人在限期內離開，所有的華人被武裝人員押解到碼頭，剝奪財產，送往火車站。

這與日後納粹分子掠奪猶太人情形如出一轍。

1887年，在俄勒岡州的考夫，一個由7人組成的暴徒團伙，屠殺了31名華工，最後全部無罪釋放。

出庭作證的一位當地工人感慨道：“沒有人在乎中國人。”

1892年，《排華法案》失效之際，美國國會通過了吉爾裏新法案，把排華期限延長十年的同時，增加了更嚴苛的要求：取消對華人的人身保護令；華人無權在法庭上作證；華人必須將居住許可證黏貼在身上，違反者將被立即驅逐出境——被稱“狗牌法”。

次年，清廷忍無可忍，派出一個85人的使團到美國，在一系列談判後，使團向美國發出了最後通牒：如果美國不能立刻廢除《吉爾裏法案》，將會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出境。

強硬的通牒，最終變成笑話，美國人將爲洋務運動中的工廠提供設備，作爲交換，清政府把《排華法案》升級爲國際條約。

當時，清廷西北有新疆伊犁事變、南邊有安南事變、東邊日本吞併琉球，“我中國孱臥於羣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清廷崩壞，美國白種工人的反華氣勢，不減反增，及至1904年排華法案變成無限期。

政府無能，華人能依靠只有自己。

兩股看似涇渭分明的出海潮流，在這個華人最黑暗的歷史時刻，開始融合。

也是在1887年，26歲的李恩富，自耶魯畢業，獲得法學學位，並出版了自己的書，這可能是亞裔作者在美國第一次出書，還在這一年迎娶了名門出身的白人女士。

正值美國排華法案通過5年之際，在人生的高光時刻，李恩富本可以一舉打入美國主流社會，他卻選擇了成爲一位爲華工問題鼓與呼的報人，在美國東北部四處發表演說，抨擊美國排華政策。

爲了深入排華浪潮最嚴重的美國西部，1890年年末，李恩富決意西行，即使必須草草結束與新英格蘭名門小姐的婚姻。他希望成立中國勞工工會，將人們組織起來去爲權利鬥爭，但西部華工卻像一盤散沙，加上沒有祖國的支持，李恩富的努力顯得微不足道。

1927年，輾轉多家報社之後，66歲的李恩富再一次失去了工作，孤獨地回到香港，最後在廣州結束了自己反對排華政策的一生。在他去世5年後的1943年，實行61年的美國排華法案被廢除。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人與中國同仇敵愾，開始善待華人，華文記者爲了與日本人區分開來，都在胸前掛一張“我是中國人”的識別證。想起當初的“狗牌法”排華條款，實在悲從中來。

1943年12月17日，歷時61年、臭名昭彰的《排華法案》，正式走入歷史。

李恩富的後人依然在爲改善中美關係而努力。

其曾孫馬修·李是美聯社資深記者，長期派駐美國國務院，日常工作就是抨擊美國的雙重標準言論。

這位華裔記者的英文全名是Matthew Vaille Lee，中間名“Vaille”。

2、國恥

庚子年1900年，清廷利用義和團運動的民粹情緒，和列強開戰大敗，八國聯軍佔領紫禁城。1901年9月，中國和11個國家簽署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要賠償各國軍費與損失費，本息合計近10億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

中國實際支付了五億七千六百多萬兩，佔總數的58%。

弔詭的是，辛丑之敗，反而爲中國將近被窒息的現代化撕開了一個口子，放入新鮮的空氣。後來在庚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清華大學，就被稱爲“國恥紀念碑”。

就在最後一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中，有一位未滿十二歲的男孩梁誠，後來將這筆國恥部分款項，變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孵化器。

除了促成美國返還部分庚子賠款，草建清華大學，梁誠還曾協助張之洞從美國手中爭回粵漢鐵路的築路權，1912年，更聯合駐英公使劉玉麟，奏請速頒詔旨決定共和。

1904年12月，擔任中國駐美公使的梁誠，就中國的賠款是用黃金還是用白銀一事，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據理力爭。談話間海約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

這一信息立刻被梁誠捕捉到。這說明美政府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梁誠非常機敏地改變了談判議題，“乘其一隙之明，籍歸已失之利”，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游說退還不實賠款。

到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被說動，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

備忘錄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

在各方推動下，西奧多·羅斯福給國會的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

如西奧多·羅斯福所願，這些留學生已經促成了中美之間密切而深入的商業合作與交流。商業真是個好東西，所有商業都是雙贏的，不然不會成交，廣東人把商人叫做生意人，真是深得其真意。商人特朗普變成政治家，卻顯得醜陋而可笑，無非是踐踏了公平交易的原則。

誰想到濃眉大眼的美利堅，也會開歷史倒車，一百年多年後的2019年6月3日，教育部剛剛發佈教育部發布2019年第1號留學預警，美國留學簽證收緊，留學預警指出，一段時間以來，中方部分赴美留學人員簽證受到限制，出現簽證審查週期延長、有效期縮短以及拒籤率上升的情況。

用政治強力脅迫，相比公平交易，前者即使成功，也是短期利己，長期註定兩敗俱傷，當然是開倒車，而且是往自家的瓷器店裏橫衝直撞的倒。

實在是排華逆流的倒行逆施。

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美國聲明將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爲資助留美學生之用。

自此，中國留美人數激增。1909年至1925年僅通過清華學校赴美的學生就達到1031人。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便已超越日本，成爲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

同時，美國的庚款創辦了清華學堂和包括燕京大學的12所教會大學。此外，美國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還在中國投資了數千萬美元建立了可能是當時北美之外最好的醫院協和醫院，爲中國培育了大批醫學人才。

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努力，以及美歐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賠款的歐美留學生，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後來者。

到1953 年，至少有3.6萬中國人在美國留過學。

戰時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辦的西南聯大，在其200 名受過國外教育的教師隊伍中，有170 餘名是教授。這170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國得過博士學位的。

同時，歐洲各國也紛紛仿效美國，退還了部分庚款支助中國留學生赴歐學習。

到1948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國民政府教育部，確認包括私立南開大學等七所中國高校的文理科學士畢業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級生地位”。

這意味着，當時中國教育水平已經於世界一流水平相當，與中國教育界跟西方各國的密切開放的交流是分不開的。

無論特朗普怎麼帶節奏，不能忘記這一點，太平洋一樣的廣闊的改革開放，就是我們給他的太平洋一樣大的巴掌。

3、艱難破冰

在大清首批留美幼童出發美國的100年後的1972年，在中美雙邊關係趨暖，與一位法國留學生頑強的努力下， 封閉日久的新中國，終於再一次向美利堅國派出了科學家代表團。

百年樹人，幾代人苦心經營的教育事業，毀掉卻只需要幾個自上而下的指令。

建國後，蘇聯體制讓中國教育重新陷入了死循環的填鴨模式，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十年浩劫，讓中國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嚴重封閉當中，而那些回國效命的世界頂級科學家們，卻在自己國家集體遭受了無情的凌辱與毀滅，他們創立的教學機制也隨之煙滅。

1970年蘇聯洲際導彈數量開始超過美國，美國開始尋求制衡蘇聯的力量。

這個時候，中蘇關係已經徹底破裂，蘇聯還在中蘇邊界頻繁製造武裝衝突，規模不斷升級。

在這個背景下，中美雙方開始了對話。

1971 年，中美開始了著名的“乒乓外交”， 1972 年 2 月，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兩國政府發表了上海公報，宣告了中美關係的大門從此打開。

周總理批准，邀請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代表團於1972年5月訪華，這一代表團返美后不久，美方很快就邀請中國的科學家代表團回訪美國。

也是在1972 年初，瑞典、加拿大也曾邀請中國派遣科技代表團去訪，同時從政治上考慮，爲了降低訪美的敏感性，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先赴英國、瑞典和加拿大訪問，然後前往美國。

代表團先後訪問了4個國家的23個城市及其附近地區，參觀了68個大學、研究所與工廠企業所屬的研究單位，以及政府機構、學術團體、博物館等，受到各國科學家友好接待。

中國科學家代表團於 1972 年11 月自加拿大抵達華盛頓，受到了美國科學家關鍵部門以及重要任務的熱情接待。

代表團在美停留 4 周，先後訪問了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和舊金山等地，參觀了這些地區的主要研究中心、高等院校、重要企業實驗室等機構，除了參觀華盛頓的宇航博物館、芝加哥的工業博物館外，所有參觀活動全部是科研和學術單位。

當時西方各國的友好開放態度，對於當時還被冷戰思維束縛着的中國學者們無疑也是一種新鮮的衝擊。

代表團訪問紐約時，IBM的高級副總裁在紐約一座大樓的頂層設晚宴招待代表團。席間，那位副總裁對貝老講了一段話，意思是IBM 希望將來能夠在中國設立辦事處，設廠，能夠在中國銷售產品。當時貝老對此未予至理，既未反駁，也未肯定，出現了一段尷尬的沉默。

在中國進行投資與貿易一直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特朗普是扛不過的。難怪當年李光耀會說，單單是市場，就是中國跟西方談判的重要砝碼。中美建交四十年，美國從在中國的投資、合作中所獲得的收益，恐怕難以估量。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不可能自砸飯碗。當然我們也不能學特朗普以此要挾，還是那句——公平交易纔是生意。

在 1978 年 12 月中美發表建交公報之前，中方一共派遣了43 個科技代表團，總計 454 人訪美；美方一共派遣了 36 個科技代表團，總計 430 人來華訪問。

在中美建交之前，雙方的交流和往來的三分之二人員是在科技領域，均是通過中科院，即通過當時的中科院外事組和後來的中科院外事局安排進行的。

當然，中方的代表團不僅限於科學院，還有各個部委的項目，包括衛生、教育、社會科學和人 文科學等領域，統一納入中科院與美方商談。科技交流，成爲了當年中美關係十分關鍵的突破口。如今特朗普收緊中國留學生簽證，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信號，但是其後果，恐怕不是特朗普所能承擔的。

從破冰到正式建交，這條路是漫長而艱難的，至今中美關係辛苦經營四十多年，要毀掉可能也不過是一個月的事，但是時移世易，這種情況，中美人民都不會允許，而且有能力將這種情況扼殺在胚胎裏。

1978年7月，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賴斯率領科學家代表團訪華，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出訪國外的最高規格的科學代表團。

鄧小平對普賴斯提出，建議美國立刻接受700名中國留學生，並希望在未來幾年派出數萬名留學生。鄧小平希望馬上就能得到答覆，普賴斯將此事視爲自己職業發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於是在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給卡特打電話。

根據卡特對《文匯報》的回憶：

那天凌晨，普賴斯在電話上侷促不安地說，“總統先生，我實在不願意打擾你休息。”

卡特睡眼惺忪：“肯定是發生了危機。”

普雷斯穩定情緒說：“不是的，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卡特果斷道：“當然可以。”

普雷斯似乎面有難色：“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噗哧笑出聲來：“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中國第一批50名留學生，是在1979年初兩國建交前夕才飛往美國的，爲建交造勢。處理不好，留學簽證收緊也會變成斷交的信號。

在1978年3月的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上，自1950年代初以來，中國政府首次對科學家們說，政府不但允許而且鼓勵他們與西方的科學家交往。

自1954年在中國第一次全國人大，法國留學生周恩來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後，時隔24年，在法國留學生鄧小平的推動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正式變成了這個國家的行動指南。

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巖倉使團”。從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15個不同的國家，這些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認識到日本不但要引進新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方能改造自身。

大清雖然在巖倉使團出發的第二年就派出了留美幼童，但是這個留美計劃保守且短命。

中國派出的官員考察團，沒有一個像巖倉使團那樣考察時間那麼長，但是從1977年到1980年，多次由高層官員分別進行的考察訪問，也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類似的影響。

鄧小平在1975年開創性的五天訪法之行，爲中國樹立了一個先例，當時陪同他的有負責工業、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層幹部，他們分別對各自的領域進行考察。鄧小平回國後對出國考察的益處深信不疑，開始鼓勵更多考察團出國。

相比過去百年的留學考察，1970年代末的特點在於，身居要職的幹部們一起出國考察，並且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堅定支持下，他們得以大規模地採用所學到的東西。

到1978年，很多高級幹部第一次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

這一年裏有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巖倉使團一樣，他們也對所見所聞異常興奮，對國家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團進行細緻的考察。

北大和清華這兩所中國的頂尖級大學，開始扮演建國前一樣的角色，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學生的“預科學校”。1979年標誌着中斷了30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復，但是短短几年之內，中美交流的範圍和規模就遠遠超過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

4、波瀾壯闊

1978年12月27日下午，還在沉浸在聖誕節假期中的紐約國際機場，洋溢着節日的喜慶，成羣美國記者的鎂光燈把機場大廳都照得通亮，穿着略顯寒酸卻有着學者氣質的52名中國中年人，在記者的簇擁下，終於抵達了大洋彼岸，開始自己的留學生涯。

出發前，中國政府給留學生團隊一筆50美元的費用，由總領隊領隊柳百成揣兜裏，現在聽起來覺得好笑，50美元，人均不到1美元，然而當時國內經濟就是這樣窘迫。

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裏，柳百成被髮配到清華校辦工廠鑄工車間，扛沙子抬鐵水澆鑄件，每晚仍然閱讀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英文刊物《美國鑄造學會會刊》，筆記本大概記了一尺之厚。

聽說有留美機會，45歲的他，參加了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留學名額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據柳百成回憶，當時同伴中有位北京大學的老師，他的哥哥在美國多年，“文革”期間，兄弟二人一直處於失聯狀態。哥哥多方打聽得知了弟弟將到美國留學，便立即趕往機場，兩人相見後緊緊相擁、熱淚盈眶。

那一刻，柳百成真切地感受到，中斷多年的中美聯繫又恢復了。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當年赴美的52人中，如今已有7人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如今產業互聯網化已經成爲阿里騰訊競相追捧的概念。

新中國派出第一批留學生的第二年，中美宣佈建交。

鄧小平訪美后的一年裏，有1025名中國人持學生簽證赴美，到1984年時則有14000名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其中三分之二所學專業是自然科學、醫學和工程。

1992年鄧小平南巡，終結了對改革開放的猶豫與質疑，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加快步伐，下海經商，出海留學，浪潮澎湃。

1993年，“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爲留學海歸政策的主基調，爲留學與歸國推波助瀾。

九十年代，也正是互聯網技術風潮開始席捲全世界的時候，在中國海歸們鬼使神差相繼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會如此之冷，搓了搓手，拎着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身上似乎還帶着加州的陽光，與對中國市場的嚮往。

同年年初，馬雲的創業項目海博翻譯社開始賺錢。馬雲作爲翻譯來到洛杉磯溝通落實一起高速公路投資未果後。從洛杉磯飛到西雅圖找他在杭州認識的外教比爾，比爾領馬雲去西雅圖第一個ISP公司VBN參觀，馬雲回國後，中國黃頁正式上線，馬雲開始了波瀾壯闊的互聯網創業時代。

也是在1995年，開始李彥宏也開始經常往國內跑，後來在國外一家搜索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1998年，還順便撰寫了《硅谷商戰》一書，張朝陽爲其作序。

覺得回國創業的條件已經成熟，也在1999年國慶，決定回國創業，在北大資源賓館租了兩間房，創建了百度公司。

陳一舟1987年入讀武漢大學物理系計算機專業，與小米科技創始人雷軍爲同學。1993年赴美留學，入讀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碩士學位，這一年，張朝陽正好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開始博士後學習階段。

與李彥宏同時，後來創建了人人網的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的中國校友一同回國，創辦了ChinaRen。

2000年，陳一舟將ChinaRen，出售給了張朝陽的搜狐公司。

除了從硅谷迴流的人才，從硅谷氾濫而來的思想，也在這個風雲際會的時代，影響着一大批中國互聯網創業者。

早至80年代，一本講述喬布斯等科技巨頭創業故事的《硅谷之火》風行中國，受《硅谷之火》中創業故事影響，大四的雷軍開始和同學創辦公司，仿製金山漢卡，到後來追隨喬布斯的小米手機，開始攪動移動互聯網江湖，大概是冥冥中自有緣分勾連。

“一本書、一個人改變了我一輩子，這使得我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想建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雷軍說的就是《硅谷之火》與喬布斯。

沒有與硅谷在人才、資金、思想各個方面的深度交流，過去十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的波瀾壯闊的創新浪潮，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

2010年中國超越印度成爲赴美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達到66.21萬人，自費留學人數佔比達到90 %多，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

此外將小孩自小就送到國外學校培養更是已經司空見慣。

隨着國力的增強與大氣候的改善，這幾年歸國學生明顯攀升。

近年來，中國政府與企業開展“千人計劃”，北京實施 “鳳凰計劃”，上海 “曙光計劃”，深圳 “孔雀計劃”，吸引大批留學人才回國，顯示出強大的“人才磁鐵”效應。

全球化的人才帶來了全球化的技術。

有機構調查顯示，2015年創業海歸中58%擁有個人專利，66%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2017年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姚期智與楊振寧一道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成爲本國院士的報道，激起千層浪。

楊振寧與姚期智都是無法被複制的傳奇，前者毋庸贅言，後者是獲得與諾貝爾獎齊名的世界計算機最高獎項圖靈獎的唯一一位華人。

同年，被稱爲“硅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陸奇，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歸國。

2018年，世界公認的單分子酶學奠基人謝曉亮正式全職迴歸北大。

這張名單還很長，包括高能物理王貽芳、光學影像李學龍、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船舶力學崔維成、強磁場哈佛八博士……

根據教育部統計，1978年—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到585.71萬人，其中完成學業的432.32萬人，學成歸國的365.14萬人，學成歸國率接近85%。

希望國家不會再像凌辱50年代回國潮那批科學家一樣，虧待他們。

隨着人才的湧入，我們的教育水平也在水漲船高，但是不要忘記，這活水的源頭，正是四十年來披荊斬棘的改革開放，未來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這種趨勢纔有可能持續。

不久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了2019年亞洲頂尖大學的排行榜，今年，清華大學榮登榜首，將去年的領頭羊新加坡國立大學擠到了第二位。

任正非說得對：美國企業和我們是共命運的，我們都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就我們國家整體和美國比，差距還很大,與我們這些年的經濟泡沫化有很大關係，一個基礎理論形成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我們還是要踏踏實實做學問。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辛丑條約，八年抗戰，十年文革，過去一百多年，中國就是在外憂內患的血路上趟過來的，百多年來，絃歌不輟，只是因爲有一代代先輩，在艱苦卓絕中，堅韌不拔，上下求索。

在這條求索路上，中國人與美國人恩怨糾纏，但是總體看，以民主科學立國的美利堅，於我們是友非敵。過去百年，中國的現代化，除了中國人自己堅韌不拔的精神，同樣得益於這位良朋好友的開放與善良。

如今的中美交流以及深入的商業合作關係來之不易，水哥相信，在這個動盪的時刻，我們仍讓需要周恩來總理定海神針一樣的外交原則——求同存異，回到求同存異的談判軌道。

不能被特朗普的節奏給帶偏了，不能把爲民生國計而進行的外交活動，變成一場惡婦罵街，變成一場蠢夫的惡鬥，甚至變成毀掉幾代人的努力與幾代人人生的愚蠢的鐵幕圍牆，毀掉兩國合作的巨大潛力以及對兩國民衆的巨大核心利益。

特朗普2000億的加關稅策略只是一枝沒有槍頭的槍，只是談判手段，美國利益不會允許這種政策長期執行，如果我們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進行談判，就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將中美關係向友好合作再向前推一步，而不是相反。

這是我們在過去數代人苦心經營基礎之上的一種時代重責。

我們欠美國人一個擁抱，也欠特朗普一個巴掌。

飲水不忘挖井人，也不能忘記繼續挖井。

在梳理此稿資料的一個月裏，水哥也一直在讀的一本書——《南渡北歸》，這裏推薦給大家。這是一部再現中國一代留學生與傳統士大夫，前仆後繼，在民族危亡時刻，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史詩鉅著。

那些西南聯大的大師，民族的脊樑，就是聯大校歌《滿江紅》”中興業，需人傑”的人傑。

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啓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

一代知識精英的家國情仇，讀罷未嘗不廢卷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