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子兵法》形篇云“不可胜在我，可胜在人”，只有通过积极准备，使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伺机击败敌人夺得胜利，梅尧臣在注解中也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形篇》第60页）、“藏形内治，待其虚懈”（《形篇》第53页），同时提出要“内和外附”（《计篇》第9页）争取国内民众和其他邦国的支持。也许在生前，尧臣所注孙子兵法并没有太多地被时人所关注和重视，但是历史的功能总是披沙拣金，梅尧臣所注孙子兵法中闪烁的智慧光芒似乎永远都在给后人某种启迪，今天通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当中，梅尧臣所注就以其简切严整而与诸家并传，成为注解孙子的名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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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尧臣是宋初著名诗人，其注解的《孙子兵法》简切严整，与曹操、杜牧等名注并传后世，统称为《十一家注孙子》，成为注解孙子的名篇之一。梅氏所注《孙子兵法》结合注者时代背景，提出了爱惜民力、掌握利害、强化军队管理、积极备战等鲜明的军事思想。

梅尧臣；《孙子兵法》；军事思想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卒于宋仁宗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后代对于梅尧臣的认识与了解，主要来源于他的诗学作品上，在诗词繁盛的宋代文艺领域中，梅尧臣留下了《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当时，如欧阳修、苏轼等一代文豪都对梅诗推崇备至，欧阳修早在结识梅尧臣之初就留下了“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1）的映象。南宋诗论家刘克庄也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足见梅诗影响之深远。

本文则主要探讨的是梅尧臣注《孙子兵法》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孙武给吴王阖闾所献的兵法十三篇，吴王以此攻破强楚，威服齐晋。故而《孙子兵法》成为后代行军征战的必备指南，注者尤多，北宋时期《孙子兵法》多用曹操、杜牧注。作为一个文人，梅尧臣何以会在北宋初期注释《孙子兵法》并且注解传诸后世，为后人所称道呢？这就不得不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尧臣的个人际遇联系起来考虑了。

梅尧臣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王朝兆显衰颓之势的时代，宋王朝积贫积弱和连绵战事所引发的矛盾和危机不断凸显，这也和尧臣一身的坎坷路途相映照了在一起。尧臣从十三岁起便随在任做官的叔父梅询游历，此后一直未能中举，只是以门荫的道路补授过一些地方官职，这对于古代重视功名的文人来说，难免是一个遗憾。然而在地方官任职之中，尧臣得以更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真实境遇，自然对他身处的这个国家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

宋朝自开国以来便与周边国家保持着敌对的状态。宋太宗即位以后就想把被契丹人占领的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夺回来，但是高粱河大败后便一直收复无望。真宗咸平年间，宋军就与南下侵扰的契丹发生过多次冲突。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统军大举南下，兵锋直指黄河北岸，兵临澶州。为了稳定军心，振奋士气，宰相寇准力谏真宗御驾亲征，这才压住了辽军的气势。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许以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作为和解的条件，称岁币。史称“澶渊之盟”。虽然宋王朝以岁币换来了边境的和平，但“从这一次和解的实质看，这是宋王朝在对外关系中又一次的失败”（2），宋王朝已显出力不从心的衰颓之势。不过在景德元年，尧臣尚还年幼，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还不甚明了，当然也不会在他的内心造成多大的影响。此后的一些年中，尧臣以门荫授补了一些地方官职辗转各地，开始渐渐接触到宋王朝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现状和民间疾苦，从而对他所身处的国家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宋仁宗景五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建元称帝，定都兴庆府，集结兵力三十余万，对宋王朝的边关局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宋王朝的士大夫们，已经敏锐的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和急迫。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宋王朝下诏削元昊官爵，同时加强了西北边陲的防务力量。宝元三年，元昊攻打延州，打败宋军一万余人；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西夏又对宋军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好水川发生了激战，宋军中了西夏的诱敌之计，损失惨重。

尧臣作为一个文人，此时仍在地方官上任职，然而对于国家的战事，他心里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不能前线抗敌，但给国家提出一点御敌良策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尧臣决定要将《孙子兵法》好好注解一遍，为国家御敌建言献策。尧臣作为一个文人，虽无统兵御敌之经验，但是他处在北宋王朝的多事之秋，亲身体会到宋与西夏的历次战事，其所著《孙子兵法》很显然是为拯救时弊所作。尧臣有诗云：“惟余兵家说，自昔罕所论，因暇聊发箧，故读尚可温，将为文武备，岂必握武贲，终资仁义师，焉愧道德藩。”（3）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称《孙子兵法》自曹操、杜牧、陈之后“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虽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独吾友圣俞则不然，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4）。梅尧臣所注《孙子兵法》，结合了他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呈现出了独特而鲜明的思想内容。

一、同情人民，爱惜民力

梅尧臣多年在地方上任职，了解民间百姓疾苦，自澶渊之盟以来，宋王朝以岁币换取了边境一时的安宁，而这些巨额的岁币必然加重了对人民的负担。连年战事更让百姓力役难支，甚至出现了“奔窜山林，钻凿肢体”以避力役者。梅尧臣对于人民的同情，对于民力的珍惜都深刻的反映在了《孙子兵法》的注解当中。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就明确指出：要想战争能够胜利就必须爱惜民力，取得人民的支持。总的来说就是“主有道，则政教行；人心同则危戾去”（5）。在计篇的注解中，尧臣就指出：“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计篇》第6页）。兴兵作战，必定劳民费财，尧臣以此告诫统治者兴兵要考虑时制，冬夏乃青黄不接之时，必须让百姓发展生产，只有兼爱民力才能得民心，用民力来保证战争胜利。针对当时宋王朝数度拣军充役造成人民负担的加重，尧臣在诗中也加以了反映。“前夕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州籍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惟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6）。针对这种敲骨吸髓般的无尽征发，梅尧臣在作战篇的注解中谈到“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国家费，害也”（《作战篇》第24页）。“百姓以财粮力役奉军之费，共咨资十损乎七，公家以牛马器仗奉军之费，共资十损乎六，是以财竭穷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贫，国家虚矣”（《作战篇》第27页）。尧臣把当时不堪重负的人民比作“疲马”，有诗曰“疲马不畏鞭，暮途知几千，当需量马力，始得君马全”（7）。告诫统治者们只有爱惜民力，才能赢得战争保全国家。因而尧臣指出“举师十万，馈粮千里，日费如此，师久之戒也”（《作战篇》第22页）。他认为战事不可擅兴，一旦兴兵则要力求速战速决，“速则省财用，惜民力也”（《作战篇》第32页）。长期的战事只能给国家人民带来虚溃。此外，尧臣对于人民的爱护还体现在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杀伤。《尉缭子・武议》云：“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战争带给人民太多的伤痛。梅尧臣在他的名篇《汝坟贫女》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惨象：“时再点弓箭手，老幼聚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坡，僵尸相属”（8）。所以梅尧臣认为百战百胜亦非善之善者也，实乃“战则伤人”，“恶乎杀伤残害也”（《谋攻篇》第34页）。这里尧臣还有诗一首，表达他对战争给人民造成杀伤的悲悯：“试看昆阳下，白骨犹衔镞，岂愿湟水头，更添新鬼哭”（9）。

二、阐明了战争中的利害论。

战争总是交战双方关于利益的博弈。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指出战争必须“有利则动，无利则止”（《九地篇》第191页），“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的利害论总原则（《火攻篇》221页）。具体来讲，则是以最少的利益付出来换取最大的利益收获。所以在战争未发生之前，须“经纪五事，校定计利”（《计篇》第2页），“知形势之利害”（《计篇》第6页），只有通过对敌我双方利害的分析才能把握战争的关键命脉所在，才能“因利行权以制之”（《计篇》第11页）从而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双方交战，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也要讲求利害之道。

一是在后勤运输保障方面，梅尧臣在注解中提出“远着供役以转馈，近者贪利而贵卖，皆贫国匮民之道也”（《作战篇》第26页），长期的远距离输送军事物资往往十损七八，且造成国内经济动荡，给我方造成了“国匮民贫”的被动局面，因此梅注中非常推崇《孙子兵法》作战篇的“务食于敌”的道理，“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其中利害一目了然。《孙子兵法》云“财竭则急于丘役。”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就特别指出“战则必速”的道理，“不再借民而役也。粮者，往则载焉，归则迎之，是不三载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国，言速而利也”（《作战篇》第25页），“不再籍，不三载，利也；百姓虚，公家费，害也”（《作战篇》第24页）。对于本就积贫积弱的宋王朝面对连绵战事所带来的国库负担，就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尧臣此时所强调的兵贵神速的军事思想就更显其解救时弊的意图。

二是在两军对垒之时也要善于抓住利害，辨别利害，运用利害克敌制胜。“取敌，则利吾人以货”（《作战篇》第30页），要用财货之利来激励我方军士的斗志积极进攻；“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而离间之”（《计篇》第17页），尧臣在注中引用陈平以重金离间项羽、范增之故事指出必须看到战争胜利之大利，在此过程中可以不惜重金等小利来离间敌方君臣将帅使上下相忌而为我方所败。梅尧臣在注中还指出，必须要善于利用利害关系使敌人处于为我所牵制役使的被动状态，“以利诱之，使自来至我也，堕吾中”（《九变篇》第140页），同时又要善于辨别利害以防止自己由于贪小利而陷入被动地位“鱼食饵而亡，兵贪饵而败，敌以兵来钓我，我不可从”（《军争篇》第228页）。这种“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利害论是梅尧臣在注中关于军队行止的一个总原则。

三、强化军队管理，立威严明赏罚。

行军作战必须法令严明，令行禁止，使万众若一人，这样才能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孙子吴宫教战就是倡明了这个道理。在强化军队管理方面，梅尧臣在注中也指出“齐众以法，一众以令”（《计篇》第9页），军队管理中必须申明法度，使行伍整齐划一“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挥应速，无有后先”（《势篇》第66页），必须通过旌旗、金鼓等形名的使用加强对军队的节制，使士兵“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得不明”（《军争篇》第117页）“一人之耳目者，谓使人之视听齐一而不乱也，鼓之则进，金之则止，麾右则右，麾左则左，不可以勇怯而独先也”（《军争篇》第118页）。只有使士卒行动整齐一致、军阵不乱，才能做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还指出旌旗金鼓只是使军队整齐划一的手段，将帅还必须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树立威严才能利用形名使众。“令以仁恩，齐以威刑，恩威并著则能必胜”（《行军篇》第163页），将帅必须通过赏有功、罚有罪的严明手段树立在军中的威信才能慑服军士，指挥军士前进“若驱群羊”。“威令旧立，教乃听服，信服已久，何事不从”（《行军篇》版第163、164页）。如果“将法令不严，威荣不重，士因以扰乱也”（《行军篇》第158页），将帅若不能以威严法令服众则必然造成扰乱，引起骚动，为敌所败。

梅尧臣在孙子兵法注中除了阐明树立威严的重要外还特别强调将帅要爱护士兵与士卒同甘共苦，“抚而育之则亲而不离，爱而助之则信而不疑，故虽死与死，虽危与危”（《地形篇》第177页）。同时梅尧臣也认为将帅虽然要对士卒施以恩仁但不能使士卒厚养而骄，“厚养而不使，受宠而不骄，乱法而不治，犹如骄子，安得用也？（《地形篇》第178页）”这种辩证思想对于处理军中将帅关系，增强军队战斗力大有裨益，一方面要施以恩仁让士卒亲附效命，同时也要严禁士卒恃宠而骄乱而不治。

四、积极备战，果断出击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中就推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梅尧臣在注解孙子兵法时也表现出积极备战的思想。“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计篇》第19页）。此处的“算”即是指校定计划，在大军出发前充分考虑到战事各方面的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应对措施，只有积极准备，才能“先为不可胜”。《孙子兵法》形篇云“不可胜在我，可胜在人”，只有通过积极准备，使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伺机击败敌人夺得胜利，梅尧臣在注解中也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形篇》第60页）、“藏形内治，待其虚懈”（《形篇》第53页），同时提出要“内和外附”（《计篇》第9页）争取国内民众和其他邦国的支持。这种积极备战思想对于唤醒宋王朝军民的战斗热情，提高军民的战争意识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积极备战的基础上，梅尧臣在注中还指出兵不可妄动，要把握兵机的基础上果断出击，“兵贵神速，当乘人不备”（《九地篇》第192页）。梅尧臣认为两军对垒之中不可轻易出击，必须在敌人露出破绽之后迅速出击，击其虚懈。如何做到迅速出击克敌制胜，梅尧臣认为还必须利用“兵势”，“兵所利者，得形势以为助”（《行军篇》第150页），指挥军队作战就像转动木石一样，不能力使只能势动。“木石重物也，易以势动，难以力移，三军至众也，可以势战，不可以力使”（《势篇》第79页）。善于利用兵势取胜的将领犹如转圆石于山“圆石在山，屹然其势，一人推之，千人莫制”（《势篇》第79页）。

嘉佑五年，梅尧臣病逝。也许在生前，尧臣所注孙子兵法并没有太多地被时人所关注和重视，但是历史的功能总是披沙拣金，梅尧臣所注孙子兵法中闪烁的智慧光芒似乎永远都在给后人某种启迪，今天通行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当中，梅尧臣所注就以其简切严整而与诸家并传，成为注解孙子的名篇之一。对于梅注孙子兵法的评价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早就做了完整的概括：“吾知其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衣冠进趣，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10）

注释：

（1）《欧阳修文集》卷五十一・居士外集卷一《梅主簿》

（2）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梅尧臣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1页

（3）《宛陵先生文集》卷七《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

（4）《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

（5）《十一家注孙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为行文方便，以下所引《十一家注孙子》均在文中括号里标出。

（6）《宛陵先生文集》卷七《田家语》

（7）《宛陵先生文集》卷七《疲马》

（8）《宛陵先生文集》卷七《汝坟贫女》

（9）《宛陵先生文集》卷七《昆阳城》

（10）《欧阳修文集》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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