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以“美國的文明衝突遭遇中國的文明對話”（America’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uns Up Against China’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爲題在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上撰文指出：。從1993年到1996年，從文章到著作，這位知名的美國政治學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即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原標題：這一次，“文明衝突論”遇到了真正的對手

亨廷頓先生去世已過10年了，但他留下的爭論性議題（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並未隨其逝去而變得雲淡風輕，最近反而再度成爲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

從1993年到1996年，從文章到著作，這位知名的美國政治學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即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這一觀點自誕生以來，就充滿爭議。

最近，這一概念又一次成爲話題，此事還要從一個月前一篇題爲“美國國務院爲美中文明衝突做準備”（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的報道說起，

這篇刊載於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網站的報道拋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新聞線索：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a fight with a really different civilization” ）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這在美國曆史上尚屬首次。

後來，這一戰略又體現於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一次論壇上的發言，她當時將美中關係說成是“文明衝突”，

“這是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進行的作戰，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

此後，斯金納成了衆矢之的，其觀點遭到來自美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批評。

這些批評如果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用文明衝突論來解讀中美關係或作爲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是錯誤的、危險的。

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如何回應崛起中的中國，這是美國近年來從政策制定者到理論研究者一直在討論的重大命題，目前來看，似乎強硬派在美國國內佔據了上風。

儘管如此，當聽到斯金納從文明衝突甚至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角度來分析對華戰略時，反對的聲音還是比較一致的。

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也不是第一次從美國方向聽到這種刺耳的聲音了。

亨廷頓當年就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結合）將是冷戰後西方文明的頭號威脅。

不過這一次，反應有所不同。

當年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時候，雖然曾引發中國國內的討論和批評（更多限於學術圈），但並未出現與之相對應的理論或學說併爲國際社會所重視。

但是時隔20餘年後，這一次，美國官員拋出的“文明衝突論”遇到了真正的對手。

中國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上提出的“文明對話”理念（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被海外媒體普遍解讀爲對斯金納觀點不點名的反駁。

“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韓國亞洲研究所所長伊曼紐爾·帕斯特萊克注意到了這兩種反差鮮明的理念。

他以“美國的文明衝突遭遇中國的文明對話”（America’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uns Up Against China’s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爲題在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上撰文指出：

中方“對國際主義觀點的公開呼籲和認爲所有文明從根本上都是平等的看法，爲‘文明衝突論’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替代選擇。‘文明衝突論’正迅速淪爲美國輕率的排外情緒。”

如果說，“文明對話論”代表中國又一次爲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提供了中國方案，那麼，與“文明衝突論”相比，哪種觀點對世界政治的解釋力更令人信服，國際社會已經給出了答案。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彼得·哈里斯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撰文指出，

“承認多種人類文明的存在，並不一定意味着承認這個世界註定會發生不同文明或不同種族之間的衝突。值得慶幸的是，亨廷頓基於文明敵視理念對世界的描述，並不是理解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唯一框架。”

而在發表於香港《南華早報》網站的一篇題爲“美國鷹派的文明衝突論根源於無法容忍差異”的文章中，香港-亞太經合組織貿易政策集團執行董事戴維·多德韋爾指出，（中國提出的）“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觀點與當前特朗普政府救世主式的誇誇其談截然不同。

其實，筆者特別想知道，如果亨廷頓先生還在世的話，會如何看待中國提出的“文明對話論”呢？

筆者注意到，在亨廷頓本人爲《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1997年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曾有這樣一段話：

“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制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然而，20餘年過去了，當中國向世界提出“文明對話論”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廷頓的“學徒們”則在鼓吹與中國的文明衝突。

亨廷頓生前否認“文明衝突論”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文明的衝突恰恰將由於他的預測而更可能發生。但現實是，今日他的“學徒們”，竟然在爲文明衝突變爲現實創造條件。

關於斯金納與亨廷頓的淵源，筆者不甚瞭解，但可以肯定，她看過《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她曾說把美中關係說成是“文明衝突”的理念“有些觀點（和亨廷頓著作）是一樣的，但也有點不同。我認爲我們必須摘掉玫瑰色的眼鏡，真正去了解這種威脅的性質。”

不知亨廷頓先生的在天之靈作何感想。

當年亨廷頓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結合）將是冷戰後西方文明的頭號威脅後，曾有中國學者批評其觀點有渲染“黃禍論”（yellow peril）之嫌。

而今，伴隨着文明衝突再次進入輿論的視野，“黃禍論”的沉渣再次泛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碩在發表於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美國人需要問一問，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有多少源自冷靜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對非白種文明的嚴重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