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史上，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其被后世并称为“孔孟”。其实这种称呼直到唐代方有之，因为在此之前跟孔子并称者乃是颜渊，这两位大儒合称为“孔颜”，同时孔子又与周公并称为“周孔”。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其意是指颜渊的地位仅次于孔圣人。但是到了元代，元文宗在至顺元年改封孟子为“亚圣”，直到此时，孟子的地位才达其顶点。即此可知，孟子在其当世直至其逝世后的千年，其在儒学史上都没有太高的地位。

亚圣殿

何以到了唐代，孟子才渐渐受到了重视，出现这种结果，跟一位重要的人物有关，那就是韩愈。因为韩愈为了对抗佛教宗派，他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第一次将孔孟并称，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皮日休的赞同。唐咸通四年，皮日休上书朝廷，他建议在科举的“明经”科中去掉《庄子》、《列子》，添加上《孟子》。可惜他的这个提议未曾得到批准。

孟子像

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个结果跟范仲淹、欧阳修的鼓吹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当时的理学家们也对孟子特别推崇，比如《二程集》中说：“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这几句话排列出了孔子观念的传承。二程说，孔子去世后，他的学术由曾子继承，而曾子传给了子思，子思又传给了孟子。由此可以看出，理学家把孟子视之为儒学体系的正传。

进入元代，孟子更加受到重视。如前所言，元文宗把孟子封为“亚圣”，他在谕旨中称：“朕若稽圣学，祗服格言，乃著新称，以彰渥典。於戏！诵诗书而尚友，缅怀邹鲁之风，非仁义则不陈，期底唐虞之治。英风千载，蔚有耿光，可加封邹国亚圣公。”到了明代，孟子的地位在明初时期有一个小的反复。当时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他对孟子所言的如下观点特别反感：“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子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集注》十四卷，明成化十六年吉府刻四书集注本

孟子说，作为君王要爱护臣民，如果皇帝把臣民视作手足，那么臣民也会忠于君王，反之，君王不把臣民当回事，那臣民也同样把君王视作仇敌。其实这句话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原本也没啥问题，如果朱元璋之前读到这句话，肯定会认为孟子所言很有道理，可是朱元璋在读《孟子》之时乃是明弘武三年，此时他已成为了君王，他当然在读《孟子》这句话时感到了刺耳，于是他下令罢除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然而此时孟子的地位已经深入人心，他的这个做法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朱元璋无奈，只好在转年再次下令让孟子“配享如故”。到了清代，孟子的地位依然很巩固。清朝各位帝王一直将孟子称之为“亚圣”。

孟子为什么在儒学史上有着如此的崇高地位呢？这当然源于他一直在捍卫和传播孔子的思想。如二程所言，他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但是二程的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有着较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来源于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一句话：“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从字面意思来看，司马迁说孟子乃是子思门人的弟子。如此说来，二程所言的“子思传之孟子”，显然忽略了中间环节。

针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后世争论了上千年，当然，大多数人是对司马迁的这句话予以了正解，比如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引欧阳子的一句话：“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因此朱彝尊认为，司马迁所说的“门人”，指的就是“曾子之弟子”。其言外之意乃是说，孟子的老师不仅不是子思，同时也不是子思的弟子，而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但也有人不同意朱彝尊的这个说法，比如金鹗在《求古录》中说：“此说非也。古人著书自有体例，《论语》一书，凡孔子弟子皆称门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则异其辞，如‘子夏之门问交于子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不直称门人，所以别于孔子弟子也。夫子语曾子以一贯，此时曾子在夫子门，不得率其门人同侍，则问于曾子者，必夫子门人也。”

《孟子集注》十四卷，清康熙内府影元刻四书章句集注本

其实，早在二程之前就有人认为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比如《汉书·艺文志》中称：“《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而刘向在《列女传》中也称：“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除此之外，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亦称：“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

既然司马迁明确地说“受业子思之门人”，那以上的这些人又称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这将如何解释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有一个巧妙的说法：“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司马贞在这里转述了王劭的说法：王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这句话，乃是由于后世在传抄时多了一个“人”字。

按王劭所言，司马迁的原话应该是“受业子思之门”，如此一解，就让孟子成为了子思的弟子。古人为什么一再强调孟子是子思的弟子呢？因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成为他的弟子，当然也就成为了孔子思想的嫡传，若孟子只是子思弟子的弟子，那么孟子的正统性就会打了个大的折扣，后世为了提高孟子的地位，当然要强调这一点。

《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明内府刊本

但可惜的是，有人经过一番考察，从年龄上做出一番推断，使得孟子跟子思无法处在同一个时空内，比如明代的焦竑就做出了这样的推衍，他在《焦氏笔乘》卷三中说：“《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岁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这真是无奈的现实。

此后，清代的周广业等人也是通过年龄上的周密推算，这使得那些说孟子是子思弟子的人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了。而杨泽波则在《孟子评传》一书中列出了一个表格，以此来推算孔子、孔礼、孔伋及孟子的生卒年，由此而直观地看到，子思112岁时，孟子才出生，而按照历史记载，孟子有“志于学”时，子思已经126岁了。如此看来，哪怕子思真想培养出孟子这样伟大的弟子，他也无法活到这个年龄。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从《孟子》一书中也可找到了些旁证，杨泽波在其专著中称：“《孟子》一书中直呼子思的有16次，在这些地方都没有称子思为夫子，如果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不可能对其师如此无礼。”

《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明嘉靖八年余氏双桂堂刻四书集注大全本

这么多的证据使得孟子成为子思的弟子已经没有了可能，但为了能够让孟子成为孔子的嫡传，后世的好心人又制造出了另一个说法，《孟子外书》中称：“曼殊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

这里引用了几句孟子的所言，其让孟子自称他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虽然接不上子思，但能接上子上，这也同样是孔子的正传，可惜《孟子外书》上的这段话找不到佐证，更何况《孟子》一书中载有孟子的话：“予私淑诸人也。”如果孟子果真是子上的弟子，他怎会不直接说明？如此看来，孟子是子上的弟子也没有什么可能。

其实，无论孟子是正传还是私淑，这都不影响他在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孟子为了推广儒学观念，他在方方面面下了很大的气力，而他的很多言语也成为了后世的名言警句，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因为《孟子》一书已经成为了儒家的最高经典——《十三经》之一，而他本人也在宋代之后，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的二号人物，而他的思想都集中表现在了《孟子》一书之中。然而该书是他亲撰还是跟弟子合撰者？历史上同样有着较大的争论，甚至有人认为《孟子》一书根本不是出自孟轲之手，而是其弟子搜集他的言论之后，汇集成的这部书。

关于合著这种观点，同样是本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几句话：“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马迁说，孟子跟万章之徒共同撰写了《孟子》这部书。当然，司马迁说的这句话也可以做多解。细品他的这句话，《孟子》一书有可能是孟子和万章之徒各写了一部分，同样，也可以理解为该书是孟子口授而万章之徒做了笔录。

但无论哪种情况，司马迁的话都可以解读为《孟子》一书乃是孟轲跟弟子合著者。而清代的周广业也是这样来解读司马迁的这几句，他在《孟子四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

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则直言：“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而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引用朱熹的话说：“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辑所就也。”朱熹是从文风上做出的判断，他细读了《孟子》一书，感觉到该书的完整性很好，不像是弟子门人拼凑而成者。而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孟子》一书全是出自孟轲之手，他的解读颇为别样：“《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孟子墓

阎若璩把《孟子》一书跟《论语》进行了比较，因为《论语》为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的一部书，这一点没有疑义，所以《论语》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了孔子的容貌，但《孟子》则不同，因为这部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孟子长什么样。这么推论起来，《孟子》一书只能是孟轲自己的作品，因为作者本人不会在书中描写自己的长相。

对《孟子》一书的作者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认为该书乃是孟子的弟子们追述师说而成者，这种结论的依据乃是《孟子》中记载了一些诸侯的谥号。按照惯例，死后才会有谥号，比如说《孟子》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而这“梁惠王”就是谥号。

孟子当然不能跟一个死去的人进行对话，既然书上有了这样的记录，那只能是后人追述而成的文章，而不可能是孟轲自己的作品。宋代的晁公武就秉持这种观点，他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于轲书，则知愈之言非妄发也。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年，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为然。”

余外，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出自孟轲之手，比如罗根泽说：《孟子》一书中出现了很多“孟子”的字样，但古人不会自称为“子”，这只能是弟子们对老师的尊称。

由以上这些证据可知，孟子确实不是孟轲自撰之书，故而杨泽波在《孟子评传》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我认为，《孟子》一书很可能是孟子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事迹不致于失传，从而有意识地师法《论语》，在与万章、公孙丑等讲学过程中，口授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并让弟子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加以整理删定的结果，当然其间也不排除孟子自己写作一部分，以及汇集其他弟子平日所记的可能。”

既然孟子不是子思的弟子，那他为什么有了如此正统的儒学思想呢？他的师承虽然说不清楚，但是他却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孟母三迁”已然成为了教育史上的经典，这个故事来源于《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 复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这位孟母为了让儿子学到好的习惯，竟然连续搬了三次家。看来，那个时代没有限购，这才让他母亲能够随意地搬家。而第三次，他们搬到了学校的旁边，不知那时是否也如当今一样讲究学区房，如果是这样，想来孟母可能也花了一大笔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