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程蟲蟲 載於中讀App

2017年的下半年，我結束了做時尚博主的工作，帶着許多陰鬱且迷茫的情緒，一人住在上海前法租界中心的一間老公房裏。那時我沒有工作，屋子裏堆滿做博主以來積壓的衣服鞋子包包。這些重達一噸的衣服在之後的兩年中使我不斷感到拖累，直到在19年4月底我將其全部送人前，我像是住在一個巨大的，嶄新而精緻的垃圾堆裏。

而當我踏出這個垃圾堆之外，我看見的是寬闊，乾淨的淮海中路，精緻到每一個毛孔都要用細膩粉底填上的薄薄嘴脣的女孩。纖細的腰肢，無論什麼髮型都顯得柔順的頭髮。

那段時間我每天不工作，早上起來以後便與朋友約着喫飯，下午去閒人做閒事的咖啡館，晚上在外面喝酒閒逛，到一兩點還在看得見雲的清澈天空下壓馬路。

我約會了一個男生，他住在北京，而一天在回北京的高鐵上，他給我發信息，讓我去書架上看看。

我走過去，發現我的書中間夾着一本薄薄的書，是黑塞的《悉達多》。

“疲乏就像一道紗幕，一層薄薄的霧氣，慢慢地降臨到悉達多身上，每天都變厚一點，每月都變混一點，每年都變重一點。就像一件新衣服隨着時間變舊，隨着時間失去鮮豔的色彩，出現斑點，出現皺褶，衣邊磨損，有些地方開始出現破綻那樣。”

在黑塞的《悉達多》中，他的眼睛突然被打開，然後可以看見星星月亮和樹一直存在於身邊，卻意識到自己對它們一直忽視。法租界的這些年輕人想必也看見了相似的色澤豔麗的景緻，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在蔡國強的紀錄片中，蔡國強在泉州的時候經常從早到晚都在大自然裏作畫。其實這對於一個從小就生活在農村裏面的人來說，睜開雙眼去感知並不是一種極大的奢侈，就像我們的父母在長大的時候，他們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與自然相處。

法租界的年輕人成天與靜謐的街道，美麗的法國梧桐相處。也許會被外界定義爲是一種優勢，一種有成本的浪費時間。實際上，這裏的大自然都是被規劃好的，這裏的文化都是被規劃好的。那是已經被列入社會層級的文化，而悠閒也是有代價的悠閒。在能買得起奢侈品的時候選擇vintage和原創帆布包，使得在上海法租界的女孩們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耐看和自在。

一 自由人

我的第一個飯友是一個四川小姑娘。我們之前通過工作認識，卻沒交流過幾次。自由人有錢，有時間，也喜歡跟我聊天。聊了幾次，我知道她工作的店是上海新天地的一家還沒開張的日料創意菜餐廳。她是一個自由人，沒有固定的工作，有滿腦子的主意和用不盡的創意，還有一羣去哪裏都可以拉上爲那處地點增色的朋友們。

在日料店，自由人帶我認識了大陳。

大陳大概30多歲，算是一個“前法租界人”，他戴着鴨舌帽，蹦蹦跳跳地去組織和參加各種party。大陳不顧及外界的眼光和社會，他說流利的日語，沒有結婚，手指上塗着五顏六色的指甲油。

掛着從美國買回、裝裱完好的《2001宇宙漫遊》海報的私人影院是餐廳的一處包房。沒有最低消費，任何人都可以來包房裏用餐。據說，前兩天台灣某當紅藝人就在這裏喫了飯。

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自由人讓我去與他們一起品酒。我們坐定，開始討論酒單上的英文翻譯。翻譯是過得去的，就是雞尾酒的質量還需要改進。總體而言，杯子不夠奇特，淘寶上能買到的那種不行。可以用燒杯，化學教室裏的燒杯，也要比普通的玻璃杯好。五原路上那些小酒吧裏層出不窮的新品雞尾酒都是些什麼名字？十個裏面有一個聽起來還可以。不，那我們就要起十個裏面十個都好聽的。

幾輪試酒之後，話題開始從雞尾酒的杯子到名字，再轉向一些八卦的議題。大陳開始有些厭倦了年輕人的挑三揀四，問我們的擇偶標準。

自由人說，她可以選擇去跟有錢的男人約會，她也可以選擇去跟與她年齡相仿的創意人士約會，然而後者就代表了要承擔這些心思細膩時間充裕熱愛drama的男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比如，很可能你就有一天被無聲無息地甩了。他突然開始不回你短信和電話，一點禮貌都沒有。他可能出國了，可能又談戀愛了，就是不會像你希望的一樣——死了。

自由人喝了兩杯，說：不要去有人知道的地方，不要想要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寫在網上。買熱搜？那等於剝了衣服把自己脫給別人看。gossip要在小圈子面傳播才Q彈帶勁。法租界的女孩都很在乎隱私：這件事情是我的，我跟你是有距離的。我站在我自己小世界的中央，有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我的一點點生活，但這就是全部我給你看的——剩下的你可以猜，但是我也不在乎。

二 老闆娘

在一個夏末的午後，我跟同住在淮海中路上的老闆娘出門喝奶茶。走在武康路上，年過三十卻保養得如二十出頭，肌膚吹彈可破的她在路上感嘆：我們這些女孩，不管是住法租界的還是不住在法租界的，都會有年老色衰的一天。那個時候我們可能就不會像現在一樣有這麼多朋友了。所以，她想開一個店。有了一個店，就可以總是把好朋友召集在一起，那就不會孤獨了。

她說開店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想法吧。開店的人，比一般人更加懼怕衰老。

一種比玻尿酸和美圖秀秀更好對抗衰老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讓自己沉浸在工作之中，沉浸在工作和創造帶來的“活在當下”裏，於是住在法租界的在家工作的年輕人有些也是工作狂。他們有做噪音音樂的，有寫作的，有做翻譯的，做花藝的。

其實這些工作與在上海其他地方的工作並沒有很大的區別。只是一種比另外一種更加獨立而已，更需要跟自己和那個座標在烏魯木齊路上的自己在一起。在法租界租房的年輕人把這種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生活的靈感一下滲入工作，工作的緊張感攫取着生活的意義，侵涉着面積30平層高4米的小房間。

在沒有工作的時候，或者說沒有固定的坐班工作的時候，這些年輕人的聚集地就是幾個在晚上看現場的地方。咖啡館和酒吧。在這些地方你總是能夠碰見朋友。朋友的朋友，給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圈點讚的朋友。

人和人的關係如同蜘蛛網一樣，複雜而又簡潔分明。你知道誰住在高安路上，也知道誰住在湖南路上，然後他們中間隔了一個住在黃陂南路的女朋友，還有住在興國路上某一個收集古董的富二代，和跟這個富二代一起合租，或者說合租而不付房租的中年詩人朋友。

就站在路口望着過路的人，走着的，騎車的，中年人，年輕人。你一眼就可以分出來，誰是選擇住在這裏的人，誰是出生在這裏的人，誰是習慣了法國梧桐和小洋房的人，誰原來的家就在街道辦事處樓上。就像她說的一樣，想開一家店來減緩孤獨。孤獨是什麼，老闆娘去花園了，你等半天，她也不會回來。

半年後，老闆娘在烏魯木齊中路上開了自己的店。她的男朋友就在同一條路上工作，兩人一週見兩次。

三 紐約客

我與紐約客的相識，起源於一起讀《悉達多》。

“他覺得，在最近的時日裏，他已嘗夠了痛苦和煩惱，一直至絕望得要死。這樣也好。不然他還會在卡瓦斯瓦密那兒呆很久，賺錢，揮霍錢，填飽肚子，卻讓心靈焦渴難忍。不然他還會在那個溫柔的、軟綿綿的地獄裏住很久，那也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了：那個徹底失望和絕望的時刻，他懸在滾滾流淌的河面上，準備自盡的那個極端的時刻。他感受到了這種絕望，這種極深的厭惡，但是他沒有被壓倒。那隻鳥兒，那快樂的源泉和聲音，依然活躍在他心裏。”

紐約客對於“法租界”這個稱呼是抗拒的。但是她卻沒有辦法離開她在湖南路上的小洋房。

應該是“老早額法租界”這個稱呼。她說，此地已經不是法國人的地方了，此地是阿拉的地方，上海人的地方。

上海人紐約客從美國紐約回來沒有多久，就直接搬到了法租界。工作的時候，她不會去一個咖啡館，而是會去淮海路上的新亞大包裏喫飯，觀察來來往往的人。那是一家本地快餐店，售賣包子和各種碳水食物。從顧客到收銀員大部分都是上海人。

紐約客坐在窗口，看着外面走來走去的人，轉着筆，思考下一篇公衆號文章。這家餐館裏面有中午就戴着耳機的上班族，也有穿着POLO衫，拿着紅米和榮耀的，附近的工人。穿得好的是房地產中介，他們微鼓的小肚子從緊緊的襯衫中間突出來。當然還有來買外賣的實習生。

也有50多歲的上海夫婦來這裏喫獅子頭蓋飯。他們一般聲音不大，小口小口地喝着湯。時而站起來去拿一下醋。也有附近的保安成羣結隊地來喫飯。

在餐館裏的時候，紐約客就是一個人。她注意到這裏的服務生都很用心地在打掃。她們戴着紅色的帽子清理桌子。她喫完飯，就會在被抹布抹乾淨的桌子上讀書寫東西，但是紐約客不會把電腦帶過去。她覺得，那是一個她暗中觀察的地方。

她有時候穿得很花枝招展地走過去，看看大家對她的反應。她是這裏受歡迎而又很不受歡迎的人。她覺得自己就在世界的分界處，坐在窗口，一邊看着對面星巴克裏的人，一邊看旁邊坐着喫飯的民工啃雞腿。

夏天是上海最難熬的時候，冬天都沒有那麼難熬，只要有空調或者暖氣一切都還好說。然而夏天的上海，粘膩的下雨的上海，是最難以忍受的。所以，當雨天一過，一切都變得明朗起來。

在法租界的日子雖然有酒和朋友，紐約客卻仍然感覺孤獨。

四 失業者

歌劇《波西米亞人》中的第一幕發生在一間閣樓上。兩百年前的一個聖誕夜，巴黎拉丁區的一間破舊的閣樓裏，詩人魯道夫和畫家馬爾切洛爲了取暖，決定燒掉魯道夫最新的詩稿。

哲學家柯林抱着一堆舊書推門而來，那是他賣不掉的唯一傢什。三個人圍在微弱的火爐邊一邊取暖，一邊互相取笑。

曾有一個晚上，曠曠也如此收尾了一個夜晚。狂風大作，屋外的閃電如同諸神大戰一般激烈。她的四五個朋友聚集在屋內，放着Billie Holliday，一個晚上看了兩部電影，聽了三張專輯，疊着白白大腿的無業女青年曠曠刷tinder刷走了2000多人。還幹了什麼？

喝掉了幾瓶酒。不，喝掉了一瓶半酒。啊，其中那半瓶等於一瓶。曠曠說。嬌滴滴的。

還幹了什麼？看了幾個脫口秀，給其中一個人找到了百分之五十靠譜的工作，相比起來，這是多麼高效率的晚上。

有人說，這是失業33天啊。

不上班有什麼不好的？我們每天喫喝玩樂。曠曠說。然而她也知道，這樣的生活只是暫時的。

一個朋友在雨中打不到車，一羣人給他發微信，讓他正好買一盒純牛奶過來，我們一羣人好衝調咖啡。他淌着水敲開門，曠曠卻發現咖啡粉沒了。她嬌笑着：有牛奶，沒有咖啡，正好還能喫兩塊巧克力。

有時曠曠一羣人會去亞文化地下室蹦迪，200元門票，穿牛仔褲都不敢進來。什麼李維斯啊都滾出去吧。男生得穿裙子，要日本製造。長髮要燙卷，披肩，漁夫帽戴上頭，鞋子要是露趾運動鞋。要不然就寸頭，耳環，容易撩妹的國潮風。得豁出去，LA風比日本風要難學。要vintageT恤，運動鞋。髒辮基本上是97後的標誌，大臉盤子就別髒辮了。vintage繡花夾克要露着肩膀穿，挎着，露出裏面的純白T恤。T恤上只能有中文日文繁體字最佳不能有英語。鞋越醜越好，越老越好，襪子越高越好。

yo yo yo Shanghai you hear me make some noise.

我覺得，在法租界居住的年輕人們並不是波西米亞人，因爲，波西米亞的生活，顧名思義，是一種吉普賽人的生活，居無定所，非常簡單，並不進入某一種規則和規律。

法租界失業者們的生活誠然有他們自己的運作方式，而且是一種在中國大部分地方都找不到的生活方式。

當法租界的失業者們找到工作時，她們往往要揮別同族，灑下熱淚。馬上就要回到一個殘酷的動物世界裏去了，在那個動物世界裏，下午3點鐘仍然要上班，一抬起頭，看到的是飄霾的天空和門外的高樓大廈。

五 家政阿姨

遊走在一個個法租界女孩之間的不是男孩，而是阿姨。阿姨知道所有人的牀下有什麼，胸罩多少碼，外賣加不加香菜。阿姨騎着電動車飛馳而過烏魯木齊路，月淨收入比任何一個法租界女孩的工資都要高。

給自由人打掃的阿姨今年快五十了，她的臉色表明，她的大好年華早就過去了。而她的穿着則表明，她不在乎大好時光已經過去。很後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三十年前她就曾住在我的這棟樓裏，淮海中路上的中南新村甲2號。

80年代，上海三菱公司一個月是40塊錢。她會告訴我。她也會說，那會兒我就歡喜看書呀。我看張愛玲，看普希金，看卡佛。媽媽說要去上班，找個穩定工作呀，但我可沒有時間穩定工作。那個年代我沒那麼多鈔票，能像你們那樣子拿去度假去環球旅行。但是我要去跳舞的呀。

自由人說她自己纔是真的沒有時間找工作：“我要坐在牀上，敷上面膜，把他發的短信分析一百遍。即使這樣，時間也不能拿去工作。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又不是缺那房租的幾千塊錢！”

工作只會讓一個人變得更醜，而她是不能容忍自己變得更醜的！

但是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審美情趣，一定的生活要求，和一定的理想，她就會被其他人稱爲一個看不懂的“作”女。然而此時，反“作”的可能性已經爲零。她已經犧牲掉了一些，已經選擇了一種生活，就沒有辦法再變回去。變得“不作”，變得“親和”，變得“接地氣”。那並不是一個人能夠接受的退步。

有一天，阿姨在自由人家打掃的時候，我正與自由人躺在一張牀上，看一篇在上海傳播很廣的文章。那文章我的朋友也轉給我看過，是一個30多歲自詡女神和白富美寫的創業經驗，她寫自己的奮鬥史，寫到在外灘的豪華婚禮，寫到愛自己的金髮碧眼的外國老公，並以一種人生贏家的語氣結尾。自由人從枕頭那頭伸出一隻手過來，溫溫軟軟又很堅定地在我身上拍了一下：“喂，咱們倆要30多歲寫這種文章的話，你殺了我，我殺了你。”

與阿姨相熟之後，她與我說，那天她看到這情景，甚是感動。她甚至停下了抹地，偷偷看了眼在牀上笑成一團的我倆。她說啊，她當年也會這樣。

阿姨說，這兩年過來上海做家政，讓家那邊的小姐妹都驚呆了，幹嘛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跑回到上海去。如果她們知道我去上海在做這個，那更要驚得下巴都要掉下來了。我就是想看看你們年輕人哦，每天怎麼過的，看到你們讓我心滿意足。看到小姑娘們每天鶯飛燕語地飄來飄去，眼見是浮華的，然而進到家裏，擦擦地板，洗洗衣服咯，就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了。

就像我做工的這幾個姑娘，她們難以被滿足，因爲滿足無法用白金信用卡換取，還需要更多隱藏在她們破舊的洋樓木地板裏的書卷味和塵土氣。她不會跟你解釋她想要什麼。

阿姨抬起頭來看看我，眼珠流轉，兩片薄脣微微張開，頭稍稍扭開到一邊去：不能說破，說破了就沒有那個味道了呀。

所以你說，像這些法租界女孩，如何去滿足她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複雜極了。你不知道她想要什麼。她想要一種高質量的陪伴，但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男人都給不了她。她們最終想要的，是能跟她們有着一樣掙扎的伴侶，如果她找不到，她會選擇跟一羣女孩子住在一起，住在一個郵政編碼裏。在那裏，她獨特的穿衣風格不會被側目，她的生活方式不會被人稱爲“假清高”和“作”。她可以自由地去度過自己的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在有五十年曆史的公寓裏寫作，插畫，畫畫，選擇不結婚，結婚，存錢或者不存錢。最終，至少在那，當她變得庸俗之時，她還可以讓她的朋友來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