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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嚴重，中共幾乎無法開展有效的活動。中央機關已經暴露的人員開始分批轉移，前往中央蘇區。

王明當然也想離開上海，但他並不願意去“鑽山溝”，在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他開始準備去莫斯科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位置。在臨走前他做出了三項安排來控制國內的中共最高領導層，以確保他纔是今後中共最高領導者的地位（私慾橫流！）。

1. 新組建了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叛徒）、李竹聲（叛徒）、康生、陳雲共 六人組成。並確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爲常委，博古任總負責人。並據此方案報共產國際，10月10日獲批准。這項安排今天看來呈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

張聞天

一、六人全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其中博古、張聞天、李竹聲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好友，是在中山大學的搞派系鬥爭中觀點一致的戰友。尤其是博古在同“立三路線”鬥爭中，和王明聯手。因此這個班子是王明完全信得過的班子。它排除了王明潛在的最大競爭者周恩來，這也是王明的一個主要目的。

二、是這個臨時班子並沒有如以往那般有總書記一職，只有常委和總負責人，這個位置給誰保留可想而知。

2. 王明給博古單獨交代了三條“切記”。這個將是博古和潘漢年以後職業革命道路中的羈絆。

第一條：要盡最大的努力，使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堅持下去。實在難以堅持，再遷往閩贛蘇區，但必須先派人報告共產國際，如遷出上海，同時必須牢牢掌握住中央蘇區，把這塊根據地建成中央的根據地。

第二條：儘量不要召開“五中全會”，不要改變四中全會的選舉結果和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組成人員，要強調四中全會是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並批准的會議結果，必須尊重。情況發展到實在非開“五中全會”不可時，也應提前向共產國際報告召開的理由，經共產國際同意後再開。

第三條：從1932年1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準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共產國際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祕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王明原話）。

由於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完全實行了特務統治，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帶信函文件，只能靠腦子記，用口述傳達，所以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過敵人佈下的情報監控眼線。博古又一次將潘漢年放入了第一人選，認爲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全部才能，王明和博古於是商定了聯絡員爲潘漢年。

3.是要發動羣衆起來同國民黨軍警特務鬥爭，要緊緊依靠上海的工人階級，保護臨時政治局在上海的安全，使臨時政治局能在上海紮根。爲此王明做了二手準備。成立了“江蘇省委破壞 反革命軍隊運動委員會”，調來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擅長於做羣衆工作的帥盂奇(女)任“破反會”書記。這樣內線有陳雲、潘漢年領導的中央特科，外線有帥孟奇的“破反委”，試圖做到“雙保險”，以此來保證臨時政治局的安全。

王明這樣的佈置，終究沒有達到他最好的預期，上海的中央機關還是因爲國民黨特務的嚴密偵查和叛徒的出賣，最終撤入了中央蘇區。

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潘漢年則繼續領導特科留在上海中央分局，繼續與國民黨暗中周旋。

1933年5月14日，左翼著名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潘漢年堂兄）同時被捕 。潘梓年被捕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總編輯，丁玲和潘漢年也有過接觸。爲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李竹聲決定讓潘漢年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工作。

潘梓年

1933年6月中旬，潘漢年到達瑞金。博古十分高興，留潘漢年同宿，細談別後上海的情況。

當時中央紅軍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土改“查田”運動亦取得了勝利，邊貿開展得很活躍， 根據地正在發展，軍隊和地方都很需要幹部。正好前幾天彭德懷向博古提出要給他配個政治幹部，莫斯科的老同學楊尚昆此時願意與彭共事（楊尚昆後來回憶說：“ 彭總是條漢子，爲人坦蕩，與他共事有安全感。 ”）。現在潘漢年來了，正好接楊尚昆的工作，讓楊去紅三軍團任政委，潘漢年接任楊尚昆原來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蘇區宣傳部長，在中宣部部長張聞天領導下工作，這也算潘漢年暫時回到了參加革命工作的老本行。

楊尚昆在戰爭年代

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蘇區軍事上後來的作爲不再贅敘，萬里長征開始前，博古又把潘漢年從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崗位上調回來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同部隊一起轉移，目的就是曾和王明約定的“聯絡員”一事，他需要潘漢年留在身邊，以防派出聯絡王明時不時之需之用。

果然，很快，這樣的事發生了。過湘江的慘痛教訓，促使中共中央召開了偉大的“遵義會議”。 而“遵義會議”的結果，根據當時的原則，必要要報備共產國際，然而，電臺聯繫已經完全中斷。只有人力交通。陳雲和潘漢年被中央選中，作爲中共聯絡代表，前往莫斯科。

遵義會議美術作品

1935年2月上旬，紅軍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雲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時，博古派警衛員去叫潘漢年。博古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全過程，談得很細，要潘漢年仔細記下，並 把周恩來的話也仔仔細細地講了一遍。

着重強調：“現在自己決定交權，讓位給張聞天，並同意會議的決定，重新起用毛。這完全爲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爲了中央的團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自己作爲中央軍事上掌握最終決定權的人，難辭其責。紅軍需要一個有獨特軍事才能的人，來幫助中央，掌握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周恩來行使這個權力，否則‘蒸沙難成飯’。所以我思來想去，也只有同意了。”

博古繼續交待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個印章，交幾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接班，否則即便交了印章，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沒有交出去。所以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來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爲我和王明約定的祕密聯絡員是你，只有你去了，他纔會相信這是我的意願。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把我剛纔講的話，反覆背誦記牢。爲了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已經商量過了，讓陳雲同志也去，由周恩來把我昨天說的意見告訴他。但兩人要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彙報以你爲主，陳去補充。”

博古和潘漢年，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最後，兩人都流淚了。（未完待續）